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山自縊的謊言：揭開崇禎 “愛民” 的真面目｜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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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瑾

崇禎遺詔中“無傷百姓一人”很可能是時人和滿清共同建構的假話，縱觀崇禎十七年的帝王生涯，對老百姓刻毒無比，直接間接造成天量百姓的死亡，如果遺詔真那么說了，只能說明崇禎太不要臉了，生前欺人，死后還想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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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皇帝朱由檢于景山上吊，并留下“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的遺詔，以一個相對體面的結局結束了自己不體面的一生。

爾后三百多年，他口中 “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為亡國之臣” 的說法，成為史書對其悲情形象的主流定位。如今不少人推崇 “君王死社稷”，將他塑造為勵精圖治、以身殉國的悲情君主。

這種解讀雖然迎合了一部分人的情感期待，但卻嚴重背離基本史實，所謂的勤政開明之君，也不過是被清朝統治者美化后的結果。

崇禎遺詔的羅生門

崇禎皇帝廣受贊譽的“君王死社稷”的壯舉，最核心來源于《明史》記載：

帝崩于萬歲山，王承恩從死。御書衣襟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

從記載來看，延續了崇禎一貫的思路，千錯萬錯都是臣下的錯，最后自己面對局勢只能凜然赴死，維護朱家子孫的骨氣。

但根據甲申之變親歷者、時任工部員外郎的趙士錦在《甲申紀事》中記載：

二十二日，賊搜得先帝遺弓于煤山松樹下，與內監王承恩對面縊焉，左手書“天子”二字，身穿藍袖道袍，紅褲，一足穿靴，一足靴脫，發俱亂，內相目睹，為予言也。

信息來源為趙士錦從太監處聽來的，關于事件整體描述相對簡略。

同期，另一位親歷者、詹事府左諭德楊士聰在《甲申核真略》中記載：

二十二日，賊搜得先帝遺弓于后園山子中，與王承恩對面縊焉。衣袖墨書一行云：‘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不敢終于正寢。’又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此余聞之周中官自內出親見之者。

根據作者自述，消息來源是周姓太監所述。而且楊士聰在書中還特意強調了“坊刻謬撰血詔，乃稱‘寧裂朕尸’，皆非也。坊刻稱‘盡殺百官，無殺百姓’，不知何據？此淺夫憤激之語，非先帝之言也。”對于當時坊間流傳的遺詔內容進行了駁斥打假。

由此可見，在當時就有一些人為了滿足自己樸素的情感寄托，編造了許多拔高崇禎形象的傳言。

按崇禎的一生作為推論

臨死時不太可能心系百姓

明亡后，一些遺民開始編纂史書、筆記，關于崇禎遺詔的記載愈發多了起來，且不乏相互矛盾之處。如《崇禎遺錄》記載：

“諭賊遺詔在乾清官玉凡，非書衣前。且云，上御鑲邊白綿紬背心。御服不用綿紬，此非草野所知。”

作者王世德確認了有遺詔存在，但并非書于衣服上，而是在乾清宮內。

《崇禎記聞錄》記載：

“至二十一日，闖賊到煤山，見先帝已殉社稷，從死者惟內官王之俊一人。帝蓬首跣足，身穿白衣，左衿上書‘大明皇帝’四字，右衿上有血書數語云：只因失守封疆，無顏冠履正寢。朕之驟失天下，皆因貪官污吏平時隳壞，宜盡行誅戮等語。”

該版本連跟隨崇禎一同赴死的太監王承恩名字都換掉了，可見其信息來源多為不實。

馮夢龍“博采北來耳目”編纂的《甲申紀事》則記載：

先帝被發，衣白綿紬袷，藍紗道袍，下體白綿紬禈，一足跣，一足有綾襪及紅方舄，于衣帶得血詔，云：“朕在位十有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至虜陷內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以發覆面而死，任賊分裂朕尸，勿傷我百姓一人。”

