至今“活著”的奇跡：大運河的生命力從何而來？

作為世界上建造時間最早、使用最久、空間跨度最大的人工運河，中國大運河由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和浙東運河組成。秦漢時期為建立“大一統”國家，掀起了大運河建設的第一次高潮，越王勾踐開鑿山陰故水道，成為浙東運河的前身。隋唐大運河始建于公元605年，隋煬帝修通濟渠，開永濟渠，此后南北“運漕商旅，往來不絕”。元朝時，隋唐大運河被截彎取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開鑿濟州河和會通河，又修建通惠河直達積水潭，全長約1800公里的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

京杭大運河是古代水利事業的一項奇跡，它溝通了南北，融通了中外，也串起了古今。它是維系“大一統”的政治紐帶，體現治理智慧的制度遺產，打通全國性市場網絡的經濟動脈，促進思想藝術交流的文化長廊，也是蘊含著深厚情感與集體記憶的中華文化符號。

政治紐帶

京杭大運河連接起黃河、長江、淮河、錢塘江、海河等水系，形成貫穿南北的大水運網。物理空間的連通，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

▲淮安船閘（無人機照片）。新華社發（曹政攝）

大業元年至四年（605年—608年），隋煬帝征發數百萬民夫，開鑿通濟渠、邗溝、永濟渠，形成以洛陽為中心、東北至涿郡、東南至余杭的運河體系，全長約2700公里。漕運是中國古代通過水道轉運糧食（漕糧）的制度，以運河為基礎，建立龐大而復雜的漕運體系，將各地物資源源不斷輸往都城所在地。據《隋書》記載，運河開通后，“商旅往返，船乘不絕”。唐開元年間，宰相裴耀卿推行分段運輸法，每年漕運糧食達兩三百萬石，天寶年間最高達四百萬石。處于長江與運河十字路口的揚州，崛起為國際性都市。

兩宋時期，財政保障、軍事安全、統治秩序維持等立國之計，都極其依賴運河。汴河，是隋唐大運河的重要一環，是北宋時期通往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的黃金水道，幾乎供給整個京城的物資需求。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汴河每年漕運江淮糧米最高達六百萬石。淳化二年（991年），汴河決堤，宋太宗說：“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北宋詞人周邦彥在《汴都賦》中描繪汴河船運之繁忙：“于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谷財帛，歲時常調，舳艫相銜，千里不絕。越舲吳艚，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楫。”

元初，為了便利南糧北運，元世祖忽必烈令人開鑿濟州河和會通河，又修建通惠河，與原有運河連通，使糧船可以從杭州直通大都（今北京），大大縮短了從杭州到北京的航程。元朝還開辟了規模空前的海運航線。這些舉措，對元朝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清時期，漕運制度趨于完備，形成了完整的體系。明景泰年間，設漕運總督，駐節江蘇淮安。其職責包括漕糧的收繳、運送、檢驗，漕船的修理、檢查等，以確保漕運暢通。清朝沿襲明制，設總督漕運部院，是漕運事務最高管理機構，每年南方通過運河運往北京的漕糧達四百萬石之多，漕運收入一度占清政府財政收入的大部分。

智慧結晶

大運河的開鑿、維護與管理，是一項復雜的超級工程，體現了卓越的技術水平、管理智慧與協作能力。

元初，由于沒有合適水源，京杭大運河無法直通京城，只能到通州。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朝重新成立都水監，正式啟動開通通州到大都這一段的運河工程，郭守敬主管都水監、負責運河工程。他以白浮泉等泉水為源，沿途鑿河進京，中間以翁山泊等湖泊調蓄，形成具有完善水量調蓄與調節功能的水源工程。至元三十年（1293年），通惠河建成，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

▲2024年6月10日，市民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京杭大運河岸邊觀看賽龍舟。新華社記者 鞠煥宗 攝

明永樂九年（1411年），工部尚書宋禮受命疏浚大運河。他采納民間水利專家白英“引汶濟運”的建議，在大汶河下游戴村一帶攔河筑壩，另鑿小汶河引汶水南下，至南旺運河制高點精準分水南北，破解了運河水源匱乏的難題。南旺分水樞紐被譽為“北方都江堰”，是整個京杭大運河上最具科技價值的節點之一。在南旺南北近150公里的會通河段上，設有38座水閘，如同水上“階梯”，實現了對全線水位的精準人工控制，確保了南北漕運數百年的暢通。

明清時期，朝廷設河道總督分管不同河段。治河實踐中，明代潘季馴提出“束水攻沙”“蓄清刷黃”方案，通過筑堤束窄河道，提高流速，沖刷泥沙。清康熙年間，治河專家靳輔、陳潢開創性地提出“引黃濟運”，引黃河之水入運河，加強運河的水勢，提高運河通航能力。他們帶領民夫數十萬，在清口開鑿一條中河，既減少了入黃里程，也降低了航行風險。

