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農民當家作主怎活出了卑微感？孫玉良：主人翁思維是爭取來的

文︱孫玉良

從憲法條文的字面意義上看，工人和農民毫無疑問是國家的主人。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國家領導人也反復強調，“工人階級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體現出來”。然而，與這種法理層面的尊崇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現實中相當一部分工人和農民心中揮之不去的卑微感。

為什么明明當家作主的人，卻活出了委身于人的味道？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主題是“退休后享受生活還是再就業？農民的悲哀是：干不動了就等死”。這不是聳人聽聞的話術，而是殘酷的真實。人分三六九等，最苦的一種是農民，以及雖是非農業戶口，但沒有能力給自己買保險的人。這些人年輕時和別人也沒什么兩樣，但六十以后，別人都在享受退休生活的時候，他們不得不繼續為生活而奔波。所謂農民的退休金，不過一個月百十元的樣子，和沒有差不多。農民的養老，靠的是兒女。

我看多了農村里的老人，啥也干不動了，幾個老人蹲在墻角，瞇著眼睛，享受著太陽的沐浴。只有太陽光是無私的，溫暖的，大自然賜予的春風，全是免費的。看到他們，就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人到了這個時候，生命價值何在？陳佩斯有一句建議是給打工人的，只有三個字：“咬牙過”。實際上底層勞動者都在“咬牙過”。陳佩斯曾經回憶自己當農民的日子，“數錢的時候，才發現當農民比演小品難多了”，戲謔背后是無數個烈日下揮汗如雨的白天。

再看那些民營企業里的工人。經濟形勢不好，企業倒閉的多，工人下崗的多，競爭相當激烈。別說四小時勞動日了，八小時工作日也實現不了。為了討好老板，主動加班不要加班費的比比皆是。保住飯碗就是勝利，失業的痛苦只有失業人自己知道。尤其對于那些有房貸、車貸以及各種負債的人來說，失業代表著絕望。這樣的工人在流水線上埋頭勞作時，哪里還能想起自己也是國家的主人？

卑微感不是憑空產生的，它來自實實在在的生存壓力，來自社會評價體系中的落差。在社會轉型和階層分化過程中，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的社會政治地位并未發生根本改變，但在社會評價體系和自我獲益度認定上卻都呈現出邊緣化趨勢。有一個很扎心的發現：社科院調研表明，近五年里經常刷短視頻的底層群體，焦慮感比不刷的人高37%——“你拼盡全力搬磚，起早貪黑地干，回頭發現，自己的終點，不過是別人的起點?！边@種看得見摸不著的落差，最磨人。

我在抖音上看到那些短片，里面充滿對富人的崇拜，對窮人的為難。富人動輒千億、萬億，接受他人的跪拜；窮人遭人鄙視、為難，動不動給富人跪下。當整個社會的文化風向都在鼓吹財富至上，那些在田間地頭辛苦勞作、在流水線上日夜加班的勞動者，又怎能不感到自己卑微？

主人翁地位、主人翁意識，從來不是靠恩賜得來的。民主與自由、法制與平等，這些最基本的人權都是爭來的，主人翁思維，同樣是在現實生活的博弈中自己掙出來的。我自己就生活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深知一個道理：工人階級是主人翁，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種必須用實際行動來踐行的承諾。當年偉人與黃炎培在延安窯洞里的那番對話，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要跳出歷史周期律，唯一的方法就是民主，就是“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主人翁思維不是等來的，是爭來的。體現在哪？體現在每一個普通勞動者主動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行動中，體現在從不敢說話到敢于發聲的那一步跨越中。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為勞苦大眾的權益而奔走呼號，有人提出“五一宣言”，爭取四小時工作日取代八小時工作日。有人冒著風險也要為自己的工傷討個說法，有人扛著壓力也要為自己的低薪爭一個公道。他們不再把“國家的主人”當成掛在墻上的一張獎狀，而是真正把自己當成了有權利、有尊嚴的主體。這種意識一旦在無數普通勞動者心中扎根，便足以重塑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權力格局，讓人民從被動的“治下之民”轉變為主動的“國家主人”。

1849年，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寫下他對工人階級的歷史期待：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170多年后的今天，這個真理依然不過時。主人翁的地位之所以要“體現出來”，恰恰是因為它還沒有被充分體現。我們要做的，不是坐等別人把“主人”的身份遞到手里，而是用自己的雙手、自己的聲音、自己的行動，去爭回那份本該屬于自己的尊嚴。

工人和農民，應該是這個國家最有力的脊梁，新中國就是靠億萬工農的血汗站起來、富起來的。今天，他們不應在社會的角落里嘗遍辛酸、低頭不語。真正的主人翁思維，是從每一份合理討薪的堅持里長出來的，是從每一句對不公的抗爭中喊出來的，是從每一個面對權貴時不卑不亢的普通勞動者身上體現出來的。不要追問“誰偷走了我的主人翁身份”，而是要問問自己：你為自己爭取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