到康熙年間計六奇綜合多方信息，包裝出了一個偉光正的遺言，《明季北略》記載：

“上以發覆面......衣前有御筆血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致敵入內地四次，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又墨書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蓋上未崩時，朱書諭內閣，托成國公朱純臣輔太子故。”

一個勤勉的君王，仁義愛民、慷慨赴死的美麗故事就此產生。

這套勤勉愛民、以身殉國的敘事，契合了大眾對亂世悲情英雄的審美心理與道德共情，同時清廷為彰顯自身正統、標榜為明復仇，也刻意抬高崇禎形象。

然而“勿傷百姓一人”的愛民說辭，終究只是普羅大眾的自我感動和欺騙。

崇禎是如何“愛民”的

受明清小冰期影響，旱災、蝗災、瘟疫連環爆發，全國各地災荒不斷，“人相食、十室九空、白骨遍野”成為常態。（大司馬按：小冰河期是全球性的氣候災難，各文明都經歷了非常艱難的時刻，但主要文明中只有明朝滅亡了，英法德不說，奧斯曼帝國、薩法維波斯一路開疆拓土，莫臥兒帝國賑災有力，一度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可見明朝之垃圾，具體論述可參閱杰弗里·帕克《全球危機》一書。）

從崇禎元年至十七年間無歲不災，據相關學者統計，崇禎在位17年間，水、旱、蝗、疫四種災害有3474次之多。在地區上也是遍布全國。據《明崇禎年間陜西地區旱荒與社會應對研究》一文，陜西地區災荒資料多達527條。

即便是在經濟富庶的浙江地區，其災害程度也不可小覷。《明崇禎年間浙江地區災荒與社會自救》一文統計，根據各府、縣志記載，崇禎年間浙江地區災害記錄也有158條。

如果說這些都是后人統計，信息或有不實，那崇禎年間的在職官員記載應該相對準確。據時任戶部尚書的畢自嚴統計，其任職期間（崇禎元年至崇禎六年三月）整個大明王朝一共發生嚴重程度可以奏報朝廷的災荒68次，無數生民百姓每天生活在災禍、瘟疫、饑荒中，民不聊生。

治下百姓水深火熱，這位“勿傷百姓一人”的崇禎皇帝態度又是如何呢？在稅賦方面，崇禎三年，于九厘之上再加派遼餉三厘，每年增加田賦685萬兩。

崇禎十年，為鎮壓農民起義，崇禎皇帝采納楊嗣昌建議，決定“暫累吾民一年”，每年又加派剿餉330萬兩，而崇禎在嘗到甜頭后，苦百姓一年，也變成了多苦好幾年。

崇禎十二年，缺錢的朱由檢為了訓練新軍，每年又加派“練餉”730余萬兩。每年三餉加派一千七百余萬兩，比當時的正賦還要多，而這些負擔最終全部都是轉嫁至底層百姓身上。

當千萬黎民掙扎于生死邊緣，甚至出現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人間慘劇時，崇禎皇帝并未以仁君之心體恤生民，更未以切實有效的政策減輕災民負擔，反而將國家財政需求置于百姓生死之上。

崇禎二年，陜西爆發前所未有的特大旱災，赤地千里，顆粒無收。禮部郎中馬懋才途經延安府安塞縣時，目睹家鄉饑民遍野，餓殍枕藉的慘狀，寫下《備陳災變疏》上奏皇帝，疏中對陜西實況進行了詳細描述：

“今之里甲寥落，戶口蕭條，已不復如其初矣。況當九死一生之際，即不蠲不減，民亦有呼之而不應者。官司束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如一二戶止有一二人，勢必令此一二人而賠一戶之錢糧。一甲止有一二戶，勢必令此一二戶而賠一甲之錢糧。等而上之，一里一縣，無不皆然。”

