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弟子三千，他的老師有幾人？

“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的說法流傳上千年，也讓孔子更多以“至圣先師”“萬世師表”的形象出現在我們面前。

孔子有那么多學生，那么，孔子自己的老師又是誰？除了“孔子問禮于老子”這則廣為人知的故事，我們似乎很難再說出幾個名字。仿佛孔子一出現，便已經是孔子。

孔子問禮老聃

但孔子自己并不這樣看。他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承認自己所繼承的，是文王、武王、周公以來早已燦爛的禮樂文明。一個思想文化的巨人，絕不會憑空而起；正如珠穆朗瑪峰必須以青藏高原為底座，孔子之所以成為孔子，也必然站立在一群先賢的肩上。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喻中的《孔子和他的老師們（插圖本）》，正是從這個常被忽略的角度切入，梳理了郯子、萇弘、師襄、老聃、蘧伯玉、晏平仲、老萊子、子產、孟公綽九位孔子“導師”，講述他們的生平、風采與思想，追問他們如何影響孔子的成長與思想形成。

這讓孔子的形象變得更完整：他既是萬世師表，也曾謙遜求教；他既是后來者仰望的“圣人”，也曾是向前人學習的學生。

沿著這些師承關系，我們或許能更清楚地看見：孔子何以成為孔子，中華文明又如何在群星閃耀的時代凝聚和沉淀。

郯子

讓孔子看見“禮失而求諸野”

郯子對孔子的影響，首先在于打開了孔子對于“學”的邊界。

郯子鹿乳奉親 (任伯年 繪)

郯國是東夷小國，郯子卻能講述少皞氏以鳥名官的制度源流，使孔子感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這句話的意思是，周天子任命的官員已經不能盡職，禮制、官制、學問反而散落到邊遠之地。

由此，孔子不再把文明與學問簡單等同于中原正統，而是看到當禮崩樂壞之時，真正值得學習的東西，可能保存在“四夷”與民間。

孔子后來“禮失而求諸野”的觀念，也可由此得到理解。郯子還講到鳳鳥與有德之君的關系，這也可視為孔子“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嘆的思想背景之一。

郯子使孔子明白，文明并非只在高處，也可能散落在被忽略的地方。

萇弘

激發孔子“正禮樂”的使命感

萇弘是周王室重臣，長期供職于周天子，其思想與實踐集中體現為正禮樂、務德、尊王。

孔子曾向萇弘請教，萇弘也曾稱許孔子，認為他可在禮樂崩壞之后承擔“正禮樂”的重任。孔子雖謙稱自己只是“好禮樂”，但從他一生來看，禮樂確實成為他最核心的關切。

孔子訪樂萇弘

孔子批評僭越禮樂的行為，闡釋《武》樂各章含義，維護周禮秩序，都與萇弘的影響存在內在關聯。萇弘“同心同德”的論述，也可視為孔子“為政以德”的思想淵源；萇弘尊王、維護周天子，則與孔子關于“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統觀念相通。

更重要的是，萇弘身上那種明知艱難仍堅持維護周禮的精神，也與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氣質相互映照。

師襄

讓孔子從琴樂通向人格與大道

師襄是孔子學琴的老師，因此他對孔子的影響，首先體現在音樂與樂教方面。但這種影響并不止于技藝。

顧炎武通過“道”與“器”的辨析，解釋了孔子的一句名言:下學而上達：“已習其數，然后可以得其志;已習其志，然后可以得其為人” 。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師襄影響孔子的一個要點，那就是讓孔子明白了一個道理:下學而上達。

孔子學琴師襄

師襄的音樂世界，也幫助孔子理解“君子之音”與“小人之音”的差別：音樂不只是聲音，更呈現人的德性、氣象與秩序。孔子后來重視樂教，把樂與禮并舉，認為樂可以陶冶人格、安頓秩序，都與這種學習經驗有關。

此外，見微知著是圣人的一種能力。 孔子的見微知著，與他“學琴于師襄”不僅具有一定的關聯，甚至具有一定的因果關系。

老子

讓孔子理解禮、無為與水德

老子是孔子老師中最廣為人知的一位，孔子問禮于老子，也是中華思想史上的重要故事。

老子對孔子的影響，不能簡單理解為孔子接受了全部道家思想，而應理解為一種深刻的啟發與對照。

孔子問禮老聃

首先是“無為”。孔子雖然積極入世，但他并不主張以強力妄為治理天下，“為政以德”“無為而治”的意味，在孔子思想中并不陌生。

其次是“水德”。老子推重水的柔弱、不爭、處下，這與孔子后來對謙遜、寬厚、成全萬物的德性理解，可以互相參照。

再次是禮制。老子對禮有警惕，孔子則終身維護禮，但正因為問禮于老子，孔子對于禮的理解并非停留在儀節表面，而更重視禮背后的精神與限度。

老子不僅是中國的頂級思想家，他還是孔子的老師；孔子不僅是中國文化的首席代表，他還是老子的學生。

晏嬰

讓孔子知道何為君子與忠臣

晏嬰是齊國名臣，以節儉、機智、敢諫著稱。

孔子對晏嬰評價很高，稱其“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從晏嬰身上，孔子看到了一種政治人物應有的君子風范：不以權勢自驕，不以富貴自逸，能夠在復雜政治環境中保持分寸、操守與清醒。

