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談論珠峰時，總繞不開英國？

2026年5月22日，珠峰南坡迎來又一個短暫的好天氣窗口。

在這個窗口里，52歲的英國登山向導肯頓·庫爾再次站上世界最高點。第20次，非夏爾巴登山者中的最高登頂次數。在記錄外，有一個問題更值得問：為什么到了2026年，談論珠峰，仍然繞不開英國人？

英國本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山。本尼維斯峰，這個島嶼最高點，海拔不過1345米。英國攀登者更熟悉的，是湖區、威爾士和蘇格蘭的巖壁，是冬攀、路線、保護點、風格和倫理。按理說，珠峰不該成為英國攀登文化里如此重要的一座山。

過去一百多年里，英國人一次次來到它面前。他們尋找通往珠峰的路線，也在東北山脊留下馬洛里與歐文的失蹤謎團；他們組織了1953年的首次登頂，也在1975年轉向西南壁，把珠峰從“能不能登頂”的問題，變成“從哪里登頂、以什么方式登頂”的問題。

珠峰從來不屬于英國。但在過去一個世紀的珠峰敘事里，英國人始終沒有缺席。他們測繪它，想象它，攀登它，也在它面前失敗、失蹤、返回，重新定義路線和風格。

一座遠在喜馬拉雅的山，究竟如何改變了英國人理解攀登的方式？

撰文｜趙景宜

編輯｜玄天

設計｜周末

圖片來源｜RGS-IBG

本文為《戶外探險》原創內容

在英國人與珠峰的故事里，莫里斯·威爾遜（Maurice Wilson）原本只是一個邊緣名字。

他不屬于那些由皇家地理學會、阿爾卑斯俱樂部和報紙共同推向喜馬拉雅的遠征隊，更像是珠峰史里一個古怪的腳注。一個幾乎不會登山、才剛剛學會飛行的人，卻決定駕駛一架小飛機前往珠峰，再獨自登上世界最高峰。

2020年，英國作家艾德·凱撒（Ed Caesar）將這個沉在珠峰史邊緣的故事寫成了一本書。他最早是在讀韋德·戴維斯（Wade Davis）的《靜謐的榮光》時，第一次注意到威爾遜。那本書寫的是一戰后英國早期珠峰遠征的歷史，威爾遜只占很小的篇幅，像一個從宏大敘事旁邊一閃而過的人。凱撒后來說，威爾遜的故事一直縈繞在他腦中，”他的失敗宏大而令人心碎"。

威爾遜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他因作戰勇敢獲得了勛章。機槍射擊傷到了他的背部和左臂，使他此后行動受限。戰后，他輾轉很多地方，去過新西蘭、非洲和美國，經歷婚姻、分離和幾次失敗，始終沒有真正安頓下來。

1932年前后，威爾遜萌生了攀登珠峰的想法。那時，他三十多歲，仍像一個從戰場上活下來、卻沒有真正回到生活里的人。

這個計劃從一開始就不合常理。此前，英國已經組織過多次裝備精良的珠峰遠征。那些遠征隊有優秀登山者，有測繪、許可、營地、背夫和后勤系統，卻仍然沒有人登頂，并且有人死在山上。威爾遜幾乎沒有登山經驗。他只在威爾士和湖區做過一些徒步，從未真正攀登過高山，不會熟練使用冰爪和冰鎬。

更離譜的是，他還打算飛過去。

威爾遜買下一架二手 de Havilland Gipsy Moth 雙翼飛機，并在倫敦北部的斯塔格巷（Stag Lane）飛行學校學習飛行。因為左側身體受過傷，他操縱飛機并不靈活，進步也很慢。經過大約19小時飛行訓練后，他拿到了單飛執照。

出發前不久，他還在家鄉發生過一次事故。那次他試圖在側風中緊急迫降，結果撞上樹籬，飛機翻覆。威爾遜沒有受傷，也沒有因此停下。他把飛機拖回斯塔格巷修理，繼續準備自己的珠峰計劃。

1933年5月21日，威爾遜起飛，開始了這次旅程。飛機被他命名為"永遠-珠峰號"（Ever-Wrest），前座塞滿裝備和補給，后座坐著他自己。跑道邊有記者、攝影師和朋友，有人斷言他絕不可能成功。飛機裝得很重，在跑道上艱難加速，遲遲沒有離地。直到接近機場邊緣，它才勉強抬起，越過樹籬。

