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紙尿褲中檢出甲酰胺”的記者王文志是一位極富正義感的調查記者,是我一直尊敬的媒體前輩,曾多次憑借揭露真相的輿論監督報道獲得新聞獎。
早在2014年,王文志就開始報道鐵路施工中偷工減料的問題,由他采寫的《山西太興鐵路被指偷工減料工程院士呼吁請深查》獲得中國新聞獎三等獎,并推動了該工程返工整改。
2020年,王文志報道《青海“隱形首富”:祁連山非法采煤獲利百億至今未停》后,破壞生態非法采煤的礦主被判刑,收受賄賂的副省長亦因此落馬。這條新聞榮獲第三十一屆中國新聞獎一等獎,是國內輿論監督新聞的最高獎項。
2023年,王文志報道《山東萊榮高鐵被舉報:偷工減料暗藏重大安全隱患》揭露了高鐵建設中螺紋樁尺寸不足的問題,后經官方調查證實,相關責任人被處分。
2024年,王文志發表“合新鐵路建設材料以次充好”相關報道后赴安徽跟蹤調查,遭到利益相關方圍攻,手機被搶,人被打傷,仍堅持發出后續報道。
王文志不僅多年來做出過很多揭露黑幕的調查報道,并且還是極為罕見的那種,在報社有了領導職務后仍然繼續采寫新聞的調查記者。調查記者本身已經很稀有了,王文志則是稀有中的稀有。
除了正義感和使命感的內在驅動,我很難想象一位年齡已經47歲并且在新華社體系內做到部門主任的調查記者為什么還要去一線這么拼。
先講這些,是想告訴大家,在紙尿褲相關報道的討論中,不應該去質疑記者王文志的動機。他絕對不是為了追名逐利來做這個報道的。
但是!
新聞報道有正義感和使命感固然非常可貴,但最最重要的一點,永遠是報道內容的真實與嚴謹,要客觀全面地反映現實情況。
一名優秀的調查記者,懷著保護千萬嬰幼兒健康的初心,以莫大勇氣孤身對抗一個千億產業,這樣的故事足以感動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中國人,包括王文志自己。在他的內心里,肯定覺得自己揭開的是一個堪比“三聚氰胺奶粉”的歷史性重大黑幕,為此承擔再多、付出再多也值得。
然而很可惜,王文志這一回關于紙尿褲含甲酰胺的報道,無論從產品質量檢測的科學層面,還是從新聞報道寫作的技術層面來看,都做得并不夠好。甚至不客氣地說,有些稀爛。
上述新聞報道在科學層面存在的問題,推薦大家去看前科學記者洪廣玉的分析,還有科普博主Y博的分析,這方面我暫時沒有更多意見,就不贅述了。
我重點分析下新聞調查寫作方面存在的問題,嘗試幫大家還原下事情為什么會走向當前這個局面。
第一個問題:
交叉驗證全憑爆料人指點
《經濟參考報》的報道原文看起來從多方信源交叉核實了紙尿褲檢出甲酰胺的問題,說明記者是具備對核心新聞事實進行交叉驗證意識的。
為核實消費者反映的問題,本報記者委托專業實驗室,使用氣相質譜儀模擬嬰幼兒穿戴環境,檢測了多個品牌不同系列的嬰幼兒紙尿褲
公眾號:經濟參考報
經參調查丨專業檢測機構檢出有毒物質 多款紙尿褲被指侵害嬰幼兒健康
為進一步驗證前述檢測結果,本報記者購買了一些嬰幼兒紙尿褲產品,送往第三方專業檢測機構進行甲酰胺等物質的單獨檢測,檢測結果與此前實驗室檢測結果大致吻合
公眾號:經濟參考報
經參調查丨專業檢測機構檢出有毒物質 多款紙尿褲被指侵害嬰幼兒健康
本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山東省公共衛生臨床中心質譜研究與臨床應用中心,已針對日常使用紙尿褲的嬰幼兒開展生物樣本前置驗證篩查
公眾號:經濟參考報
經參調查丨專業檢測機構檢出有毒物質 多款紙尿褲被指侵害嬰幼兒健康
原文主要列出了三處信源,分別是“專業實驗室”、“第三方專業檢測機構”和山東公衛中心。剛看報道的時候我還不明白為什么前面兩家檢測機構要匿名處理,直到后來新聞發酵,更多幕后事實涌現出來才知道原因。
