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人生，如瓷花瓶摔落在地

弗里達·卡羅

今天，是弗里達·卡羅的生日。

她是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曾讓畢加索自愧不如地說道：“你我都畫不出像她這么好的自畫像。”

弗里達傳奇的一生是由痛苦鑄就的：6歲患小兒麻痹癥，18歲時遭遇重大車禍，一生經歷30余次手術，47歲，便離開了人世。但她從未向痛苦低頭，而是把它們轉化成一幅幅極具力量的作品。

只要看過弗里達的畫，便會明白，她的作品絕不是用來裝點生活的輕飄之物，畫面里強烈的色彩以及毫不掩飾的真誠，共同構成一種攝人心魄的生命力，牽引觀者去思考關于生命最本質的命題：身體、痛苦、愛與存在。

弗里達·卡羅用生命的最后十年寫下了一本日記。如果說畫布上的弗里達是公開的、鮮明的、帶著某種宣言意味的，那么她留下的日記，則記錄了她更私人的自我袒露。

它像是弗里達的另一幅自畫像，那些隱秘的情感和無法安放的痛苦，都被她放在了里面。通過這本日記，我們才能對她的人生和藝術有著更加深刻的理解。

下面，我們摘錄了藝術史學者薩拉·M.洛為《弗里達·卡羅日記》撰寫的導讀，以此紀念這位傳奇的女性。

01

在日記中摘下面具

閱讀弗里達·卡羅的日記，無疑是一種越界，帶有某種窺視的意味。這本日記是藝術家情感最私密的表達，而她最初的本意也不是將其公之于眾。因此，應當將其歸類為私人日記這一體裁，它出自一位女性，是非常典型的私人筆記。

一個人寫日記的目的其實是很模糊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矛盾的。這究竟是一部自傳，還是一部在出版前經過修改的文本？在被他人閱讀或發表時，手稿是否仍然保持其完整性？我們應當如何解讀一位女性的私人日記？進而言之，通過閱讀她的回憶，我們又能從這位畫家身上學到什么？

縱觀歷史，男人和女人都曾書寫自己的生活，這些生活或因他們所處的時代，或因特定的事件而被銘記。相比之下，私人日記的核心主題，尤其是弗里達·卡羅的日記，則是自我。這位藝術家的寫作動機并非交流，而是嘗試與自己建立聯系。因此，“既然無人閱讀，為何還要寫”這樣一個謎題，在某種意義上得到了解答。

《穿天鵝絨衣服的自畫像》，1926年

如果手稿屬于私人日記，那么這位畫家創作的大約五十五幅自畫像（幾乎占據其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也可以看作是“自傳性”的，但它們的創作初衷顯然是呈現在公眾面前。這些自畫像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藝術家將自己精心安置于不同的場景中，重塑自我形象，并始終考慮到潛在的觀看者。

無論主題還是意圖，這些畫作都極具挑釁性，非常大膽。分娩或流產的畫面，內臟清晰可見的雙重自畫像，抑或是變裝的人物……在弗里達·卡羅之前，西方藝術尚未將這些當作“高雅”藝術的題材。

毫無疑問，倫勃朗的自畫像傳達了藝術家步入暮年、直面死亡的焦慮；凡·高的天才自畫像展現了畫家飽受孤獨與不被理解的折磨，這也毋庸置疑。這些情感與人類息息相關。弗里達·卡羅則以一種夸張，甚至帶有大不敬意味的方式表現了自己的情緒。

然而，由于她作品的極端個人化，以及過多的自身指涉，一些人認為她的藝術未能表達普遍的情感，也未曾觸及人類生存的共同命題。盡管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自畫像依然能震撼觀者，這無疑已經戰勝了某些偏見，戰勝了那些針對女性藝術家描繪自身生活的成見。