他一路飛過歐洲、北非、中東和印度，途中不斷遭遇阻攔和延誤。抵達印度北部普爾尼亞后，飛機被英印當局扣留。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已經足夠結束一場冒險。但威爾遜沒有停下。他改用徒步方式，設法從大吉嶺進入錫金和西藏，繼續向珠峰北側靠近。為了避開官方阻攔，他一度偽裝成僧侶，并帶著兩名不丹同伴同行。

越接近珠峰，關于他的記錄反而越少。1934年，威爾遜開始獨自嘗試攀登珠峰。他的胸前口袋里，帶著一小塊從地圖上剪下來的珠峰峰頂區域。那不是完整路線，不足以指導一個人在冰川、裂縫和高海拔風暴中前進。

但珠峰的魔力或許就在于此，它不只召喚訓練有素的遠征隊，也會把一個受傷、孤獨、幾乎沒有準備的人，吸引到世界盡頭。威爾遜的故事會讓人想起《魯濱遜漂流記》或《八十天環游地球》那類經典的英國冒險敘事：一個人離開本土，只憑意志、行動和想象，把自己投向遠方。但他的故事沒有那種明亮的勝利結尾。

一年后，英國偵察隊發現了他的遺體和日記。他靜靜地躺在破爛的帳篷里，日記最后一條寫著：“抬起頭，心里滿是希望。再次出發。天氣很好。”

1924年6月8日，中午過后，珠峰北坡的云層短暫裂開。

地質學家兼登山者諾埃爾·奧德爾（Noel Odell）正站在高處觀察。那是沒有衛星電話、實時定位和影像記錄的時代，風雪、距離與缺氧讓所有的判斷都變得不穩定。人只能靠眼睛，靠經驗，也靠一瞬間的天氣縫隙。

那一天的天氣反復無常，云霧從山體上升起，又被風拉開。遠處的山脊時隱時現，像一張還沒完全顯影的照片。就在云層短暫打開的剎那，奧德爾看見了兩個黑點。

他們太小了。放在珠峰巨大的北坡上，幾乎不像人，更像兩個微弱的符號。一個黑點先移動到雪脊上，另一個隨后靠近。奧德爾后來相信，那正是馬洛里和歐文。他們正朝著頂峰方向，通過東北山脊上的關鍵地形。

很快，云又合上了。山重新變成白色、灰色和風聲，兩個黑點消失在云里。此后，再沒有人見過活著的馬洛里和歐文。那一年，馬洛里37歲，歐文22歲。

1924年6月6日清晨，馬洛里和歐文離開北坳。這是他們生前最后一張影像。

馬洛里已經是英國早期珠峰遠征中最醒目的名字。他有劍橋背景，曾在公學任教，氣質里帶著那個時代英國知識階層、登山圈和精英教育共同塑造的影子。當有人問他為什么要攀登珠峰時，他留下了那句此后被反復引用的話："因為它在那里。"

這句話干凈、冷峻，不為冒險尋找額外理由。它很像馬洛里留給公眾的形象：優雅、固執，帶著某種不肯向現實完全讓步的浪漫。年輕的歐文則來自牛津。他強壯、聰明，擅長機械。雖然不是遠征隊里最有高山經驗的人，但他對氧氣設備的熟悉，讓他被選進了最后的沖頂組合。

但在這最后的沖頂之前，遠征隊已經被大山消耗了太久。

1924年，英國珠峰遠征遠征隊，

1924年的英國珠峰遠征，是一場極其沉重的準軍事行動。馬、牦牛、背夫、輜重，以及來自整個英國社會的期待，被一點點帶向山腳。在此之前，英國人已經兩次來到珠峰北側：1921年，他們先要看清這座山；1922年，他們開始真正向高處推進。相機、地圖、筆記本和望遠鏡，和冰鎬一樣重要。他們先把珠峰變成照片、報告和演講里的對象，然后才真正試圖攀登它。

1924年5月27日，馬洛里在一號營地給妻子露絲寫信。他提到此前的日子很糟糕，回想起來，只有巨大的努力、疲憊，以及從帳篷門口望出去時，一個由雪和正在消失的希望組成的世界。咳嗽讓他難以入睡。他描述自己曾掉進裂縫：雪在周圍塌落，他墜落了大約十英尺，半盲、喘不過氣，只靠冰鎬橫在裂縫上，才沒有繼續跌入深淵。

