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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3860
2026年5月30日凌晨,上海市徐匯區某幼兒園31歲男幼師王某卿離家后失聯。
次日,警方在其住所附近水域發現遺體,確認死因為“生前溺水死亡”,排除他殺。
事件發生后,王某卿的母親鮑女士在社交平臺發聲,認為兒子的離世存在內情,引發廣泛關注。
6月13日凌晨,徐匯區教育局發布情況通報,對網傳的相關問題逐一回應。
文 | Zoey
編輯 | Jarvis
圖 | 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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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通報
根據通報,王某卿為徐匯區在職幼兒園教師。園方接家屬告知失聯后,立即協助搜尋。公安機關調查結論為“生前溺水死亡”。
針對網絡熱議的三個問題,教育局專項工作組經調取監控錄像、查看會議記錄、訪談當事家長及相關人員后,核查結果如下:
1、關于“特殊兒童保育員退休,學校不補人,他一個人扛”
經查,該園按照崗位設置標準已配備特教教師,且該教師并未退休。按照崗位設置要求,該園并無“特殊兒童保育員”這一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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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于“副園長兩次拒絕出面溝通,解決家長之間矛盾”
據當事家長反映,副園長系因時間沖突兩次調整面談時間,此后雙方已見面并進行了有效溝通。
3、關于“在與家長溝通中,園長當眾說他做錯了”
經與當事家長核實,整個談話過程中,園長并未對該教師進行批評與指責。
通報最后表示,區教育局將繼續指導幼兒園做好在園師生的人文關懷,營造良好的教育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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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還原的生前
據封面新聞此前報道,鮑女士認為兒子的離世另有隱情。
她不斷向兒子的朋友、同事以及學生家長打聽情況,并在社交平臺發布信息。
6月11日21時許,鮑女士用名為 “小王老師離開了” 的賬號發布了一條微博,內容是她在兒子離世后,走訪室友、同事、學生家長,一點點拼湊出的“事發時間線”。
5月27日,王某卿所在班級負責照料特殊兒童的保育員退休,園方未增補人員,王某卿獨自承擔起相關保教工作,他自述“工作時刻提心吊膽”。
5月28日,班級里一名特殊兒童出現危險行為,幸被王某卿及時制止;同一天,兩名家長因私人矛盾在班級群發生爭執,王某卿居中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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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王某卿按時到崗,當晚園長與他單獨談話至午夜。
5月30日凌晨,王某卿離家后失聯,警方最終在住所附近水域發現其遺體。
這條微博迅速引發了廣泛關注。
鮑女士在采訪中說,兒子溺水身亡,是她從未想過的事。“他幼年時曾和父親一同游泳,意外嗆水,后來就一直怕水,不會主動去水邊。”
她回憶,“最后他被發現泡在骯臟河水里,鼻腔灌滿泥沙,渾身浮腫。”
在她眼中,王某卿是一個熱愛生活、性格樂觀開朗的人。“平日里,喜歡音樂,常常隨口哼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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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計劃7月中旬去海南旅行,生前買好了新的衣服和鞋子,還花1900多元入手了一瓶心儀已久的香水。
“他一直很喜歡香水,有30多瓶了,他說喜歡香水是熱愛生活的表現。”鮑女士說。
在親友和同事眼中,王某卿同樣是一個積極向上的人。
據公開資料,他是贛南師范大學2013級學前教育專業本科生。高三那年,父親因病去世,母親獨自支撐著這個家,他發奮求學考入大學,畢業后深耕幼教崗位多年,曾獲評區級優秀,多次指導學生比賽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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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三天前,他還在做海南旅行攻略、采購旅游用品、續了一年視頻會員。室友描述,他是一個愛干凈、內心善良、對工作兢兢業業的年輕人。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5月30日凌晨離開了。
“驟然離世,讓我難以接受。”鮑女士說。10多天來,她多次主動聯系涉園,“核心是想知道5月29日深夜那場長時間談話的具體內容,是否導致我兒子壓力過大走到這一步。”
2026年6月8日,鮑女士向警方報案。報案回執上的訴求很明確:“希望能夠了解導致其兒子自殺的具體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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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教老師與特殊兒童的照護壓力
這件事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不僅僅因為一名年輕教師的離世,更因為它觸及了太多人內心深處的困惑:
一個身處教育一線的人選擇以極端方式離開,他在生前的日常工作中承受了什么?
