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臺灣抗日危機，讓德慶人在《申報》上戳破同治中興的假象

150 年前，一位德慶士子在《申報》上痛陳國是

牡丹社事件，是近代日本對中國臺灣高山族地區發動的首次武裝入侵。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琉球國船只在臺灣南部海域觸礁失事，幸存船員登岸后誤入牡丹社高山族領地，被當地人誤殺。琉球彼時本為中國藩屬，日本卻執意將其劃入自身版圖，借口保護“屬民”，暗中策劃侵臺行動。同治十二年（1873），日本政府遣外務卿副島種臣來華就此事交涉，清廷明確回應“二島（臺灣島與琉球島）俱我屬土，屬土之人自殺，裁次固在于我”，嚴正駁斥了日本的無理主張。然而日方并未就此收手，翌年即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日軍悍然于瑯嶠登陸，大舉向牡丹社一帶進犯，遭到以阿祿父子為首的高山族民眾的頑強抵抗，最終迫于日軍火力優勢退入深山。為實現長期占領與逐步擴張，日軍在占領區內修橋筑路、設立都督府，圖謀久踞。清廷得報后，即刻委派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福建布政使潘蔚為幫辦，渡臺部署防務、整飭海防。至當年八月，中日談判進入關鍵階段，沿海各省仍在緊鑼密鼓籌備戰守，全清朝野都籠罩在海防危機的深重焦慮之中。就在八月二十三日的《申報》上，一篇署名“嶺南德慶庚子生”的《狂談》應時而發。這篇來自肇慶府德慶州的士人策論，以酒酣縱論的姿態剖白時局，道盡了傳統士大夫面對海疆變局的觀察與擔憂。

狂談

嶺南德慶庚子生來稿

庚子生與客縱飲，酒酣耳熱，慷而言曰：稽古用兵，激以忠義，指臂相聯，故曰師克在和，又曰少長有禮，必上下維系以誠，而后可用命也。難者曰：兵，詭道也，豈宜忠厚出之？不知詭以應敵人，誠以待部卒，帥無四五同心共命之將，不能成軍，將無四五同心共命之哨，不能成營，此理不待智者而知之。今以戎行爲利藪，以權術相把持，貪詐風成，規模日不，其恃以鼓舞士氣者，爵賞之虛名耳。迨大將軍告身不值一醉，而駕馭之術亦窮，然猶幸劫過羊紅，運興鴨緑，謂可永慶升平也。乃方報河清，忽聞海嘯，閩疆倭艘，虎視鯨吞，大吏羽書，亟興籌備，固覺日不暇給矣。以鄙見料之，天下大局，有可慮者四，請試陳之。

一、總統之無人也。兵以一而成，以二三而敗，方今五口合籌，一旦有警，兵機之變幻百出，必得大經略一人，居中調度，諸將之稟承有自，各口之策應乃靈。目下將帥，如李、如左、如彭、如楊、如曾、如鮑、如蔣、如沈，類皆一時之選，然使之獨將則有余，畀以經畧則不足，非材力之不相及，意氣之不協和也。當日比肩共事，資格年位，實有各不相下之勢，設或強之，必難圖功，此可慮者一也。

一、現今水陸之均不足恃也。宿將立功以來，大都玉食錦衣，擁妻抱子，志惰氣盈，筋疲骨軟，驅之出戰，如菌受斧。新招徠者，斷非來自田間，半皆遣散之游勇。否則拜會之匪徒，游手好閑，習氣久深，即使教練，且難成軍。此可慮者二也。

一、內地匪徒之必將竊發也。今將駐防水陸，盡調海防，尚虞兵力不厚。內地之空虛，不問可知。匪徒固不乏人，向特未敢蠢動耳。一旦狡焉思逞，小則貽商賈出入之憂，大則有肆劫戕官之患。不早弭之，必將滋蔓。此可慮者三也。

一、中外交涉之難合機宜也。目下情形，懦者欲和，強者議戰。不知必能戰而后可議和與守，否則無一可者。譬人身焉，元氣充盈，外邪不入。今合五口而籌之，天津為第一吃重，以其近帝都也。語云：投鼠忌器。萬一邊釁自我而開，必將貽百歲之憂，萬全難策。追念老成，謂曾文正。此可慮者四也。

客曰：是皆然矣。有此病獨無此藥，亦何貴君之饒舌乎？曰：欲諸帥之盡厥長，莫若以左、李諸公分置五口，而指示一秉于睿斷。欲營伍之皆可用，莫若以嚴汰將領，而殺一警百，即令挈家而守，致其死力。欲內地之皆安堵，莫若守令得人，而責成其善行保甲。欲邊務之合機宜，莫若嚴防海口，備可戰之方，作欲戰之勢，而不輕言戰，以馴致于可和。此大畧也。若夫補救而潤澤之，神明而擴充之，則在當軸者矣。