他在信里坦白，機會大概是"五十比一"地不利于他們。信的最后，他寫道蠟燭快要燒完，自己必須停筆。幾天后，他和歐文向上走去，走向那些由前人一層層往上搬運的氧氣、帳篷和食物建立起的路線終點。下面的人只能等待。

探險隊成員正在檢查一條陡峭的冰裂縫。

等待是早期珠峰遠征里最常見、也最難熬的一部分。云層把人和人之間的聯系切斷，只留下猜測。奧德爾就是在這種等待里，看見了那兩個黑點。

下午，天氣徹底惡化。風雪重新控制了山體。最初，人們還可以相信他們只是被天氣困住，或者正在下撤，或許會晚些回到營地。但等待一點點變冷，希望也一點點變得不合理。人們不得不承認，他們不會回來了。

這場失敗之所以會成為神話，不只是因為它發生在世界最高峰，更因為它落進了一套英國社會早已搭建好的敘事之中。通過報紙、演講和地理學會的活動，珠峰早已不只是喜馬拉雅的一座山，也成了一項國家性期待。

少年時代馬洛里

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英國，這種失敗更容易被公眾理解。1920年代的英國仍生活在戰爭陰影之下，太多年輕人沒有回來，太多家庭熟悉等待和噩耗，太多名字被刻進紀念碑。死亡、遠方、犧牲、未歸者，這些詞對于剛剛經歷慘烈戰爭的英國社會來說，并不陌生。珠峰不是戰場，卻繼承了某種戰后的精神創傷。

馬洛里和歐文的失蹤，正好落進了這種語言。他們不是以失敗者的方式被迅速遺忘，而是以"未歸者"的姿態被長久紀念。1924年的珠峰已經留下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他們究竟走到了哪里？他們登頂了嗎？

左：1924年6月20日，報告馬洛里與歐文遇難的加密電報。中：諾頓關于1924年遠征失敗的報告，其中稱兩人是否登頂“始終存疑”。右：馬洛里妻子露絲寫給友人的信，信中寫道：“喬治的靈魂已經準備好迎接來世，他離世的方式非常美好。”

這個問題之所以被一再追問，是因為這場失敗始終沒有被完全解釋。如果他們明確倒在離頂峰很遠的地方，故事會短得多；如果他們明確登頂并死于下撤，故事也會成為另一種勝利敘事。可珠峰給出的偏偏是中間狀態：看見他們向上，然后云合上。于是，失敗被留在了"也許"之中。

也許他們沒有登頂，也許他們接近了；也許答案永遠留在山上，也許答案本身已經不再比這個謎團更重要。這樣的"也許"，比任何確定的結論都更有生命力。它讓后人不斷返回1924年6月8日那個中午，返回云層裂開又合上的瞬間。

整個英國珠峰神話，幾乎就懸在那幾分鐘里。

馬洛里和歐文留給英國珠峰史的，并不是一條清楚的路線，也不是一次可以確認的頂峰時刻，而是一種獨特的山岳想象：人可以失敗，可以失蹤，可以沒有歸來，卻仍然被長久記住。成功抵達山頂，失敗卻更早抵達了公共記憶。

在英國人與珠峰的故事里，失敗比成功更早成為神話。

1953年之后，珠峰最重要的問題變了。

在那之前，它最核心的懸念只有一個：人類能不能站上世界最高點。1953年，答案來了。希拉里和丹增從南側登頂，消息傳回倫敦時，正趕上伊麗莎白二世加冕典禮。這場由英國組織的遠征，終于兌現了幾十年的執念。

但登頂并沒有終結珠峰，它只是把問題推向了下一層。頂峰已經有人到過，路線已經走通，世界最高點不再是懸念。真正的登山者開始面對另一種困境：如果“能不能登上去”已經有了答案，那么下一個問題是什么？

道格·斯科特和杜格爾·哈斯頓在5號營地和6號營地之間

1975年，博寧頓把這個問題帶向了珠峰西南壁。

那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珠峰。山脊路線尋找的是山體的自然弱點；西南壁幾乎是它的反面。它從西谷冰斗上方拔起，龐大、陡峭，巖帶、冰雪坡與高海拔混合地形層層疊壓。站在西谷仰望，頂峰不像一個高度，更像壓在頭頂的一整面墻。山壁不是在引導人向上，而是在拒絕人向上。