不過，弗里達的自畫像呈現出不可思議的克制，有一種虛假的坦誠，似乎欲言又止。畫家自稱“古老的隱者”。在一些自畫像中，她的臉仿佛戴著面具，這無疑是自我克制的表現。

《斷裂的脊柱》，1944年

藝術家“純粹”地展現內心世界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她的創作過程通常較為緩慢，這就使得在時間與沉思的作用下，作品會得到調整和打磨。相比之下，日記中的文字和繪畫則直接傳達了她第一時間的感受，這些感受被及時地記錄和描繪在紙上，這是在她的普通繪畫作品中不曾有的。

弗里達·卡羅的私人日記中包含繪畫，這使得她的日記迥異于現存的私人日記，幾乎獨一無二。這些繪畫又區別于典型的藝術家素描本，后者收錄的通常是未來作品的草圖，或是構思大型畫作的小幅繪畫。而她僅把日記中用墨水繪制的一幅畫轉化成了大尺寸畫作。

與其他人的日記不同，弗里達·卡羅并未記錄日常事件，而是用來存放無法歸入其他地方的情感（或圖像），這與弗吉尼亞·伍爾夫相似。閱讀接下來的內容時我們難免會感到困惑，因為在日記中，她對自己的描繪，無論是通過色彩還是線條、散文還是詩歌，都呈現出自己不戴面具的樣子。

02

自由地涂畫

弗里達·卡羅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開始寫這本日記，當時她三十六七歲。在此之前，她剛剛經歷了感情上的波折。她的父親在幾年前去世，而她1939年底與迭戈·里維拉離婚，隨后不久又復婚。

并且，這位女畫家不得不接受一個殘酷的現實：盡管她夢寐以求，但她永遠無法生下自己的孩子。這讓她痛苦萬分。由于多次流產以及脊椎問題，她接受了無數次外科手術。隨著40歲生日的臨近，她已經無法忽視自己健康狀況不斷惡化的跡象。

弗里達·卡羅的戲劇性人生清晰地體現在她的繪畫中。1944年時，她已經創作了大約一百幅畫作，并取得了諸多成就。30年代初期，她跟隨迭戈·里維拉前往美國，并在那里的一家公共機構首次展出了自己的作品。

1937年，她的四幅畫又參加了墨西哥城舉辦的展覽。她從業余愛好者向職業畫家的關鍵轉變發生在1938年，那一年她首次賣出了自己的作品（四幅畫被美國電影演員愛德華·G.羅賓遜購買）；同年，她在紐約朱利安·利維畫廊（Julien Levy Gallery）舉辦了個人畫展，展出了二十五幅畫。

《受傷的鹿》，1946年

朱利安·利維對卡羅作品的興趣契合他對超現實主義的偏愛，這使得弗里達·卡羅被歸為超現實主義畫家。弗里達與自稱“超現實主義之父”的安德烈·布勒東的私交，進一步“坐實”了這一歸類。

1938年初，布勒東訪問墨西哥，之后在朱利安·利維畫廊舉辦卡羅展覽期間，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專門討論弗里達·卡羅的作品。1939年3月，他又為卡羅在巴黎組織了一次畫展。此外，1940年布勒東還參與策劃了在墨西哥舉辦的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在這次展覽上，弗里達·卡羅展出了她的兩件大幅作品。

超現實主義運動于1924年在法國興起，其基本指導精神是反叛，反抗一切傳統規范，強調超自然、反社會，重視國際性，尤為看重非理性。弗里達·卡羅與超現實主義運動的聯系，與該運動的倡導者布勒東之間的關系，頗為模糊。

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布勒東的緊迫感，即急于判定什么才可以視作超現實主義（考慮到超現實主義者推崇無政府主義，這一點頗具諷刺意味）。弗里達·卡羅對布勒東的個人魅力不為所動，部分原因是他的觀念太過理論和抽象。布勒東的靈感來源于一切與歐洲白人男性的理性世界格格不入的事物——瘋狂、女人、異域風情，而弗里達的創作沖動則源自她的現實世界。