原來,第一處“專業實驗室”就是“靠譜老王”的檢測儀器公司,是沒有檢測資質的,當然不方便提。
第二處“第三方專業檢測機構”是合肥廣測產品檢測研究所,其實也是和“靠譜老王”有間接關聯的公司,這也是為什么北京的記者在深圳發現的線索要送去合肥一家并不知名的檢測機構做檢測,所以也沒提。
第三處山東公衛中心是官方科研單位,公信力很高,所以實名出鏡。但是,這家公衛中心恰好又是為數不多采購了“靠譜老王”檢測儀器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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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天南地北相互獨立的三個信源,其實都由“靠譜老王”串了起來,又或者是由“靠譜老王”一手指導的。
從新聞專業主義的角度來評價,這樣處于同一利益鏈條的交叉驗證是不合適的,是有風險的。
第二個問題:
專家采訪沒有真正對口
紙尿褲甲酰胺的報道中一共出現了三位具名的專家,表面看起來記者采訪工作做得很扎實,很全面。然而,經不起細看……
第一位專家,彭應登,是做大氣污染處理的工程師,記者采訪讓他介紹甲酰胺的吸收途徑與健康危害。
如果是我來采訪,會去北京化工大學找一位了解甲酰胺特性的有機化學專業老師,這才算對口,也并不困難。
第二位專家,時文歆,做水污染處理的,記者采訪讓他回答甲酰胺如何從固體的紙尿褲中釋放并影響人體健康。
如果是我來采訪,會去北京市化工職業病防治院找一位具備有機物中毒診療經驗的醫生來采訪,他們才是對口的專家,也并不難找,離經濟參考報還近。
第三位專家,山東公衛中心于兆衍,是耳鼻喉科醫生,記者采信了他做的針對嬰幼兒血液中甲酰胺污染的研究,也采信了他對于該檢測方法科學性的解讀。
如果是我來采訪,會去找一位有機分析或者醫學檢驗科的專家,請真正懂得如何檢測分析血液中甲酰胺含量的人來解讀,避免被一家之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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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專家,是作為新聞記者最重要的一個看家本領,每個記者都會,但彼此水平還是有很大差距的,能不能找到精準對口的專家,能不能說服專家愿意開口,就是記者專業水平的分水嶺。
找了不對口的專家,要么是講一些沒有營養的套話,要么就是想當然給你編一些瞎話,對新聞報道的傷害會很大。
第三個問題:
套路化寫作強行建立因果關系
寫揭黑類新聞報道通常都需要一個引子,一個由頭,類似執法部門查處某些違法犯罪行為通常都會說是“接群眾舉報”。
紙尿褲含甲酰胺的報道是用“多位消費者反映孩子穿紙尿褲后屁股發紅、皮膚破潰”作為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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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讀完整個新聞報道你就會發現,記者采訪專家詢問甲酰胺危害,有的說是“生殖毒性”,可以致畸,有的說是“肝腎毒性”,沒有任何一位專家或任何一份資料提及甲酰胺的皮膚刺激性。
那么,孩子用紙尿褲后出現紅屁股和紙尿褲含甲酰胺到底有什么因果關系呢?