此前已有多支隊伍嘗試過，都沒能成功。1972年，博寧頓自己也來過，也失敗了。那次撤退沒有關閉這面壁，只是讓問題變得更清晰：它到底能不能被爬上去？

1975，探險隊穿越昆布冰瀑

三年后，他帶著隊伍回來了。

博寧頓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英國遠征組織者之一。他知道如何把攀登、后勤、贊助與公眾敘事整合成一場大型遠征——氧氣、固定繩、營地、夏爾巴、攝影隊，每一米向上，都有一整套系統在下面托著。這是另一種英國能力：把一個幾乎不可能的問題拆開，分配給人、物資、路線和時間，再一點點向上推進。

1975年，英國珠峰西南壁遠征的一號營地。

四號營地

真正的攀登，從后勤開始。昆布冰瀑是第一道障礙。冰瀑在移動，裂縫會張開，冰塔會倒塌。每一瓶氧氣、每一卷繩索都必須先穿過這里。所謂“攀登西南壁”，在這個階段還遠沒有開始——人先要把山下的世界送到山上。

高處的巖帶（Rock Band）是真正的技術核心。那一帶像橫亙在山壁上的門檻，把下方雪坡與高處隔開，此前所有隊伍都被它阻擋。尼克·埃斯特科特和保羅·布雷斯韋特在這里推進、固定繩索，為后續沖頂打開通道。頂峰照片屬于最后兩個人，但路線是許多人用身體一點點鋪出來的。

道格爾·哈斯頓

9月24日凌晨，道格·斯科特和杜格爾·哈斯頓出發。高處每一步都變慢。哈斯頓的氧氣管路被冰堵住，清理耗去寶貴時間——對一支沖頂隊來說，時間就是安全邊界。但他們繼續向上。下午三點左右，他們站上山脊，西南壁已在腳下，視野突然打開。頂峰還在前面。他們選擇繼續，通過希拉里臺階，傍晚六點左右站上頂端。

那是一個很晚的時間。下撤時天已黑透。到了南峰附近，繼續下撤變得不現實。他們挖出一個雪洞，把自己塞進去——沒有帳篷，沒有睡袋，沒有氧氣，海拔約8750米。斯科特后來估計氣溫接近零下五十攝氏度。

不能睡。在那個高度入睡，可能就再也醒不過來。他們互相說話，移動身體，摩擦取暖。后來關于那一夜，有一個細節常被提到：斯科特曾把腳放到哈斯頓腋下取暖。所謂同伴，在那一夜首先意味著幫對方活下來。

道格爾·哈斯頓（左）和道格·斯科特（右）在珠穆朗瑪峰六號營地。

登頂不是這次攀登的高潮。那一夜的雪洞才是。他們熬過了那一夜，活著下撤回營地。但這場遠征的勝利并不徹底：他們的同伴米克·伯克隨后在高處失蹤。成功與死亡仍然交織，像所有真正的高山遠征一樣。

1975年留下的，不只是一次登頂記錄。它真正回答的，是1953年之后那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當世界最高點已經有人抵達，珠峰還能提出什么新的難題？西南壁給出的答案是：不只是抵達頂峰，而是從哪里抵達，以什么方式；不只是高度，而是路線；不只是結果，而是方式。

斯科特和哈斯頓站上頂峰時，他們完成的也許不是"英國人終于登上珠峰"。更重要的是，他們證明了：首登之后，珠峰仍然可以是未知的。

登頂一座山，故事并不會就此結束。

對英國人來說，珠峰尤其如此。1953年之后，世界已經知道人類可以站上珠峰頂峰；1975年之后，英國人也已經從西南壁這樣一條更艱難的路線登上去。但這座山并沒有因此變成一個完成的故事。它只是一次次換了面孔。

有時，它是一樁沒有結束的舊案。1999年，馬洛里的遺體在珠峰北坡被發現。那時距離1924年已經過去75年。遺體被冰雪和高海拔環境保存下來，俯臥在碎石與冰雪之間，呈現出一種近乎不真實的蒼白。時間在珠峰上以另一種方式運作——它沒有完全帶走他，而是把他留在死亡、證據和神話之間。

