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通常操縱市場和人為制造”末日緊缺恐慌“并以此哄抬物價的處罰都較重,尤其是通過壟斷地位,串聯行業后引發大規模漲價,很容易面臨集體訴訟和來自《謝爾曼反壟斷法》、《克萊頓法》、《商品交易法》等的重拳打擊!
不過,老美也是”先發展、后治理“,市場熱情過了后,才開始調查,”秋后算賬“也算美國資本市場的一個典型特征,當然,作為監管也是避免市場在高熱度時,因過度關注司法,從而產生更大的價格偏差。
此外,這類調查近年來也比較容易被”游說組織“公關,形成和解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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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國司法部聯合 17 個州公布的反壟斷調查結果,揭開了 2022 年以來,美國雞蛋價格持續暴漲,多次創下歷史新高的核心原因,其真相還不全是我們認為的禽流感、農業規模化程度太高、原材料成本上漲等因素,也不全是自然的供給曲線左移而需求缺乏彈性時的供給沖擊。
調查結果顯示,Cal-Maine Foods、Hickman's Egg Ranch、Versova 三大頭部雞蛋生產商被指控聯手操縱行業批發基準價格,在禽流感引發的供給波動之上人為抬升終端售價,最終推動蛋價創下每打 6 美元的歷史紀錄。
而這種以 “供需缺口” 為偽裝的市場操縱案,清晰展現了寡頭企業扭曲價格機制的典型路徑,說明了為何幾家企業就能造成物價失控的深層路徑,但遺憾的是:這三家均不承認歷史存在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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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 “事件性預期” 到 “大幅漲價”:雞蛋是怎么飛上天的?
2022 年,美國發現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蔓延,因此美國農業部一次性撲殺了約 2 億只肉雞、火雞與蛋雞。按照當時的防疫規則,只要養殖場出現一例確診病例,整個農場的家禽都會被全域撲殺以阻斷傳播,這直接導致蛋雞存欄量在短時間內快速下滑。
但當時全行業對外口徑高度統一,均將漲價歸因于自然因素導致的供給收縮(自然和事件型的沖擊持續性完全不同,尤其是雞這個品種),疊加圣誕節、新年等節假日備貨需求,以及商超、餐飲企業和普通消費者的恐慌性囤貨,市場幾乎全盤接受了 “短缺推高價格”、”價格還會持續上漲“ 的邏輯,部分地區超市甚至出現雞蛋限購、貨架空置的情況。
而正是在供需關系緊張、市場信息高度不對稱的窗口期,三大生產商經過產業聯盟的方式,集體啟動了系統性的價格操縱,通過自己的產能和渠道影響力,聯手哄抬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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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圣誕節消費高峰前夕,三家企業的核心高管召開秘密電話會議,商定了推高行業基準價的具體操作方案。
根據美國司法部披露的法庭文件顯示,Hickman's Egg Ranch 的首席執行官提出核心思路:只要頭部企業聯手在批發市場交易所大舉競價買入雞蛋,就能撬動全行業錨定的關鍵定價指標上行,進而傳導至終端零售價格。
一名參與共謀的行業人士更是直白地將操作策略總結為 “像芝加哥人投票那樣去競價,盡早且頻繁地出價”。
這個方法,實際上就是生產型企業在場外囤貨,控制貨源,讓現貨市場商品短缺,從而讓證券交易員認為短缺真的存在,同時,上游幾大廠商一致對外宣傳雞蛋短缺將延續很長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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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近三年時間里,這套操縱手法被持續落地并不斷升級!
一方面,企業高管通過電話、私密短信持續協調競價節奏,在官方批發交易平臺持續掛出高價競買單,人為制造需求旺盛、價格上行的交易假象。
另一方面,幾家企業還私下完成非市場化的高價場外交易,并將這些失真的交易數據上報給負責統計行業基準價的第三方中間商,進一步推高市場參考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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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美國雞蛋終端零售價普遍以批發基準價為核心定價依據,基準價的每一次上浮都會快速傳導至商超貨架,最終全部由消費者買單。
從過程看,2022 年底蛋價迎來第一輪暴漲,從疫情前每打約 1.5 美元的常規水平快速突破 3 美元,實現翻倍。2023 年禽流感疫情稍有緩和,蛋價出現短暫小幅回落,但 2024 年至 2025 年禽流感疫情反復,三大生產商再次借勢放大漲價效應,推動蛋價持續沖高,2025 年春季美國商超雞蛋零售價一度突破每打 6 美元,創下美國有統計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距正常價格翻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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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價格暴漲直接沖擊了下游產業:普通家庭食品開支明顯增加,中低收入群體受影響尤為顯著,整個食品產業鏈都承受了不必要的成本壓力!
這種情況一直到 2025 年下半年禽流感疫情逐步趨緩,規模化養殖場完成補欄擴產,疊加反壟斷調查深入推進形成監管威懾,雞蛋價格才最終回歸合理區間。
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2026 年 5 月全美雞蛋零售均價約為每打 2 美元,同比 2025 年同期下跌 35%。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三家涉事企業均未承認違法行為,但同意向各地食品救濟站捐贈超 5000 萬枚雞蛋,并向參與調查的 17 個州合計支付 330 萬美元罰款,以此了結全部市場操縱指控,但該和解協議仍需法院審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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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縱市場的典型特征與實現前提
凡是這類行情,其背后必然會呈現出三個典型特征:
(1)必須借真實供需缺口做掩護:
市場操縱者從0-1,不能憑空制造漲價因素,任何大行情必須要先依賴一次自然信號,比如雞蛋是在禽流感導致供給收縮的客觀基礎上放大短缺效應,將人為推高的價格完全包裝成市場自然調節的結果,對消費者和監管層都具有極強的迷惑性。
(2)瞄準定價基準節點做操縱:
企業并未直接統一終端零售價,而是通過控制批發市場競價節奏、上報失真交易數據,影響全行業錨定的基準價格指標,借助定價傳導機制間接抬高終端售價,手法更隱蔽,取證難度更高,簡單而言,價格不是企業喊出來的,是證券公司的報告喊出來的!
(3)寡頭間抱團作戰:
頭部企業高管其實一直在直接溝通協調行動,他們依托自身的市場份額形成價格同盟,這就導致行情不是單個企業獨自操作,這才能確保操縱行為足以影響整個市場的定價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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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要讓這類操縱落地,其實也需要一定的市場條件:
(1)市場集中度足夠高:
這種市場,必須是少數頭部企業占據行業核心交易份額,其競價與交易行為足以左右基準價格,中小參與者無力對沖價格走勢,無法形成有效市場制衡。
(2)定價機制存在監管盲區:
行業基準價格依賴特定交易所的競價數據與企業自報交易數據生成,缺乏足夠的交叉驗證與穿透式監管,這就能給企業篡改數據、串通競價留下了操作空間,尤其是一些品種,本身就是基于企業自己信息而來,比如芯片和AI算力的緊缺度!
(3)外部事件形成信息盲區:
必須要有一些公共事件打亂正常供需節奏,在市場信息透明度下降,公眾與監管更容易將價格異常全部歸因于客觀因素,為人為操縱提供了天然的 “輿論掩體”。
所以,越是碰到供需波動的窗口期,越是碰到單邊創造的行業繁榮,越需要警惕寡頭企業借勢操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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