百姓先是食盡蓬草、樹皮，再掘山中白石為食，最后竟至煮人肉、炊人骨求生；賣兒賣女、拋棄嬰孩、尸橫遍野已是常態，甚至到了吞食糞土以求片刻不死的絕境。

然而即便慘至如此，明廷的賦稅與催科卻從未停止，反而在嚴刑考成之下愈加緊迫。這般慘狀絕境，實為史冊所罕見。

陜西的大旱與饑荒并未因生民之慘而稍有緩解，反而持續三年，愈演愈烈。至崇禎三年，陜西巡撫劉廣生不忍地方徹底崩潰，上奏朝廷，請求暫緩征繳部分遼餉，待年歲稍豐、民力稍蘇再行補繳。

如此正常的請求，卻并未換來崇禎的體恤與寬仁，其批復僅淡淡一句：“廣生職司巡撫亦宜勤恤民隱，以圖公私并濟。”這句空洞無力的官方回復，既無蠲免之實，亦無賑濟之意，完全回避了民眾核心需求。

所謂 “公私并濟”，在災荒遍地、民不聊生的現實之下，不過是朝廷繼續催科、不愿減稅的托詞，對嗷嗷待哺的數百萬災民而言，不啻于將其推向絕境。

崇禎六年，河南災情同樣達到崩潰邊緣。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在《請免河南糧疏》中，字字泣血的描繪了崇禎三至六年連續大旱的人間地獄：

“秋既無收，麥又難種，野無青草，十室九空”，百姓之中 “有夫棄其妻、母棄其子者，有賣一子女不足數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渠者，有餓死路側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斃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

然而在如此慘絕人寰的局面下，朝廷不僅未及時開倉賑濟，反而加緊催逼賦稅。疏中直言：

“而且加之以誅求，重之以供應，而且責之以兵糧、器械、米豆、芻麥，悉索敝賦以應河北之求。而且正賦之外，有加派焉，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征，而且連索久逋額外拋荒之計祿。”

面對朝廷在全國災荒疊發、民不聊生之際依舊橫征暴斂、竭澤而漁的統治策略，呂維祺只能發出錐心之嘆：“舊額未完，新餉已催；新征甫畢，舊逋又下；額內難緩，額外復急。” 底層百姓在天災與重賦雙重壓迫下求生無路，瀕臨絕境。

這種苛政并非一地一時的特例，而是遍及南北、貫穿崇禎一朝的普遍性統治狀態。

崇禎四年，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士升祭告鳳陽皇陵，親眼目睹當地百姓在天災與重賦下流離失所、困苦不堪的慘狀，在人口逃亡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繳納足額賦稅，“不得不以逋戶之丁糧派征于見在之賦長，于是賠累愈多”，錢士升上疏“伏祈特為蠲賑，可以招流亡，可以息亂萌；生財固本，舉積于此”，結果皇帝不予批準。

即便在素稱富庶的江南地區，災荒與苛政下依舊民不聊生。明末湖州沈氏在《奇荒紀事》中便留下了令人扼腕的地方實錄：“嗟嗟！水旱頻仍，疫病交作，又復嚴刑催科，額外苛征，斯時之民，其何以堪。”

字里行間，是天災肆虐、瘟疫橫行之下，官府不僅不施撫恤、不行賑濟，反而以嚴刑峻法逼迫百姓完納苛捐雜稅的絕望圖景。

當無數百姓在死亡邊緣輾轉哀嚎、求生不得之時，身為天下“君父”、本應庇佑生民的崇禎帝，非但沒有成為絕境之中百姓最后的依靠與庇護，反而以層層加碼的賦稅、連年不斷的三餉加派、晝夜不休的嚴催急征，對底層百姓進行敲骨吸髓。

