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如何度玉關——左宗棠與陜甘分闈的百年樹人記

點擊上方關注我們!

春風如何度玉關——

左宗棠與陜甘分闈的百年樹人記

◎ 孫松年

同治八年（1869年）深秋，隴山道上，一隊書生模樣的人正艱難跋涉。朔風卷著黃葉，打在他們單薄的衣衫上。為首的年輕人叫安維峻，來自秦安，此行是赴西安參加鄉(xiāng)試。他們已經(jīng)走了二十余日，盤纏將盡，前路茫茫。他不知道，就在同一時刻，新任陜甘總督左宗棠的大營里，一盞孤燈正照著西北教育的未來。

這是千千萬萬甘肅士子的共同命運。甘肅距陜西雖不算極遠，但中間橫亙著隴山、六盤山，道路險阻。從最西端的安西州（今瓜州縣）到西安，路程超過四千里，即便最近的鞏昌府（今隴西縣），也有近千里之遙。往返數(shù)月，所需盤纏少則數(shù)十兩，多則上百兩——這筆錢，足以讓一個五口之家過活三年。“諸生赴陜，資斧艱難”，《甘肅通志》中這八個字背后，是多少寒門學子望路興嘆的淚水。

更令人心酸的是，即便千辛萬苦到了西安，甘肅士子還要面對一個殘酷的現(xiàn)實：由于赴試人數(shù)少，甘肅的舉人名額也少。當時陜西、甘肅合闈，但名額分配上，甘肅往往只能分到十之一二。據(jù)統(tǒng)計，分闈前甘肅每科中額不過數(shù)名，最少的一科僅兩人。“赴考者少，中額亦少；中額愈少，赴考者愈稀”——這是一個惡性循環(huán)的困局。許多州縣，數(shù)十年間竟無一人中舉。邊地無文的刻板印象，如這隴山一般，壓在一代代甘肅士子心上。

然而，歷史的轉機往往在不經(jīng)意間降臨。同治八年，左宗棠率軍入甘，平定回民起義。他看到了戰(zhàn)火后的滿目瘡痍，也看到了士子們跋涉的身影。這位以“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自勵的湘陰人，在戎馬倥傯中，開始思考一個更深的問題：如何讓這片土地真正安定下來？

一、塞上秋風，將帥筆墨

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左宗棠的大營駐扎在平?jīng)觥Ｒ惶焐钜梗谂喒模涣潘蛠硪环莘A帖，是鞏昌府幾位秀才聯(lián)名懇請設法解決赴考之難。左宗棠讀罷，久久不語。他想起自己年輕時，也曾因家貧而幾度放棄科考，幸得親友資助方得成行。將心比心，他深知“資斧艱難”四字的分量。

次日，左宗棠提筆寫下了第一道奏折：“甘肅府縣，遠隔關山，士子赴陜應試，動需數(shù)月，盤費浩繁，寒畯之士，往往因此卻步。且路途險遠，每有意外之虞，朝廷失此取士之途，邊地絕此向學之心，關系非細。”他懇請清廷準予陜甘分闈，在蘭州設立貢院，單獨舉行鄉(xiāng)試。

然而，這道奏折如石沉大海。朝廷有朝廷的難處：分闈意味著增加一個省級考區(qū)，需要修建貢院、選派考官、核定名額，無一不是大事。何況當時西北戰(zhàn)事正酣，朝廷正焦頭爛額，哪有心思顧及此事？

左宗棠沒有氣餒。他深知，時機未到，不如先做實事。于是，他一邊平定叛亂，一邊著手另一項工程——整修道路，在官道兩旁種植柳樹。這就是后來聞名遐邇的“左公柳”。有人說他附庸風雅，有人說他好大喜功。但左宗棠有自己的道理：“道路通暢，商旅往來，士子赴考，皆得其便。”那些柳樹，不僅護路遮陰，更是一種象征——春風終究要度過玉門關。

同治十二年（1873年），西北戰(zhàn)事基本平息，左宗棠再次上奏。這一次，他不僅陳明利弊，更提出一個讓朝廷無法拒絕的方案：“所有修建貢院經(jīng)費，由臣設法籌措，不動用國庫正款。甘肅鄉(xiāng)試中額，請照各省中數(shù)酌定，以示鼓勵。”他承諾自己籌錢——這在當時是極不尋常的。一個總督，打了幾年仗，軍費尚且緊張，卻要為士子們建一座貢院。