那時的清王朝，正處在“同治中興”的尾聲。太平天國、捻軍之亂平定已十余年，洋務運動推行亦有十載，造船制炮、整軍經武的種種舉措，讓朝野上下一度滋生出“永慶升平”的幻夢。正如《狂談》中所嘆：“劫過羊紅，運興鴨綠，謂可永慶升平也。乃方報河清，忽聞海嘯。”民間以“紅羊劫”代指洪楊戰亂，以“河清”喻太平祥瑞，而這場突如其來的“海嘯”，便是素來被目為“蕞爾小國”的日本帶來的海疆挑釁。它以最直接的方式戳破了中興的浮華表象，迫使士大夫階層從升平迷夢中驚醒，直面清王朝在軍事、內政與外交上的深層病灶。

在與客縱飲、酒酣耳熱的語境里，嶺南德慶庚子生將天下大局的可慮之處歸納為四端，字字直指晚清國防體系的核心沉疴。

首要之患，在于統籌無人，將帥失和。自古用兵貴在號令歸一，方今五口合辦海防，軍情變幻莫測，必得一位總攬全局的經略大臣居中調度，諸將有所稟承，各處方能策應靈通。在作者眼中，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楊岳斌、曾國荃、鮑超、蔣益澧、沈葆楨等人，皆為一時之選，獨領一軍自可勝任，卻難當經略全局之任。問題的根源不在才力有虧，而在眾人資歷相近、意氣相矜，素來各不相下，若強行以一人統攝諸軍，非但難收協同之功，反倒恐生內耗，最終貽誤國事。

其次之患，在于水陸兩軍俱不堪用。當年在內戰中立功的宿將，久享富貴，大多玉食錦衣、耽于安逸，早已志氣惰怠、筋骨松弛，若驅之上陣，如同菌菇受斧，一擊即潰。而新招募的兵卒，又多是遣散的游勇、結會的匪徒，游手好閑積習已深，即便施以操練，也難練成精銳之師。老兵腐化、新兵窳劣，整個軍隊體系的衰敗，讓所謂海防形同虛設，根本無力抵御外侮。

第三之患，在于內地空虛，匪患將起。如今為籌備海防，駐防各地的水陸兵勇盡數調往沿海，尚且兵力不足，內地守備之空虛不言而喻。各地會黨匪徒并非無人，此前不過忌憚官府威勢，不敢輕舉妄動。一旦海疆有事、腹地兵力空虛，他們必然趁機發難，小則劫掠商旅、擾亂市井，大則聚眾劫殺、戕官據城。若不及早消弭隱患，勢必蔓延成勢，釀成心腹大患。

第四之患，在于外交失據，戰和兩難。當此之時，朝堂之上懦弱者一意求和，剛強者力主開戰，卻都忽略了根本：唯有自身具備一戰的實力，議和與防守才有底氣，否則二者皆是空談。作者以人身作喻，元氣充盈則外邪難侵，而清王朝恰恰缺少這份足以御外的“元氣”。更棘手的是，天津緊鄰帝都，為海防第一重地，正所謂“投鼠忌器”，倘若戰火由我方開啟，極有可能危及京畿，遺患百年。戰則國力不支，和則主權受損，進退維谷之間，作者不由追念曾國藩的老成謀國，悵惘當朝再無這般能定大局的重臣。

洞見病癥之外，嶺南德慶庚子生也給出了自己的救治方略。要讓諸將各盡其長，不如將左宗棠、李鴻章等分駐各海口，最終決策統由朝廷睿斷，既發揮各人所長，又避免將帥爭權內耗；要整飭軍隊、提振士氣，不如嚴汰貪庸將領，殺一儆百樹立軍威，甚至可令將領攜家眷駐守防地，斷其退路以逼其死戰；要安定內地、消弭匪患，關鍵在于選賢任能，讓地方州縣官切實推行保甲制度，從基層筑牢治安防線；要妥善應對外交，便要嚴整海防、充實軍備，擺出可戰的姿態與實力，卻絕不輕言開戰，以戰為守，以戰促和，徐徐謀求穩妥的和局。庚子生也清楚，這些不過是草野之士的大略構想，至于如何斟酌損益、因時制宜，終究還要依靠當朝掌權者的運籌與決斷。

最終，這場震動東南的海疆風波，以英國公使威妥瑪出面調停、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臺灣事件專約》告終。清廷賠付日本白銀50萬兩，作為遇難民眾“撫恤”及日軍在臺修路建屋的補償，日軍于同年十二月全數撤出臺灣。一紙和約看似平息了兵戈，卻將清王朝外強中干的真面目暴露無遺。《狂談》中憂心的將帥難統、軍備廢弛、腹地空虛、外交失據四端，在此次事件的處置過程中皆有不同程度的印證：清廷雖派沈葆楨渡臺治軍，卻始終未敢全力開戰；沿海軍隊倉促調集，戰力參差；而最終以賠款換撤軍的結局，也恰恰印證了“不能戰則難守和”的判斷。所謂“同治中興”，終究只是舊王朝在內戰平息后的一次回光返照，軍事體系的窳敗、吏治管控的松弛、外交周旋的局促，早已埋下此后數十年邊疆危機迭起、國運步步沉淪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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