“征糧益急，道府廳絡繹坐縣，追逼敲撲，呼號之聲徹晝夜，民間拆屋材為薪，聽行家鬻之”。

百姓連最后的棲身之所都不得不拆毀變賣，只為交納根本無力承擔的賦稅。

整個統治體系從上至下，不僅未能體恤底層百姓在天災中的絕望，反而以嚴刑催科將最后一點生路徹底堵死，全然不顧生民性命。

時人一首《見祈雨戲題》一針見血，以悲憤之語揭露朝廷面目：“日又符章上奏臺，荒原滿目仍悲哀。催符不似催科急，那得龍潭送雨來。”

正是朝廷這種橫征暴斂、漠視民命的統治，使得天災之下本已脆弱不堪的百姓徹底失去活路，最終只得走向流亡與反抗。

天災之上再加“崇禎災”

按照明朝救災流程，當地方上出現災情時，地方官員按例需要進行上奏報災，《明會典》記載“地方凡遇重大災傷，州縣官親詣勘明，申呈撫按”，各地督撫再上報朝廷，朝廷根據情況再安排官員進行實地勘明，復核后再根據災害情況安排相關賑濟事宜。

但明末時期，災害遍布，自下而上的奏報程序也進行了靈活調整，萬歷時期規定“地方凡遇重大災傷，州縣官親詣勘明，申呈撫按。巡撫不待勘報，速行奏聞。巡按不必等候部覆，即將勘實分數，作速具奏，以憑覆請賑恤”。

地方政府可直接向朝廷上報災情，朝廷根據復核情況形成救災決議后，戶部將救災方案上奏皇帝，由皇帝給出準與不準或另行商議的最終定奪。可見對于救災力度和效果的把控，最終都是依靠皇帝的個人意志。

恰好崇禎皇帝在救災事宜上，很明顯的沒有盡到相應的責任。對于地方上的災情呈報，崇禎皇帝多數情況下的反應是不愿承擔責任，無動于衷。即便是在戶部拿出救災決議，需要朝廷進行賑災時，也是百般克扣，吝嗇至極，毫無體恤憐憫之心。

以陜西為例，自崇禎元年起，陜西就發生了嚴重干旱，草木枯焦，赤地千里，地方政府先是弭盜賑饑、捐俸煮粥進行了一系列自救，但地方能力有限，于是巡撫陜西都御史胡廷晏上奏“請乞賑恤停徵”，皇帝僅批復了“是之”，此外不見任何救濟記錄，才有了前文所述馬懋才上《備陳災變疏》。

爾后崇禎皇帝終于有所重視，下令有司商討對策。在“議蠲賑不可，議拯救不能，則惟有緩徵一法”的思想指導下，最終戶部截留了陜西地區崇禎元年、二年地畝遼餉20萬兩，又撥庫銀10萬兩，共計30萬兩賑濟災民饑軍；又截留雜項遼餉1.4萬余兩賑濟延、慶等地災民。但災情最重的延安府僅得3004兩、慶陽府得880兩，這些救災銀兩無異于杯水車薪。

崇禎三年，旱情依舊未能得到緩解。苦于生存壓力，時年三月陜西巡撫劉廣生請求蠲免陜西地區崇禎元年、崇禎二年、天啟六年、七年的欠銀及崇禎三年田賦的一半，以此讓生民有喘息之機，但最終崇禎只批準了豁免天啟六年、七年的欠銀。五月，劉廣生再次上奏請求蠲免，得到了皇帝的委婉批評，于是一病不起。

繼任巡撫王順行再次上疏:“伏乞皇上軫念邊軍之窮，俯憐延民之苦。將延安所屬遼餉元、二年未完，及三年全欠盡行免徵，其撥充京運之數另行抵補。”也許是給新任巡撫點面子，崇禎同意蠲免延安府所欠遼餉，但其余田賦雜稅依舊照繳。

十一月，陜西籍官員縉紳一起上奏，請求再留遼餉二三萬兩用以賑災，同時減免部分地區賦役雜稅。遭到崇禎的嚴厲叱責：“今軍興廢繁豈得更議多留？”并且批評他們“正官免覲”為地方政務，關系撫按職責，地方士紳不可瀆陳”。