這份奏折，字字懇切，句句動情：“甘肅士子，非無穎異之才，實困于道路之艱。若使就試省垣，則人皆可奮志功名，家皆知崇詩書。長治久安之效，基于民心；士心之固，在于是舉。”

這一次，朝廷終于動容。同年十二月，上諭下達：準予陜甘分闈，甘肅自光緒元年始，在蘭州舉行鄉(xiāng)試。

消息傳開，甘肅士林沸騰。有老秀才聞訊，老淚縱橫：“我輩苦于赴考數(shù)十年，今日始見天日！”有年輕學子，當即收拾行囊，奔赴蘭州，要親眼看看貢院的修建。而那些曾經(jīng)望路興嘆的寒門子弟，第一次有了“我也可以”的夢想。

左宗棠行書對聯(lián) 莊浪縣博物館藏

二、一院矗立，萬心所向

左宗棠是個說到做到的人。上諭下達的第二天，他就開始籌措建院經(jīng)費。他一面從軍餉中擠出銀兩，一面動員地方士紳捐助，自己也捐出養(yǎng)廉銀。有人勸他：“軍務方竣，百廢待興，何不先修衙署？”左宗棠正色道：“衙署可緩，貢院不可緩。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此事關系西北百年大計。”

他親自踏勘選址，最后看中蘭州城西北角的一片空地——背靠白塔山，面臨黃河，地勢開闊，風水絕佳。他手繪草圖，規(guī)劃布局：大門三間，儀門三間，龍門三間，明遠樓一座，至公堂七間，內簾、外簾、號舍、廚房、倉庫，一應俱全。其中號舍按一萬間規(guī)劃——這是一個驚人的數(shù)字，說明左宗棠的雄心遠不止當下。

修建工程緊鑼密鼓地進行。左宗棠雖軍務纏身，仍時常親臨工地，查看進度，解決難題。一次，他發(fā)現(xiàn)號舍的木料不夠堅實，當即下令更換：“號舍乃士子三日棲身之所，風雨寒暑，全賴此庇護。若偷工減料，于心何忍？”后來，那些號舍果然堅固異常，直到清末依然完好。

光緒元年（1875年）六月，貢院竣工。整個工程歷時一年半，耗銀五十萬兩，全由左宗棠籌措，未動國庫一文。七月初，左宗棠親自題寫匾額：“甘肅貢院”。四個大字，蒼勁有力，如他的人一樣，鐵骨錚錚。

同月，光緒帝登極恩科開考。這是甘肅歷史上第一次獨立鄉(xiāng)試。消息傳開，各府州縣士子云集蘭州。據(jù)統(tǒng)計，報名者達三千人——是過去赴陜應試人數(shù)的三倍還多。他們中有白發(fā)蒼蒼的老秀才，有初出茅廬的年輕學子，有貧寒人家的子弟，有書香門第的后人。一時間，蘭州城內客棧爆滿，民居出租，連寺廟都住滿了考生。有老儒感慨：“平生未見如此盛況！”

七月十五日，首場開考。凌晨時分，考生們已在貢院門外排起長隊。寅時，龍門開啟，考生依次入場，對號入座。左宗棠親臨監(jiān)考，站在明遠樓上，望著密密麻麻的號舍，對身邊的幕僚說：“今日之事，足以告慰平生矣。”

三場考試，九天七夜，秩序井然。放榜之日，全城轟動。這科共取中舉人二十一名——這是清廷核定的甘肅中額。另有“陜甘通字號”兩名，保障兩省在對方省份應試者的權益。二十三個名字，從數(shù)千人中脫穎而出，一時傳為佳話。其中就有當年跋涉隴山的安維峻——他后來成為光緒六年進士，以“隴上鐵漢”名震天下。

三、文風蔚起，人才輩出

首科之后，甘肅鄉(xiāng)試步入正軌。光緒二年（1876年），左宗棠平定西北有功，清廷特旨：甘肅鄉(xiāng)試中額永增十名。此后，隨著新疆建省、邊疆鞏固，甘肅中額陸續(xù)增加。到清末，每科已達四十名左右——是分闈前的數(shù)倍。

