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沖浪，素昧平生的仇人怎么越來越多？

《無可奈何》

不知你是否也有同樣的感覺，如今網上沖浪越來越累了。激烈情緒遍布各個話題，大到美伊戰爭、彩禮爭議、性別平等，小到電影評價、豆花是甜是咸等話題，沒有什么是不能吵起來的。明明只是刷會兒手機，卻像是受了一身剮似的，讓人感到疲憊。

為什么會這樣？我們的表達為什么會越來越極端？溫和理性的聲音為什么越來越少了？

在《看懂傳播：在信息洪流中重獲判斷力》一書中，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劉海龍從“算法技術”與“群體極化”之間的關系出發，為我們剖析了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

算法制造的繭房和回音壁，讓我們每一個無關痛癢的選擇，逐步放大為一種堅定不移的“正確”。當我們隨手點開一個視頻，下次看見的是更多相似的內容，點贊一個帖子，慢慢地聽到的全是同一種聲音時，彼此的鼓勵和共振，容易讓猶豫的觀點變得堅定，堅定的觀點變得更激烈。

于是，一種不自知的“群體極化”現象就發生了。

在劉海龍看來，要走出這種困境，并不是簡單地拒絕算法技術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培養面對差異的能力，承認這個世界并不總是按照我們的經驗和立場展開，在差異和不適之中，保留理解他人的可能。

下文摘自《看懂傳播：在信息洪流中重獲判斷力》

劉海龍 著

01

為何相似的人越來越相似？

技術的發展，自媒體和推薦算法出現后，信息的過濾開始有了機器的參與，這讓我們進一步生活在一個沒有分歧與沖突的舒適的信息環境中，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同溫層”。

但是另一方面，近幾年似乎網絡上講理的人越來越少，只要碰到意見不同的人，好像就氣不打一處來，忍不住惡語相加。

一面是同溫層，一面是話不投機，一點就著，這兩種現象看似不相關，其實它們之間卻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系——這就是信息繭房與觀點極化的關系。

什么是信息繭房？顧名思義，就是我們自己制造了一個由與我們觀點一致的信息所組成的封閉信息環境，這就像蠶作繭自縛，讓人無法接觸到真實的世界。

《隱私大盜》

這個概念最早是由美國法學家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提出來的，他在2006年出版的《信息烏托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里，把信息繭房明確定義為一個信息宇宙，在這個宇宙里，我們只聽我們選擇的和讓我們舒適和愉快的東西。

其實這個觀點在他2001年出版的《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里已經有所涉及，他提到了尼葛洛龐蒂（Nicholas Negroponte）在《數字化生存》中的一個概念，也就是“我的日報”。桑斯坦認為，“我的日報”看上去實現了個性化的選擇，但這種只關注自己興趣話題的媒介，最后會使個人視野受到限制。

桑斯坦的這個觀點，在其他領域也有相應的佐證。比如，在亞馬遜網站最早得到應用的推薦算法，就是一種機器協同過濾的機制，這種機制會先把那些買了同一本書的人放到一個筐里，然后再將他們彼此各自購買的不同書籍推給這個筐里的其他人，因為同一個筐里的人，很可能具有相同的興趣和品位。

對于這樣一種過濾機制，相信今天的我們已經不會感到陌生，并且我們已經親身體驗到了由此帶來的結果，那就是相似的人正在變得越來越相似，對于同一圈層的人來說，信息環境正在變得越來越單一，持同一立場的人的觀點也在變得越來越極端。

雖然中國人比較熟悉信息繭房，但是在西方，人們更熟悉的是一個與之非常類似的概念——“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

所謂回聲室，指的就是這樣具有排他性的信息環境，在這個案例里，那些極端的保守派媒體就是一個又一個的回音室，在這些回音室里，受眾聽到的只是同樣的聲音或者這些聲音的回聲。

當然，賈米森等人在調查中也發現，接觸CNN、NPR 這類自由派媒體的受眾也表現出與保守派受眾類似的行為模式。

這種現象在西方還有一個類似的說法——“過濾泡”（Filter Bubble）。這是2011年3月，互聯網活動家和作家帕里澤（Eli Pariser）在TED 的一次演講中提出的。他當時以谷歌為例，說谷歌的搜索引擎和社交媒體的推薦算法，會把我們困在一個彼此不相溝通的“泡泡”里。

《黑鏡》

帕里澤認為，過濾泡的危害除了會讓用戶孤立和隔絕外，更重要的是，這些過濾泡是不可見的，用戶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接觸的信息越來越單一，還以為這是世界的客觀呈現。

同時這些過濾泡的背后是算法和程序代碼，這讓用戶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拒絕。所以我們在使用這些網絡時，幾乎等同于被迫接受了這些算法規則，根本沒有協商余地。

過濾泡的危害在于我們是在不知情中被悄悄影響的。如果察覺不到過濾泡的存在，我們的注意力很容易崩潰，只關注重復的信息。同時由于接觸不到多元的信息，我們的思維也會變得越來越單一，這會限制我們創造性思維的發揮，長此以往，就會影響社會的發展。