經濟動脈

大運河不僅是漕運通道，也是縱貫南北的商貿黃金水道。它大幅降低了跨區域運輸成本，促進南方稻米、絲綢、茶葉與北方棉花、豆類、鐵器等物資大規模雙向流通，是連通全國貿易網絡的重要載體。淮安、濟寧、臨清、滄州、通州等眾多城鎮因運河而興、因運河而盛，形成了大運河城市帶和經濟帶。

唐中期以后，漕船上開始附載私貨進行交易。《宋會要》載，官府允許漕船每艘隨船攜帶“回貨”十成。明清時期，民間貿易遠超官運規模。明萬歷年間，臨清運河鈔關稅銀達八萬余兩，居全國之首。清乾隆年間，淮安關一年稅收高達六十萬兩。數以萬計的商船在大運河上日夜穿梭，構成了繁忙的運河貿易圖景。

▲江蘇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和古運河相映成趣（2023年6月14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季春鵬 攝

大運河催生了全國性商幫網絡。例如，徽商、晉商是明清時期著名商幫。徽商以揚州為中心，依托運河經營兩淮鹽業。明中期以后，徽商每年運銷淮鹽一百六十余萬引（舊時各鹽區官鹽運售的額數），占據食鹽供應市場的極大份額。晉商則借運河將南方茶葉運往北方。清乾隆年間，晉商常萬達在武夷山購茶，沿運河運至張家口，再轉運至中俄邊境恰克圖，每年出口俄國茶葉數萬箱，書寫了“萬里茶道”的精彩篇章。

大運河還促進了區域專業分工。在明代，蘇州作為全國最大絲織業中心之一，有織機萬余張，年產絲綢數十萬匹，大多沿運河銷售。松江棉布年產數千萬匹，沿運河遠銷全國各地。景德鎮御窯廠制成的瓷器，一部分沿著京杭大運河一路北上運到北京，成為皇家御用之物。此外，山東、河南的棉花、大豆，河北的鐵器、皮貨等貨物沿運河運往南方。這種南匠北料、南貨北銷的格局，使各地實現了經濟上高度互補。

明代張瀚沿運河旅行，看到“江淮以南，百貨輻輳，舳艫相接”，感慨“天下之人皆利于漕渠”（《松窗夢語》）。清代詩人謝重輝在《運河行》中寫道：“南船載米來，北船載布去。兩岸市聲喧，共此一條路。”這種由市場編織成的共同利益，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奠定了穩固的物質基礎。

文化走廊

大運河是一條流動的文化走廊，推動南北各地文化交流互鑒、創新發展。以戲曲為例，明萬歷年間，昆曲戲班沿大運河北上，進入北京。《舊京遺事》記載，“今京師所尚戲曲，一以昆腔為貴”。清康熙年間，昆曲發展達到鼎盛時期。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徽班“三慶班”沿大運河北上進京，此后“四喜”“春臺”“和春”也相繼進京。徽漢昆梆諸腔在京師融匯，促成了京劇的誕生，這正是大運河促進各地藝術文化交流融合、創新發展的縮影。

▲位于北京市通州區的大運河文化旅游景區一角（資料圖）。新華社發（常鳴 攝）

大運河促進了文學傳播。唐代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曾沿大運河游歷。李白的《丁督護歌》以“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描寫運河纖夫在炎熱的季節里拖船的勞苦情景。杜甫的《解悶》以“商胡離別下揚州”，體現出揚州是四方商賈云集之地。宋代柳永在《雨霖鈴》中描繪的“楊柳岸，曉風殘月”，成為運河沿岸的經典意象。元雜劇通過大運河沿線書坊刊刻、戲班演出，迅速傳遍大江南北。明清小說中，《金瓶梅》故事背景地清河縣，即以運河沿岸的城市臨清為原型；《紅樓夢》中，林黛玉“拋父進京都”，走的正是運河水道，這一細節成為南北文化交匯的文學隱喻。

大運河還促進了民間信仰深層次融合。媽祖本是福建地方海神。元代定都北京后，漕糧的海運和河運并行，媽祖被朝廷封為“天妃”。元代王敬方在《褒封水仙記》中寫道：“國朝漕運，為事最重，故南海諸神，有功于漕運者皆得祀。惟天妃功大號尊，在祀最貴。”江蘇淮安的惠濟祠、天津的天后宮、北京通州的媽祖廟，均為漕運水手、商人集資修建。

物換星移，如今的大運河重煥光彩。2014年，中國大運河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國家出臺大運河文化帶規劃，建設國家文化公園。千年大運河進入新的生命周期，不斷催生新的產業形態，不斷拓展新的發展空間，不斷創造美好生活，繼續為沿岸人民造福。河水湯湯，大運河串連起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為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鋪陳出富有詩意的美好圖景。

（作者單位：常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監制 |肖靜芳

統籌 |安寧寧

編輯 |牛銳 海寧

制作 |胡曉蝶

來源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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