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靴子相繼落地：如何面對全面收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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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文凱

隨著入管難民法修正案通過實施，最近一段時間，日本的外國人政策調整和措施落地相當頻繁，涉及到各種身份的外國人群和在日生活的方方面面。政策不斷收緊，靴子相繼落地，在日外國人怎么辦？

去年10月以來，日本政府大幅提高了“經營·管理簽證”取得門檻，新政后的申請數量驟降了約96%，沖擊很大。政府擬全面收緊針對外國人永住權的申請，即提高簽證級別要求、新增取消機制、嚴查納稅與社保。政府還將嚴格取得日本國籍的“歸化”審查標準，居住年限延長為“原則上10年以上”，并加強對納稅記錄和社保繳納的審查。政府同時進一步收緊了“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技人國）簽證的審核標準，新增日語N2的硬性門檻、嚴控酒店、餐飲、翻譯等的實質內容，嚴查企業經營狀況及無職空窗期，目的是防止單純的體力勞動變相使用工作簽證。日本也在全面改革原有的技能實習制度，以解決長期存在的限制轉職和人權保障等問題，將在2027年4月正式實施“育成就勞”制度，重構在日外國勞動者的工作與居留規則。

另外，日本內閣會議6月19日決定，7月起將訪日外國人簽證手續費提高5倍：單次有效簽證費用將從3000日元上調至15000日元；多次簽證費用將從6000日元上調至30000日元，這將是自1978年以來首次上調簽證費。同時，入管廳在6月24日提交了法務手續費漲價方案，外國人在留資格變更與更新手續費將由現行的一律6000日元，改為按期限梯度調整至1萬至7.5萬日元。永住許可手續費將由1萬日元大幅飆升至20萬日元，上限為30萬日元，最快于2026年10月實施。日本還改革訪日外國游客的免稅制度，將購物免稅轉變為“先付后退”機制，以打擊國內轉售及逃稅等不法行為，新制度于2026年11月1日起全面生效。

本次，日本全面調整、修正、實施外國人政策，其立法速度之快、執行力之大、涉及面之廣、影響度之深，確系前所未有。日本的外國人政策迎來了重大轉折期，實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戰后很長時間里，日本堅持“不采取移民政策”原則，對接納“非熟練勞動力”持謹慎態度。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面對少子化、老齡化及勞動力短缺等結構性挑戰，其外國人政策經歷了階段性變遷，政策框架不斷擴展：

20世紀50至60年代：確立了“不采取移民政策”原則；70至80年代：是接收難民制度化與“事實上接納”外國勞工之開端；90年代：《出入國管理法》重大修訂，轉向“全面接納”；2000年代：隨著外國人群體的擴大，開始構建管理與共生框架；2010年代：在高度人才和新領域實施開放，逐漸向“移民政策”轉換；2020年代：制度擴展與重組，廢除“技能實習制度”，擴大“特定技能”簽證；2025年以后：通過調整、改革外國人政策，在合理接納與規范管理之間尋求平衡，邁向有序共生的社會。

本次外國人政策的調整與改革，并非急就章式的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討論、提案、立法、實施的完整過程，新冠疫情前后是一個分水嶺。疫情后期，日本社會對大量涌入的外國人的言行作為和客觀影響有所警覺，引發了政策大討論——日本的參議院選舉、眾議院選舉、兩次自民黨總裁選舉，為社會討論的深入展開提供了良機。其后，執政自民黨、維新會，多個在野黨，以及經團聯和多個民間智庫等都圍繞著外國人政策提交了建言，或發表了意見書。日本政府在匯總的基礎上出臺了新的政策法規，岸田政權已露端倪，石破政權推動新政成型，高市政權大刀闊斧加以實施。

自民黨針對外國人的政策公約，力爭實現非法滯留“零”目標。內容包括，嚴厲打擊非法就業；推進在留卡與個人編號卡的整合；完善“特定技能”人才制度，穩步啟動“育成就業”制度；針對在留資格等實施嚴格的標準與執法；杜絕拖欠稅款及社會保險費，嚴厲打擊濫用制度的行為；把握臨時駕照持有者情況，嚴格管理外國駕照的轉換手續；提高土地相關信息的透明度；研究公寓等房產交易的監管措施，明確持有者身份；評估并把握地下水開采狀況；加強擴充對外國人學習日語的支持；強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協作等。

日本最有代表性的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在《處于轉折點的外國人政策未來走向》報告書中，提出了邁向有序的戰略性的人才引進與接納環境建設的建議。經團聯描繪了日本社會的理想未來，應該是一個匯聚全球卓越技能、專業知識及多元價值觀的人才，并使其發揮積極作用的國家。人才的涌入將加速創新與社會問題的解決，最終推動產業競爭力的增強與可持續增長。日本必須采取措施，建立“增長與分配”的良性循環，并致力于成為人才主動選擇的國家。

為實現上述愿景，政府及相關利益攸關方在構思與實施各項政策及舉措時，必須遵循三項原則。第一是轉變思維方式，從“單純的接納”轉向“戰略性吸引”。第二是實現包容性社會，構建能夠防止社會分裂的基礎，營造一個相互尊重多元觀點的包容性環境，共享日本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包括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以及日本的文化與習俗。第三點涉及涵蓋個人全生命周期的政策制定。

日本迎來了外國人政策的轉折時期，應如何認識并做出有效對應呢？

首先，日本是主權國家，對于制定并實施外國人政策有主導權。外國人來到日本，無論是行者過路，還是落地生根，都屬于外來者進入當地社會，應該“入鄉隨俗”。“俗”系指日本原有的社會規范和文化風俗，也包括所在國的政策法規和行政措施。外國人來到日本，首要的目的是融入當地社會，而不是改變既有環境；應該成為國際化社會的共建者，而不是和諧社會環境的破壞者。

其二，最新一輪外國人政策的改革，許多是對過去40多年陳章舊規的首次修改，是為了適應新的形勢發展和國際風潮的必然之舉。時代發展的腳步，早已今非昔比，不可同年而語，而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和法務省、入管廳等擔當部門懶政怠政，一直缺乏作為，對于國際化社會的到來及其伴生的問題反應遲緩。過去積累的問題和覆蓋未來的政策，都壓縮在最近一兩年內做出改變，雖屬亡羊補牢之舉，而改革的劇痛卻落在外國人，特別是新一代的肩上，確實有泰山壓頂之重，令人一時難以承受。

其三，外國人已是日本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多元共生社會是日本社會的未來像。在日外國人有自己的主體性需要聲張，有自己的合法權益需要維護。在日外國人不是被動的社會存在，而應該有組織化、有代表性地發聲發力，做出立場宣示，尤其在面臨外國人政策大轉換的關鍵時刻。比如，在日僑團曾經對永住外國人的地方參政權提出訴求、對于國籍選擇和永住者權益做出維護等，都顯示了存在感。日本的外國人政策，作為主體的外國人本身就是參與者，表達明確自我主張和群體立場是必要的。

其四，既要反對排外主義，也要重視典型事件造成的社會影響。在日本，即使主張實現非法滯留“零”目標的自民黨，也明確表示要與“排外主義”劃清界限——這是大義名分，也是政治正確。外國人政策改革的目的是激濁揚清，建立有序的共生社會，以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如此高大上的目標，當然不能無論手段了。最近，NHK推出的紀錄片《潤日的肖像》及其后續的事態發展，造成了不良社會影響，更讓在日中國人形象受損。如此典型事件時有發生，絕非個案，需要華人社會認真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