諷刺的是七天后當崇禎獲悉延綏一帶因災發生兵民起義時，開始緊急調撥銀錢軍需用于安撫百姓，平叛起義。

可見只有真實威脅到皇帝統治時，上位者才會認真處理，否則心系九州萬方的大明天子如何能記住一兩個地區嗷嗷待哺的饑民呢？

在這樣可笑的事情面前，官員也只能無力勸諫：“使民盡蒙皇上解推之賜，其誰忍背而為賊乎？”如果不是沒有活路，誰又愿意落草為寇？而歷史悲哀的地方就在于這樣的故事在這片土地上循環往復了幾千年。

終于，崇禎四年正月，在多番上奏后，崇禎皇帝開恩，于二十六日，發布圣諭：“茲特命戶、兵二部共發銀十萬兩，差御史吳牲前去，會同該省撫按相酌被災處賑給。”至此，前后延續四年的災情終于被朝廷所重視，只不過這10萬兩賑災銀于延綏十九州縣災民而言也不過是“涓滴之潤”。

此后陜西地區又連續多次發生大型災情，而大明朝廷已經病入膏肓，上層統治者猶自顧不暇，更是不會理睬百姓死活。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陜西地方志上各種慘不忍睹的饑荒記載。如《興安州志》記載：

（漢中、興安）七年，大饑，死尸遍野，郡守金公之純，掘塹于南門外，掩埋死尸，一日而滿，再掘一塹亦滿，名曰萬人坑。其余散死者無算。八年、九年至十七年，連歲大饑，群盜滿山，殺人如刈草。

《陜西通志》記載：

（崇禎十三年）全陜大旱、饑。十月粟價騰涌，日貴一日。斗米三錢至次年春十倍其值，絕糶罷市。木皮石麫皆食盡。父子、夫婦相割啖。道饉重積，十死八九。

其實除了陜西之外，全國其余各處的災情與處境也大致相仿。在接連不斷的天災面前，朝廷與統治者本該有的體恤與救濟，始終顯得稀少而淡薄。

崇禎三年，山西流賊攻破州府，御史王道直指出盜賊源于饑民，請求朝廷撥款賑災，“收拾人心，解散黨附”，未能得到批準。

崇禎四年，四川地方官員奏請賑災，朝廷卻以財政拮據、無力調撥錢糧為由敷衍了事。

西安大旱，巡撫練國事“更請發帑賑濟，不報”。

同年，針對陜西延安的空前慘狀，戶部已議定蠲免部分賦稅銀兩，可崇禎帝最先關心“是否與軍糈無礙”，得到戶部肯定回復后方才同意。

崇禎十三年，河內知縣王漢不忍百姓慘死，將州縣慘狀繪成《災傷圖》親自上奏，期盼能觸動天聽、換來一線生機，不料奏章呈上后便如石沉大海，崇禎帝始終未予任何批復與處置。

朝廷賑災之所以遲緩敷衍、形同虛設，一方面固然是國庫長期入不敷出、財政瀕臨崩潰；但更深層的原因，在于崇禎帝本人對私財的吝惜與偏執。

因為朱元璋體制和崇禎帝

明朝成為唯一沒能扛過小冰期的主要王朝

崇禎二年三月，戶部尚書畢自嚴因軍餉告急、國帑空虛，上疏請求將皇帝專屬的內承運庫中長期積壓無用的物資折價變賣、改折銀兩以濟國難，直言“內府外府均為一體”，理應同舟共濟。可此舉觸及皇帝個人利益，當即遭到崇禎帝嚴詞駁斥：“內庫歲額，原系上供，如何改折助餉？前平臺已經面諭，不必更議！”