晏嬰沮封孔子

晏嬰對孔子的影響，還體現在“忠臣”觀念上。忠并不等于盲從君主，而是在君主有失時敢于進諫，在國家危急時承擔責任。晏嬰長期輔佐齊國君主，既能守禮，又能濟事，給孔子提供了一個現實政治中的君子樣本。

孔子后來強調君子人格，也重視臣子對君主的道義責任，這些思想固然有多重來源，但晏嬰的言行無疑構成了重要參照。晏嬰讓孔子看見，政治中的君子不是空談德性，而是在權力場中仍能守住原則的人。

子產

讓孔子理解務實政治與仁治可能

子產是鄭國名相，也是一位極具實踐能力的政治家。

子產對孔子的影響，首先在于“不言天道”的務實精神。子產并不把政治寄托于玄遠天命，而是重視現實治理與制度安排，這與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取向有相通之處。

子產鑄刑鼎

其次是“人盡其才”。子產能夠識人用人，使不同才能的人各得其所，這為孔子關于舉賢才、使民以時、各安其位的政治思考提供了實踐樣本。

第三是仁治。仁治足以代表孔子的政治主張。然而，如果要追問這個主張的由來，那么，子產的一生所代表、所展示、所實踐的仁治，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孔子仁治主張的歷史根源和實踐來源。

蘧伯玉

使孔子重視改過與出處進退

蘧伯玉是衛國賢大夫，也是孔子“嚴事”的前輩之一。他對孔子的影響，主要可從“改過”與“仕隱”兩方面理解。

關于蘧伯玉，傳統材料中特別強調他能不斷反省自身，年歲愈長，愈能發現過去之非。這種自我修正的精神，與孔子“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的修養觀念高度相通。孔子并不把圣賢理解為從不犯錯的人，而是理解為能夠不斷改過、不斷向善的人。

孔子談心蘧使

另一方面，蘧伯玉也體現了出處進退的智慧：天下有道則仕，天下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孔子一生渴望從政，希望借政治平臺復興禮樂，但他也并非不加選擇地求仕。對隱逸者的尊重，對“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理解，都可與蘧伯玉的示范聯系起來。

老萊子

讓孔子理解忠信與貧而樂

老萊子是楚地逸民高士，拒絕承擔現實政治責任，卻以人格與生活方式對孔子產生影響。

孔子提到老萊子時，特別看重其“蹈忠而行信”。在老萊子的示范下，忠信成為孔子反復強調的立身根本。孔子說“主忠信”，又說一個地方即使只有十戶人家，也能找到像他這樣忠信的人，只是不如他好學。這說明在孔子那里，忠信不是高不可攀的姿態，而是人人可以趨近的基礎德性。

老萊子妻 （沈顥 繪）

老萊子的另一個影響，是“貧而能樂”。孔子后來稱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也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都體現出貧富不能決定人格高下。老萊子讓孔子看見，真正的德性并不依附于財富與官位；貧而不怨、貧而有守，反而更能顯出一個人的精神力量。

孟公綽

讓孔子深化“不欲”的政治倫理

孟公綽對孔子的影響，集中體現在“不欲”。在孔子看來，如果一個占據了政治優勢地位的人，對物質利益沒有過度的貪欲，將有助于完善國家治理。

由此出發，孔子發展出一系列關于欲望、政治與倫理的思考。面對季康子憂慮盜賊泛濫，孔子說：“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如果在上位者自己沒有貪欲，即使獎勵百姓去偷盜，也不會有人去做。這并不是簡單談個人品德，而是指出政治風氣的源頭在上位者：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孔子受餼分惠

孔子又進一步區分“欲”與“貪”，提出“欲而不貪”，一個人可以有欲望，但不能有貪心，欲的對象應當是仁，貪的對象主要是財。更高一層，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從孟公綽的不貪不欲，到孔子的恕道與仁學，孔子完成了創造性的提升：克制私欲，最終是為了成全他人、安頓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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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來源：

《孔子和他的老師們（插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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