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日本不會出現“因病致貧”的問題

昨天的“靜說日本”公眾號，引用日本最權威的財富調查機構——野村綜合研究所的調查報告，寫了一篇《這么算下來，日本人其實比中國人富裕不到哪里去》。根據野村的調查，得出一個結論，一百個日本家庭里，能稱得上“有錢人”的，不過寥寥三戶。純金融資產超過5億日元（約合2120萬元）的“超富裕層”，在日本全國家庭總數中，也只占比0.21%。

看到這一數字，很自然地會想到“日本人，其實比我們中國人富裕不到哪里去”。

針對這一篇文章，后臺留言多達320多條，大家的意見紛紜，多數的疑問是：既然日本人并沒有想象中的富裕，為什么看上去還過得安逸與體面？

其實，這個答案并不藏在財富本身，而藏在一套運轉有序、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里。以下這六張“安全網”，讓普通的日本人即便口袋里沒有多少余錢，內心深處卻能保持一份篤定與從容。

第一張網：養老金

日本實行全國城鄉統一的公共養老金制度，分為“國民年金”與“厚生年金”兩個層級。“國民年金”覆蓋所有20至60歲的居民，“厚生年金”則針對在職的公司職員和公務員。按照現行標準，正常繳納養老基金的一對夫婦，退休后每月可領取的養老金合計約在20至25萬日元之間，折合人民幣大約8500至10600元。

這筆錢在東京算不上寬裕，但在日本眾多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足以維持一個體面的晚年生活。有了這筆錢，老人們不必把畢生積蓄攥在手里以備不時之需，也不必靠子女養老。這種確定性，本身就是一種財富。

第二張網：全民醫保

日本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覆蓋了全體在日居住者，包括外國人。看病時，患者通常只需自付30%的醫療費用，其余70%由保險承擔，這與其他國家的醫保制度基本相同。對于70歲以上的老人，自付比例進一步降至10%至20%。

但日本的醫保與別國不同的是，凡是日本政府批準可用于臨床治療的所有藥品（目前約為2萬3000余種），包括單價高達5000萬日元（約211萬元人民幣）一支的進口藥，均適用于醫保。所以，在日本醫院里，沒有“自費藥”，均按照個人承擔30%的醫保標準治療。而且住院病人的陪護均有護士承擔，護理費也歸屬于“治療費”的范疇內，因此病人和家屬沒有“護工費”之類的額外支出。

真因為如此，日本社會不會出現因為“舍不得花錢”而拖延就醫的問題。醫療上的“敢看病”，本質上是對生命尊嚴的一種保護。

第三張網：大病救濟

即便有了基礎醫保，大病依然可能拖垮一個普通家庭。日本的“高額療養費制度”（大病救濟制度）正是為此設計。簡單說，每個月個人實際承擔的醫療費用，根據收入有一個上限，超出部分由醫保全額報銷。

2026年，包括臨時工在內的日本勞動者的平均年收入，是460萬日元（約19.5萬元人民幣）。這就意味著，每月的醫藥費個人最多只需要承擔4萬日元（約1700元人民幣），超出部分，不管是幾個億，均由醫保全額支付，無需個人承擔。即使年收入達到1000萬日元（約42萬元人民幣），個人也每月只需封頂繳納10萬日元（約4200元人民幣）。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一位癌癥患者，從檢查發現癌癥到完成手術，整個醫療過程，個人平均承擔的醫療費只需要29萬日元（約1萬2300元人民幣）。

因此在日本，“因病致貧”的情況極為罕見。人們不會因為查出了癌癥就賣房賣地，這種保障讓整個社會的焦慮程度大幅降低。

第四張網：失業救濟

日本的雇用保險制度，要求所有雇主為員工繳納失業保險。一旦失業，勞動者可以領取“失業給付金”，金額約為離職前工資的50%至80%，領取期限通常在90天至360天之間，視年齡和工齡而定。

這意味著，即便突然失去工作，日本人并不會立刻陷入“下個月房租怎么辦”的恐慌。他們可以從容地尋找新工作，接受免費的職業再培訓，而不是迫于生計匆忙接受任何一份將就的差事。失業不等于絕境，這一點在心理上的意義，遠超數字本身。

第五張網：生育與兒童保障

日本當前面臨嚴峻的少子化危機，政府為此持續加碼生育支持政策。目前，每生育一個孩子可獲得約50萬日元（約2.1萬元人民幣）的“出產育兒補助金”。0至18歲兒童每月可領取1.5萬日元（約635元人民幣）的“兒童手當”（奶粉錢）。初中生以下兒童實行免費醫療，東京都等一些富裕地區，更是將免費醫療的尺度放大到高中畢業（18歲）。

更重要的是義務教育階段的費用結構。日本的公立小學和初中完全免費，教科書由國家負擔，部分地區甚至提供免費午餐。養一個孩子的基礎成本，遠比許多中國家長想象中要低。生育的經濟壓力相對可控，也是部分年輕家庭敢于結婚生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五張網，也完全覆蓋在日本合法生活與工作的外國人。

第六張網：低收入家庭保障

日本有一套名為“生活保護”的制度，專門針對收入和資產低于一定標準的家庭。符合條件者，可向地方政府申請生活補助，金額因地區和家庭構成而異，但基本足以覆蓋住房、餐飲與醫療等基本支出。此外，家庭年收入在280萬日元（約11.86萬元人民幣）以下的低收入家庭，還可享受住房補貼、水電費減免、子女就學補助等一系列配套政策。

這套制度的存在，讓“赤貧”在日本成為一種可以被托住的狀態，而非無底深淵。它未必能讓人活得富足，但至少保證了一個人不會因為一次意外、一場重病、一次失業就徹底跌落社會的底層。

一位日本人跟我說過一句話：“我們賺的錢，可能沒有別國人多，但我們不需要為‘萬一’去拼命攢錢。”

這句話道出了問題的本質。許多人賺錢存錢，是為了預防“萬一”——萬一生病，萬一失業，萬一老了沒人管，萬一孩子讀書要花一大筆錢。這種憂患意識本是美德，但當它變成一種全社會性的焦慮。

日本人的安逸，不來自他們的富有，而來自他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有了一個相對可靠的答案。那六張保障網，編織起來的不只是福利，更是一種讓人可以放下戒備、稍微喘口氣的社會信任。

這，或許是日本人看上去還顯得安逸與體面的內涵，也是許多外國人想潤在日本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