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作新】別翻后賬，50年代后半葉的“消滅麻雀運動”不怪某個人

鄭作新

1955年11月，主席在杭州和天津分別召見了15位省級行政區的黨委書記，談論如何迅速發展農業生產力。當時，有很多來自農村的聲音反映“麻雀成群，禍害莊稼，一起一落，糧食上萬”；于是，主席提出要將麻雀和老鼠、蒼蠅、蚊子并列，作為七年之內予以消滅的“四害”。

1956年1月8日，中科院動物研究員鄭作新發表題為《麻雀的害處和消滅它的方法》的文章，文中說：據我們飼養試驗，一只體重約六錢多的麻雀，每天所吃的谷子約二錢，為它體重的四分之一強。

如果根據這個數字推算，每只麻雀一年中消耗谷物約四斤。在野外活動的麻雀，因為終日飛翔跳躍，食量當更大，被它們吃掉和糟蹋掉的糧食一定更多……有人認為，就是這篇文章導致了麻雀被列入“四害”。

鄭作新，祖籍福建省長樂市，1906年11月1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他是中國現代鳥類學的奠基人、中國乃至全世界鳥類學和動物學界的一代宗師。

1956年8月，中國動物學會在青島舉行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一些生物學家批評了消滅麻雀運動。胚胎學家朱洗(1900年10月14日—1962年7月24日)說，麻雀食谷，不可否認是有些害處，但它們同時還大量吃蟲，總的說來還算是益鳥。

1953年，鄭作新在河北昌黎果園考察

1979年，鄭作新在研究室

他提供了一些歷史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 “有一次，弗里德里希大帝（即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下令懸賞除滅麻雀。誰殺死一頭雀子，就能得到六個芬林的獎金。于是大家爭相捕雀。
  “幾年來，為了這個緣故，政府一次次地付出幾千、幾千的法郎。不久以后，麻雀果然被捉光了。可是，讓我們來看看結果卻是如何呢？
  “從前，有人說，果園里的果子都給麻雀偷去了；而現在呢？果樹上到處都滿住著昆蟲的幼蟲和成蟲，果子既找不著，連樹葉也沒有了……”

鄭作新在發言時重申了自己的兩點意見：一、麻雀是消滅不了的，因為它的分布是世界性的，防治麻雀、不是消滅麻雀本身而應是消除雀害；二、麻雀在飼雛期間是吃蟲的，故在這一階段是有相當益處的。

鄭作新說：對麻雀的益害問題應該辯證地對待；并建議農業發展綱要中說的“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滅麻雀”，改為在“一切麻雀可能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經過一番討論后，中國動物學會理事長李汝祺總結說，將討論的記錄整理后送農業部參考。

1956年夏天和秋天，滅雀較多的上海、南京、山東等地爆發蟲災，許多公園和道路兩側種植的白楊和法國梧桐只見樹枝不見樹葉，上面布滿皮蟲。冬天，一些地方的樹木因此而枯死。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薛德焴認為這與消滅麻雀運動導致的麻雀減少有關；隨后于1956年12月、1957年1月，先后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把關于麻雀益害問題的爭論推到公眾面前。接下來，鄭作新在《動物學報》1957年03期發表了文章《麻雀食物分析的初步報告》，介紹麻雀的益和害。

盡管專家們還在為這個問題爭論，但是滅麻雀運動卻沒有暫停。尤其到了1957年11月下旬以來，全國各地紛紛開展“除四害”突擊周、突擊月運動。一直到了1959年初，消滅麻雀運動仍在繼續。但是就在那年春天，蟲害開始在全國大爆發。上海、揚州等城市的行道樹的葉子幾乎全被吃光，在農村也出現了蟲害情況。

1935年，鄭作新與陳嘉堅的結婚照

1945年，鄭作新、陳嘉堅夫婦在福州魁岐協和大學

1989年，鄭作新與夫人陳嘉堅

對這種現象，許多人認為是消滅麻雀的惡果。生物物理學家徐京華在一次會議上、聯系郭沫若為曹操翻案，俏皮地說：“替麻雀翻個案，比替曹操翻案意義大”。

中國科學院黨組就此事派人專門訪問了朱洗等專家。朱洗對鄭作新的實驗進行了批評：有人解剖麻雀的胃，發現胃中食物蟲占2/10，谷物占8/10，以此來說明麻雀害多益少。這是不科學的。理由有二：一是蟲在胃中較谷物容易消化；二是蟲吃掉不能繁殖了，雖然吃掉一只蟲，實際數字比這大幾百倍、幾千倍……

中科院黨組又征詢鄭作新的意見。鄭認為：1959年害蟲多的原因并不單純是因為消滅了麻雀；但，城市行道樹的蟲害嚴重、確與消滅麻雀有關。1959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張勁夫根據專家們的意見、寫報告給主席。

1960年3月18日，毛主席在起草《中共中央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時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

1998年6月27日，鄭作新在北京醫院逝世；此去數十年，如去惟愿鄭院士安息！

后注

如去看到有人在2013年寫的一篇文章，說在朱洗死后六年、被一幫造反派翻后賬，連尸骨都被揚散，真是傷天害理。可就在這篇文章里，在說到鄭作新、毛主席時，作者多處使用了情緒化的語言。如去想問一下作者：如果說造反派在翻后賬時、那樣對待死去的朱洗非常野蠻，那么你也是翻后賬，把情緒化的語言用到已經作古的鄭作新、甚至毛主席身上，是不是也非常無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