02

算法如何影響我們的認知？

不論使用哪種概念，這些觀點都指向了同一個問題：人工的信息選擇與算法的信息選擇，究竟會對個人和社會分別產生什么影響？

這里面涉及兩個過濾機制，一個是信息接收者主動的信息選擇，另一個是使用者不可控的、機器算法的信息過濾，后者對使用者而言，是一種被動的選擇。

前面討論說服時提到，人存在著一種追求協調一致的動機。因此第一種選擇很好理解，用戶會不自覺地在信息接觸中，傾向選擇那些感覺上與自己觀點一致的信源或信息。

并且，除了選擇性接觸，我們還會存在選擇性理解，也就是只選取與自己一致的方式來解讀信息。同時我們還選擇性接受，也就是接受那些與自己一致的信息，否定和忘記那些與自己不一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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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從人內部的一致性動機來解釋人的選擇方式。除了一致性的動機外，對外的趨同動機也會導致人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這就是中國人所說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比如基于地理因素的同鄉、基于組織身份的同事、基于血緣關系的家族等，相似的人會聚在一起。趨同性會使我們更愿意接觸那些與自己相似的人，接受那些與我們相同的觀點。

這種趨同性與一致性，在今天的媒介環境里得到了強化，它可以用來解釋我們的第二種被動選擇。

過去在大眾傳播時代，雖然個人具有選擇性，但是整個信息環境仍然會迫使人們接觸自己不感興趣的，甚至反感的內容，這是一件讓我們感到難受或痛苦的事情。而今天，用哲學家韓炳哲的話說，在“點贊社會”或“妥協社會”中，各種商業平臺不斷開發新算法，迎合消費者的需求，預先對信息過濾，回避掉那些讓我們感到不舒服的信息，這是平臺工作的重要環節。

不過，外部多元性存在一個問題，它實際上對信息消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在外部多元的媒體環境下，受眾必須突破自己的舒適區，要自行“博采眾家之長”，才能得到一個相對理性的判斷。

對于普通人來說，這個要求可能太高了。大部分人基于趨同性和一致性，并在算法機制的影響下，基本上都會慢慢進入一種個人定制的模式。在個人定制的名義下，公民被算法限制在自己的舒適區，長此以往，這個群體的人只聽得到與自己一致的意見，覺得自己無比正確，以為全天下人都認同自己的意見。

現實的情況又有所不同，不是從內部多元主義走向外部多元主義，而是從一元主義走向部分的外部多元主義。在過去的大眾媒體時代，媒體都由政府機關主辦，基本只有一個主導的聲音。隨著新技術發展，傳播主體變得多樣化，盡管在基本立場上仍然保持統一，但在某些局部出現了不同的聲音，甚至會產生群體極化現象。

03

群體極化的危害

外部多元性會帶來什么危害？

整體上來看，被提及最多的危害就是群體的觀點會變得越來越極端，從而出現群體極化的社會現象。

群體極化既是一個社會心理學概念，也是一個政治學概念。在社會心理學里，它指的是一個群體在經過討論之后，觀點會向著某個方向偏移，表現得更極端化或激進。

比如在群體決策時，極化的群體會比分散的個人在決策表現上更冒險或更謹慎。比如在“是否入侵古巴豬灣（Bay of Pigs）”這個問題上，肯尼迪政府集體討論后就得出了一個冒險的決定。這是決策中群體極化的“冒險性偏移”現象。

在政治學里，群體極化的第一個含義，也是日常表達中經常提到的，即群體的觀點兩極分化。第二個含義和社會心理學之下的相似，指的是群體觀點的同質化。

《華爾街之狼》

也就是說，群體極化既指一個觀點相似的群體內部，因為聽不到不同意見，所以觀點會在一個方向上變得越來越偏激；同時也指持不同意見的群體互相辯論時，在對方的刺激之下，觀點變得越來越極端。我們在生活中也會遇到這種情況，每當爭執不下，一旦破防，自己的觀點就會變得越來越極端。

不過，也有研究發現，當持不同意見的群體相遇時，既有可能極化，也有可能去極化。但如果兩方平時只能接觸到與自己相同的信息，就會覺得對方不可理喻，很難冷靜、理性地考慮對方觀點中的正確部分。在政治上，這種情況則體現為不寬容、社會撕裂等問題。

以上就是帕里澤認為的，過濾泡對創造性思維的三個負面影響，簡而言之就是，如果一個人或一個國家接觸的信息越來越單一，缺乏多元信息和反面意見的刺激，那么他的創造性思維也會萎縮。

桑斯坦較早提出了“信息繭房會導致網絡極化”，他的解決方案就是接觸多元的信息。他認為像大眾傳播那樣的信息偶遇，就會大大減少網絡極化現象。

美國社會學家克里斯· 貝爾（Christopher Bail）做了一個實地實驗。他顛倒了回聲室效應的研究條件，不是去考察社交媒體對極化的促進，而是把人放到一個存在對立觀點的環境中，看他們是否會變得更加不極化。

具體的做法就是招募被研究者，讓其關注一個與自己政治立場（民主黨或共和黨）相反的推特賬號。在一個月里，這個賬號每天轉發24條政治信息（最初幾天只轉發非政治內容的自然圖片，目的是掩蓋真實的研究意圖）。

研究發現，用戶在日常使用社交媒體，接觸到對立觀點后，不但沒有因此而反思、修正自己的觀點，反而會讓原本的政治立場更加極端。這說明，雖然社交媒體會促進極化，但是并不需要經過回聲室效應這個中介變量，哪怕用戶接觸多元的信息，仍會產生極化，所以極化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信息繭房。只是簡單地打破回聲室，并不能有效地抑制極化現象。

04

社交媒體如何扭曲認知?