其實,我們新聞業內人士很容易就能看出記者這么寫的“套路化”格式,先把消費者抬出來顯示為民請命,然后把“肉眼可見”的危害列出來,引起讀者重視。雖然套路化寫作是俗了一些,但套路本身沒問題。
問題在于,你用套路化格式強行套上去的嬰幼兒癥狀,和你新聞報道中揭露的核心問題沒有因果關系,這就屬于套格式套錯了。作為國字頭新華社旗下媒體,犯這樣的錯誤很不應該。
第四個問題:
對重大新聞線索的警惕性不足
假設你是一名調查記者,看到一條可能影響千萬嬰幼兒健康的新聞線索,涉及紙尿褲行業普遍存在的質量安全黑幕,幾乎所有大牌產品都存在,而且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被新聞界報道過,也沒有被科學界關注過……
請問你會是什么心情?
是不是既憤怒又激動?憤怒的是相關行業如此喪盡天良,激動的是自己職業生涯即將走向又一個巔峰,足以青史留名。這個就是人之常情,記者也不能免俗。
然而,如果僅僅是憤怒和激動,那你還不是一名成熟的調查記者。從新聞專業主義的角度來說,當然也會憤怒和激動,但更應該有的是警惕和慎重。
非凡的主張,需要非凡的證據來支撐。
如此普遍而惡劣的情況如果是真的,為什么此前從來沒有被曝光過?紙尿褲行業是形成了共謀還是都被蒙在鼓里?
紙尿褲生產工藝本身并不需要添加甲酰胺,那超標的原因會是什么,動機是什么?
“靠譜老王”聲稱只有他的儀器和方法才能準確檢測甲酰胺含量,他到底有何高明之處?其他大型專業檢測機構的專家怎么看?
如果是我最早看到“靠譜老王”爆料的紙尿褲含甲酰胺新聞線索,我腦海里第一時間就會警鈴大作,飄過上述疑問。如果這些疑問能夠得到合理的解答,我才會考慮深入去調查這條線索。
簡而言之,面對如此反常,又涉及如此重大公共利益,并且極有可能引發公眾恐慌的新聞線索,激動歸激動,但更多還是該警惕質疑,慎重求證。千萬不能先入為主地認定存在某個巨大的陰謀,進而去找證據來論證陰謀存在。
第五個問題:
部門主任寫稿編輯難以把關
以上指出的是四個技術操作層面的問題,它們是這篇調查報道呈現出來的結果,要追溯到原因,可能還出在王文志作為部門主任的身份上。
普通讀者看到重大歷史性新聞報道,可能會記住記者的名字,比如最早曝光三聚氰胺奶粉的簡光州,最早曝光化工罐運輸食用油的記者韓福濤,他們都是好樣兒的。但是,一篇扎實嚴謹的新聞報道最終呈現在讀者面前,除了記者的功勞,還離不開編輯的功勞。
編輯,在新聞行業可不只是改改文字表達的角色,而是更重要的“新聞質量把關者”。編輯往往在選題階段就會介入新聞報道,和記者一起商量采訪角度,突破策略,在記者發回前方采訪的第一手信息后,編輯需要站在“審視者”的角度去判斷報道的事實是否足夠完整,報道的內在邏輯是否成立,還有最最關鍵的,要判斷報道的內容是否真實。
在一個正常的采編流程中,編輯是監督者,是新聞真實性和新聞質量的把關者,新聞最終能否刊出,是由編輯決定的。如果是特別重大題材的新聞報道,編輯還會叫上部門主任,乃至報社編委、主編來共同研討把關。
然而問題在于,領銜紙尿褲含甲酰胺報道的王文志,是《經濟參考報》經參調查室的主任,也就是該報社深度調查部門的負責人。
按理說,王文志應該是報社所有調查類新聞報道的最高監督者、最后一道把關人。但具體到紙尿褲的報道,王文志卻成了負責采寫新聞的“第一作者”。
大家可以想一下,部門主任領銜寫的報道,哪個編輯還會提出質疑,哪個編輯還會提出意見,哪個編輯敢說這條新聞不合格?
部門主任和記者的身份交叉與錯位,或許才是這篇調查報道出現眾多專業問題的根本原因。
以上分析來自前紙媒記者項棟梁,謹供各位讀者參考,并與王文志老師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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