雖然崇禎內庫存有“庫銀共三千七百萬兩，金若干萬”的說法尚無確切定論，但不可否認的是，其私庫積存財物數量依舊相當可觀。

這種嗜財守私、漠視民命的傾向，并非崇禎帝一人之病，而是明朝宗室一脈相承的頑疾。

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陽，當即從福王府邸與豪紳巨室中發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濟饑民。而彼時的河南正遭旱災、蝗災、瘟疫連環肆虐，史載 “父母食子女，子女食父母，夫妻、兄弟、朋友、鄉鄰互相食”、“死亡滅絕者幾百家”。

同年二月，張獻忠攻破襄陽，“發銀十五萬以賑饑民”，底層百姓已淪入人間地獄。

一邊是餓殍遍野、慘絕人寰的求生絕境，一邊是朱家子孫府中錢糧堆積如山，卻始終囤積自守，分毫不肯施予。

于是最諷刺的一幕出現了。當出現災荒之時，散財賑貧、發粟賑饑，傾力接濟民眾的反而是那些占山自保、落草求生的地方武裝。而身為天下共主的崇禎皇帝，卻始終吝惜財貨、苛斂不休，從未真正給予垂死百姓一線生機。

于是無數走投無路的饑民“化而為盜，望賊而附”，曾經依附大明的萬千子民，最終轉而站在了王朝的對立面。

當崇禎帝忙于責令官軍全力剿匪平叛時，就有人道出了天下動蕩的真相：“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為辭，一時愚民被惑，望風投降；而賊又為散財賑貧，發粟賑饑，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

是崇禎皇帝的大明王朝親手將這些昔日安分守己的百姓推向了絕路。

面對全國各地鋪天蓋地的災情奏疏與萬民流離的慘狀，崇禎皇帝并非全然無動于衷、坐視不理。在史籍記載中，仍可窺見其針對各地災荒出臺過零星的賑濟舉措。

如“賑南陽災民三萬金”、“發十萬金，命御史陳乾陽賑濟山西”、“發帑金五萬，命御史梁炳賑饑陜西”、“發帑金八千賑灤州、昌黎，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饑”、“賑京城貧民各二百錢”、“發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饑民”、“發倉粟賑河東饑民”，只不過這種杯水車薪式的救濟，只能短暫緩解局部一隅的困境，既無法填補災荒造成的糧食缺口，更不能減免層層苛賦、修復破敗的民生根基。

于是我們可以清晰窺見，崇禎末年的大明王朝，全境遍地災荒、生靈涂炭，天災席卷南北各省，無地幸免，各地慘狀觸目驚心，史不絕書。

山東地區“歲大饑，人相食，盜起”；河南地區“民益饑，盜益起。天災日益甚。瘟疫所及炊煙不升，父子相咬，母女互烹者數數見告”；浙江地區“人民死亡過半、室廬蕩析。田野榛無，幾同廢縣”；湖北地區“黃州郡縣境大饑，繼以疫，人相食”；江蘇地區“人食糠麩榆皮草根，至割將死人肉為食”，廣州地區水災，“百萬生靈幾為魚鱉”；甘肅地區干旱、鼠疫、蝗災爆發，“千里蕭條，野無青草，飛蝗蔽日，父子相食”。

據《明清時期災荒食人現象研究》一文統計，崇禎在位17年間，有479個縣有過明文記載出現了食人現象，災荒絕境，底層的人間倫理與生存秩序徹底崩塌。

縱觀崇禎一朝，連年災荒，全國遍地生靈涂炭，無論是對災情的置之不理，還是杯水車薪的表面賑濟，相較于黎民生死，崇禎更在意國庫軍需與個人私庫利益。

各地災荒頻仍、民命垂絕之際，朝廷依舊嚴刑催科、加派不斷。在位17年，崇禎始終漠視民生疾苦、固守私財，從未真正體恤蒼生、愛民恤民。

所謂“無傷百姓一人”的悲情仁君人設，其本質無非清廷正統敘事與輿論共同塑造的結果，終究不過是脫離史實的后世美化與自我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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