為什么在社交媒體上，即使打破回聲室，仍會導致政治立場極化呢？貝爾提出了一個“棱鏡”比喻。他認為，社交媒體并不是一面如實反映世界的鏡子，而是一個會扭曲用戶對自我和他人認知的棱鏡。這種扭曲會讓用戶形成錯誤的自我身份和虛假的極化意識，變得越來越極端。

首先，社交媒體的棱鏡會扭曲用戶的自我身份。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認為，個體的身份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展演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貝爾在深度訪談中發現，社交媒體起到了用戶監測他人評價自我的作用，用戶會在社交媒體上呈現不同身份，然后根據他人的反饋，再修正自己的身份。

具體來說，當用戶在社交媒體上遭遇不同觀點時，反而會強化自己原來的政治身份，為了捍衛自己的立場，會變得更加極端。這就是社交媒體棱鏡的第一重扭曲：扭曲了對自我的看法。

《不要抬頭》

同時，社交媒體的棱鏡還會讓人錯誤地認識他人。大家在網上經常會遇到一些立場極端的“噴子”（troll），他們就是那種觀點極端、到處挑逗、污言穢語的人，是那些你和他講道理、他和你耍流氓的人。

貝爾發現他的訪談對象中，有些社會邊緣人和“鍵盤俠”，在現實生活中非常普通，甚至不起眼，但他們到了網上則變得非常激進好斗，通過社交媒體發泄自己的情緒，引起關注。他們的目的不是表達或尋求共識，而是想制造混亂。他們甚至連自己同一陣營的溫和派也不放過。

越是遇到相反的觀點，他們就越斗志昂揚，變得更極端。同時他們還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自己的同類，相互關注，形成一個小圈子，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相互傳遞虛假信息，變得越來越極端。

這些噴子會讓極端觀點正常化。當社交媒體上的表達形成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慣例后，大家慢慢也降低了對這些極端言論的敏感。大家有沒有感覺到，這些年我們用來表達自己政治立場和感情的詞匯，變得越來越單調和極端？

渣男、撈女、鳳凰男、綠茶、粉紅、公知、賣國、精日……這些概念讓我們的世界觀變得簡單和極端，看不到現實的復雜性。在討論中一旦使用這些標簽，就會讓彼此言論和立場極端化。

同時溫和派在看到上述噴子的極端言論后，還會產生錯誤認知，認為社會的分歧十分巨大，感受到很多的壓力。甚至他們在發言后，有時會遭遇極端噴子的攻擊，最后被迫沉默。

這會導致溫和派產生“虛假政治極化”的感知，夸大現實中觀點的分歧與對立程度。這就是社交媒體棱鏡的第二重扭曲：它扭曲了用戶對其他群體的感知。

溫和派越是沉默，極端的聲音就越放肆，這種不斷擴散的壓力就形成了著名的“沉默的螺旋”。反過來，這又強化了人們對現實中極化嚴重的認知，要么自己變得更加極端，要么變得沉默，形成了極端主義的反饋循環。

貝爾提醒我們，走出信息繭房未必就會減少極化，相反，在社交媒體上接觸對立的信息也會導致意見極化。除了擺脫接觸單一信息外，還要對社交媒體本身進行有效治理。

《不要抬頭》

對社會而言，信息繭房不一定是導致群體極化的必要條件，但對個人而言，信息繭房的危害顯而易見。如果希望盡可能避免信息繭房及其不良影響，首先就是要走出自己的舒適區，多接觸多元的信息。

就像韓炳哲說的，社交媒體的算法讓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點贊的社會中，這會使我們越來越狹隘。我們要意識到，除了點贊外，痛苦也是把社會連接在一起的紐帶。讓我們痛苦的信息，可能對我們來說反而是非常重要的。

從傳播的角度來說，雅各布斯其實在提示我們，增加不期而遇的機會，也是一種從社會結構層面破除信息繭房的方法。這可能也是傳統大眾媒介的優勢。我們除了接觸社交媒體外，每天可以用一定的時間閱讀有公信力的傳統媒體的內容（比如看電子版），全面了解世界的整體情況。

同時抓住機會，多和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和階層的朋友線下聊天（比如過年返鄉就是一個好機會），這也是一個開拓自己視野的方法。還可以多閱讀紀實類、非虛構類、政治和歷史等領域的書籍，這也可以幫助我們從多個維度思考今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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