更重要的是，鄉(xiāng)試就近，激發(fā)了整個甘肅的教育熱情。各府州縣紛紛重修官學，擴建書院。蘭州的蘭山書院、求古書院，鞏昌的南安書院，秦州的隴南書院，都成為一時之盛。據(jù)統(tǒng)計，光緒年間甘肅新建、重建書院達三十余所，遠超此前任何時期。正如《甘肅新通志》所言：“自分闈以來，士風丕變，文教日興。”

人才也隨之涌現(xiàn)。光緒六年（1880年），安維峻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后轉御史，以直言敢諫著稱。甲午戰(zhàn)爭期間，他連續(xù)上疏六十余道，彈劾李鴻章誤國，聲震朝野，被慈禧太后貶官，卻贏得了“隴上鐵漢”的美名。他的老師、同科進士劉爾炘，則選擇了另一條路——歸隱鄉(xiāng)里，主講書院，著書立說，成為晚清甘肅最負盛名的學者。

劉爾炘是光緒十五年（1889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但他目睹朝政日非，毅然辭官回鄉(xiāng)，主講蘭山書院二十余年。他改革教學方法，提倡實學，培養(yǎng)了一大批人才。他還參與創(chuàng)辦甘肅法政學堂、甘肅文科高等學堂，為甘肅近代教育轉型奠基。他的學生中，有后來成為甘肅臨時議會議長的王之佐，有辛亥革命志士王和生，有著名教育家張曦。桃李滿天下，皆稱“劉門”。

還有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吳可讀。他是甘肅第一個進士，道光三十年（1850年）及第，官至吏部主事。但他最感人的事跡，是在分闈之前。同治年間，他丁憂在籍，聽說左宗棠奏請分闈，不顧年邁體弱，親自奔走呼吁，聯(lián)絡甘肅士紳支持。有人問他為何如此盡力，他說：“吾嘗三赴西安應試，備嘗艱辛。今幸有成，豈忍后人復受此苦？”光緒五年（1879年），他為抗議慈安太后違制垂簾，在薊州自殺，留下“尸諫”之名。他的死，震動朝野，也為甘肅士子樹立了氣節(jié)的典范。

此外，還有一大批舉人、進士，或為官一方，或教書育人，或著書立說，成為晚清民國時期甘肅的中堅力量。據(jù)統(tǒng)計，從光緒元年到三十一年（1875-1905），甘肅共取中舉人約六百名，進士約六十名——這個數(shù)字，遠超分闈前二百年的總和。邊地無文的刻板印象，被徹底打破。

劉爾炘草書四屏 莊浪縣博物館藏

四、文脈傳承，薪火不滅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詔廢除科舉。消息傳到蘭州，貢院里一片寂然。有人嘆息，有人茫然，也有人早有預料。劉爾炘正在蘭山書院講學，聞訊后沉默良久，對學生們說：“科舉廢，而讀書不可廢。今之學堂，即古之書院，皆所以育人成才。諸生當與時俱進，勿自棄也。”

四年后，宣統(tǒng)元年（1909年），清廷舉行最后一科恩科，為已取得秀才功名者提供最后的機會。甘肅貢院如期開考，這成為科舉制度在甘肅的絕響。此后，貢院被改建為甘肅法政學堂、甘肅文科高等學堂，成為甘肅近代高等教育的發(fā)軔地之一。劉爾炘參與其事，將“求古書院”并入甘肅文科高等學堂，實現(xiàn)了從傳統(tǒng)書院到新式學堂的轉型。

那些在分闈后成長起來的舉人、進士，也在時代的洪流中尋找新的方向。安維峻晚年回鄉(xiāng)，主講隴南書院，提倡新學。他的學生中，有人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有人投身實業(yè)，興辦工廠。劉爾炘則參與創(chuàng)辦甘肅教育總會，推動新式教育。他寫的《勸學篇》，成為甘肅近代教育的啟蒙讀物。他的學生張曦，后來擔任甘肅教育司長，主持全省教育改革。

更值得一提的是，許多舉人、進士投身辛亥革命。宣統(tǒng)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fā)，甘肅響應。在蘭州，以王之佐為首的甘肅臨時議會宣布獨立，通電擁護共和。王之佐就是劉爾炘的學生，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舉人。他后來擔任甘肅臨時議會議長，為甘肅的和平過渡做出了貢獻。