官方通報回應了網絡上流傳的具體指控,給出了調查結論。
但對于許多普通家長和關注教育的人來說,事件背后更根本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
教師的工作壓力是否被合理分擔?面對家校溝通中的矛盾,教師有沒有足夠的支持和保護機制?
事件還提到“家長因私人矛盾在班級群發生爭執,王某卿居中協調”。
這同樣觸及了一個普遍存在的困惑:當家長在班級群中發生沖突時,老師應該扮演什么角色?責任邊界在哪里?
實際工作中,班級群是家園溝通的重要渠道,但也可能成為家長矛盾激化的場所。一旦爭執發生,教師往往處于兩難境地:
不出面調解,可能被指責“不作為”;
出面調解,又可能被卷入矛盾,甚至成為某一方不滿的對象。
更常見的情況是,教師被期望在第一時間“平息事態”,卻沒有明確的處置權限和制度支持。
從職責劃分上看,教師的核心任務是保教工作,而非處理家長之間的私人糾紛。
當家長矛盾與班級管理無關時,園方應當有清晰的指引——什么情況下教師只需上報,什么情況下需要園方管理層介入,什么情況下建議家長自行通過法律或社區途徑解決。
如果沒有這種邊界劃分,教師很容易在日常工作中不知不覺承擔起“情緒垃圾桶”的角色,長期累積的心理壓力不容忽視。
還有一個細節尤其值得注意:按照母親鮑女士發布的時間線,王某卿所在班級有一名特殊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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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官方通報指出,該園按照崗位設置標準已配備特教教師且未退休,但通報未說明:
這名特教教師是否直接參與該班級的日常帶班?
是否與王某卿協作分擔特殊兒童的照護任務?
王某卿“獨自承擔”的說法與園方的人員配置是否存在差距?
當前,越來越多的特殊需要兒童進入普通幼兒園和普通學校就讀。
然而,大多數普教老師在師范教育階段并未接受過系統的特殊教育培訓,也不具備處理特殊兒童突發行為的專業技能。
當一名普教老師被要求獨自承擔特殊兒童的照護任務,卻沒有相應的支持團隊、沒有專業的特教指導、沒有額外的配班或減負措施時,壓力是真實而具體的。
這種壓力不僅是體力上的消耗,更包含對意外發生的持續焦慮。
一個特殊需要孩子的背后,往往是一個長期處于高消耗狀態的家庭。
家長可能需要反復應對孩子在園的情緒行為問題、擔心被其他家長投訴、擔心被園方委婉勸退,同時還要承擔持續的康復訓練費用和精力消耗。
有些家長在長期焦慮和疲憊中,對老師的期待會變得很高,有時也會因情緒失控而遷怒于老師。
這種老師覺得支撐不住,家長也覺得走投無路的雙向壓力,在缺乏足夠專業支持和制度保障的情況下,很容易形成對抗而非合作的關系。
在制度層面,當一個老師被要求“多承擔”的時候,他是否同時得到了“被支持”的保障?
· 普教老師在接手特殊兒童之前,是否接受過必要的培訓?
· 幼兒園的崗位設置和配比標準,是否充分考慮了特殊兒童隨班就讀帶來的額外工作量?
· 當老師面臨超出自身能力的壓力時,是否有暢通的求助渠道和心理支持?
每一個問題的答案,不僅關乎一線教師的職業安全與心理健康,也最終關系著教室里每一個孩子的成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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