馬洛里最后一次攀登留下的部分遺物，包括雪鏡、高度計和小刀。

人們在他身上找到一些隨身物品，卻沒有找到能夠證明登頂的決定性證據，也沒有找到那臺可能記錄真相的相機。更令人反復談論的，是那張沒有出現的照片。馬洛里曾說過，如果自己登頂，要把妻子露絲的照片留在峰頂。可是1999年，人們在他身上沒有找到它。

照片去了哪里？也許在墜落和風雪中遺失。也許從未被帶到最后。也許，正如許多人愿意相信的，他真的到過頂峰，把照片留在了那里。這些遺物不能證明任何事，只是把謎團重新打開。

但珠峰召喚英國人，不只靠舊謎團。

1988年，斯蒂芬·維納布爾斯（Stephen Venables）和三位隊友給出了一個答案。他們從珠峰東側的康雄壁出發。那是珠峰最偏遠、最少被進入的一側之一，沒有成熟的常規路線，也沒有大型遠征那樣龐大的后勤支撐。

這和1975年西南壁形成了清晰對照。博寧頓的遠征是一場山岳工程，龐大、系統、精密；維納布爾斯這一隊，則把珠峰重新帶回更古老的問題：一支小隊，能否在不確定里完成一次有創造性的攀登？

Stephen Venables

康雄壁先把人帶進一片孤立、不確定的地形。冰川、雪坡、冰壁和高處山脊之間，所有物資都顯得沉重，所有判斷都帶著后果。因為沒有氧氣，海拔對身體的影響更直接；因為沒有龐大支援，任何錯誤都更難被彌補。

1988年5月，維納布爾斯最終獨自繼續向上，無氧登頂，成為第一位無氧登頂珠峰的英國人。下撤時，他幾乎耗盡了全部體力。隊友后來在南坳看見一個人影蹣跚走來，臉上結著冰晶，聲音微弱，只說自己到了頂峰。

1988年珠峰康雄壁遠征期間，隊伍在約7500米處建立的營地。

這個畫面和1975年斯科特、哈斯頓在南峰無裝備露宿，有某種隱隱的呼應。英國珠峰敘事里，成功很少是徹底的。它常常貼著疲憊、凍傷和死亡邊緣。維納布爾斯的意義不只是"又一位英國人登頂"。1975年，西南壁證明了登頂之后，珠峰仍然有路線問題。1988年，康雄壁證明了路線之后，還有風格問題。

到了肯頓·庫爾（Kenton Cool），珠峰變成了另一種存在。

他不是外行冒險者，不是失蹤英雄，也不是開辟未知路線的人。2026年，他第20次登頂珠峰，成為第一位20次登頂珠峰的非尼泊爾登山者。對多數人來說，珠峰是一次人生目標；對他來說，它已經是反復返回的工作現場。這不是一種降格，而是珠峰在另一個時代提出的另一種問題。

Kenton Cool

現代珠峰變得更安全：精確的天氣預報、專業團隊鋪設的固定繩、商業營地和氧氣服務、付費進入系統的客戶、承擔大量高風險勞動的夏爾巴向導。登山不再只是一個人或一支隊伍面對一座山，而是一整套產業面對一個有限的天氣窗口。庫爾對這套系統的看法并不簡單：他更強調篩選，強調誰有能力被帶到那里，誰來真正承擔風險。

從威爾遜到馬洛里，從西南壁到康雄壁，再到今天的商業攀登，英國人在這座山上遇到的問題一直在變化。它關乎孤獨的冒險、失敗的神話、路線與風格，也關乎現代登山里的職業、商業與責任。

所以，珠峰之所以改變英國攀登，并不只是因為英國人曾一次次抵達它的頂峰。

恰恰相反，它不斷讓英國人重新回答：為什么出發？失敗是否有價值？登頂之后還剩下什么？路線和風格是否比高度更重要？當攀登變成職業和產業，風險又該由誰承擔？而當世界最高峰不再是唯一答案，英國攀登還要去哪里尋找自己的未知？

對英國攀登而言，珠峰更像一面鏡子。一百多年里，英國人在這面鏡子里看見冒險沖動、失敗美學、路線倫理和現代職業困境。它遠在喜馬拉雅，卻反復改變英國人理解攀登的方式。

它在一百多年里，不斷追問那些來到它面前的英國人：你到底為什么要向上？

你覺得一座山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頂峰，還是通向頂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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