在地方，那些舉人、進士也成為近代化的推動者。有人興辦新式學堂，有人創(chuàng)辦報紙，有人倡導實業(yè)。莊浪縣的孫云錦，光緒二十四年進士，回鄉(xiāng)后創(chuàng)辦了莊浪第一所高等小學堂，開啟本地新式教育之先河。他的堂兄孫積善，光緒十五年舉人，則參與編修《莊浪縣志》，保存鄉(xiāng)邦文獻。他們的努力，使莊浪這樣的偏遠縣份，也在近代化浪潮中不至于落后。

五、百年樹人，春風永度

站在今天回望，陜甘分闈的意義，遠不止于科舉本身。

首先，它改變了甘肅士子的命運。那些曾經(jīng)因路途遙遠而放棄科考的寒門子弟，有了平等競爭的機會。那些因名額太少而望洋興嘆的州縣，有了人才涌現(xiàn)的可能。據(jù)統(tǒng)計，分闈后甘肅舉人中，出身貧寒者占相當比例。他們通過科舉改變命運，又回饋鄉(xiāng)梓，形成良性循環(huán)。

其次，它促進了甘肅文化教育的整體發(fā)展。鄉(xiāng)試就近，帶動了各府州縣官學、書院的復興。讀書風氣漸濃，文教事業(yè)日興。到清末，甘肅已形成以蘭州為中心、輻射全省的教育網(wǎng)絡。這種格局，一直延續(xù)到民國乃至新中國成立后。

再次，它增強了甘肅士子的國家認同。通過科舉這一國家制度，甘肅被更緊密地整合進清朝的政治文化體系中。那些考中舉人、進士的士子，或為官四方，或執(zhí)教鄉(xiāng)里，成為溝通中央與地方的橋梁。他們對國家的忠誠，對文化的傳承，對邊疆的守護，都源于這種認同。

最后，它為甘肅近代化轉型奠定了人才基礎。當科舉廢除、新學興起時，那些受過傳統(tǒng)教育又勇于接受新知的舉人、進士，成為過渡時期的中堅力量。他們參與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推動地方自治，倡導實業(yè)救國，在甘肅近代化進程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這一切，都離不開一個人——左宗棠。他以政治家的遠見、軍事家的魄力、教育家的情懷，推動陜甘分闈，為甘肅百年樹人奠基。那些他親手種植的左公柳，如今已亭亭如蓋；那些他親手籌建的貢院號舍，如今雖已不存，但春風早已度過玉門關。

光緒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病逝于福州。臨終前，他念念不忘西北，囑咐家人：“吾在西北十余年，最得意者，非戰(zhàn)功，乃分闈一事。此舉關系西北百年大計，諸君當勉力維持。”消息傳到甘肅，士林慟哭。安維峻撰聯(lián)哀悼：“十載艱難，植柳三千里；百年大計，開門第一科。”這副對聯(lián)，至今仍鐫刻在許多老甘肅人的記憶中。

從同治十二年（1873年）到宣統(tǒng)元年（1909年），甘肅獨立鄉(xiāng)試持續(xù)了三十六年，開科十五次，取中舉人約六百名。這個數(shù)字，放在全國或許不算驚人，但對于當時的甘肅，卻是石破天驚。它不僅改變了無數(shù)士子的命運，更重塑了甘肅的文化面貌。那些舉人、進士，或為官一方，或教書育人，或著書立說，成為晚清民國時期甘肅的中堅力量。他們的精神，如左公柳一般，扎根西北，生生不息。

如今，蘭州貢院早已不復存在，原址上建起了甘肅省政府。但每年春天，當左公柳抽出新芽，總有人想起那段歷史。有人寫詩道：

“左公柳色映長河，百載風云一剎那。

不是當年分闈舉，春風怎度玉門多？”

是啊，春風怎度玉門多？答案就在那三十六年的堅持中，在那六百個舉人的足跡中，在那無數(shù)寒門子弟的夢想中。左宗棠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陜甘分闈，正是這“百年樹人”的起點。它告訴我們：真正的長治久安，不在刀兵，而在人心；真正的邊疆鞏固，不在壁壘，而在文教。這就是春風度過玉門關的秘密。

▲作者簡介：孫松年，五十年代生于莊浪縣水洛鎮(zhèn)孫家莊。讀書于莊浪一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美國猶他大學。工作于北京科技大學、美國紐芒特黃金公司。現(xiàn)退休居住于美國鹽湖城。

● 李維倉：慈母鞋

支持不止一種，歡迎大家在閱讀的同時惠賜您的稿件，微信“dangdejians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