可以這樣說，弗里達公開的作品與超現實主義有許多共同特征：關注無意識，令人不安甚至不成形的意象，非正統的主題。這些特點都與法國超現實主義的第二階段相吻合，正是在這一時期，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勒內·馬格利特和伊夫·唐吉（Yves Tanguy）等畫家聲名鵲起。他們的作品往往依賴現實主義，無論畫面中的元素多么扭曲；也仰賴空間結構，他們稱之為“心靈的風景”。

矛盾的是，這本弗里達·卡羅日記更接近第一份《超現實主義宣言》（1924年）的宗旨。根據該宣言，心理自動主義或自動繪畫能夠避開理性思考，從而釋放無意識。這一理念源自布勒東讀到的弗洛伊德對夢的意義的解析，并得到藝術家馬克斯·恩斯特、安德烈·馬森（André Masson）和胡安·米羅（Joan Miró）的認同。

《沒有希望》，1945年

幾乎所有出現在這本日記中的圖畫都是自發完成的，沒有事先規劃。因此，它們猶如一扇扇窗戶，讓我們得以窺見藝術家的無意識世界。她直接塑造形象，然后進行潤色。

在自由涂畫之后，弗里達便讓自己的理性意識（或部分理性）投入到工作中，依托頭腦中豐富的形象儲備（包括真實的和想象的），將生命形態轉化為畫中的面孔、人體部位、動物和風景。她頭腦中的形象豐富多彩、千姿百態，這得益于她廣泛的閱讀，而這種習慣又是她在一段段漫長的康復期培養起來的。

在日記中，這位墨西哥女畫家隨心而動，由濺到或潑到紙上的幾個墨點起筆，創造出各種各樣的形象。一些圖像成對出現，顯然是弗里達在墨跡未干時將本子合上，使之印到了相鄰的頁面上；還有一些力透紙背，痕跡滲透到后面幾頁上（看一看日記第33—35頁、第61—62頁便知）。

《弗里達·卡羅日記》第32-33頁，顏色力透紙背，她便基于色彩輪廓創造出各種各樣的形象

弗里達所用的工具也多種多樣，包括彩色鉛筆、墨水、水彩、蠟筆乃至碳條，不同的畫材甚至決定了她的畫面內容。盡管在一頁（日記第15頁）中，她用不同畫筆寫下色彩名稱及其象征意義，但其實整本日記中的繪畫都取決于她在當時拿的是什么筆。

這位藝術家在繪畫旁邊加的文字，更凸顯了它們的偶然性。這些文字是評論式的話語，弗里達常常表達對自己畫出來的東西感到驚訝，例如日記第42頁的標題是“突如其來的異象”，而第81頁則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傻瓜是誰？”事實上，幾乎沒有哪句話是用來解釋圖像的含義的。相反，它們更像是反思，既富有啟發性，又呈現出復雜性，正如這些繪畫本身一樣。

03

精神的力量

弗里達·卡羅日記之所以可被解讀，并非出于作者想要表達什么，而是因為反復出現的少數幾個主題。其中一個無疑是她對迭戈·里維拉的深愛與激情，這一點在那些冗長而熾熱的情書中，在她明顯只為他而寫的大量頁面中，都可以得到印證。

在這些頁面中，這位女畫家表達了無數種情感，從強烈的情欲，到母性的眷戀，再到對二人結合的神秘理解。弗里達·卡羅在闡述他們之間互補共生的關系時，展現出無限的表達力。其中最具吸引力的，便是她對兩人因藝術而結合的看法。

在很多段落中，她使用了“助色團”（auxócromo）和“發色團”（cromóforo）這樣的術語，還有色彩的陰與陽。他是“助色團”，捕捉色彩；而她是“發色團”，產生色彩。里維拉貫穿了弗里達的整本日記，無處不在。

在弗里達·卡羅的作品中，隨處可見她對墨西哥前哥倫布時期文化元素的挖掘利用。她將前殖民時代的文化遺存融入現代世界，例如，她日常穿著印第安人傳統服飾，頭上用色彩艷麗的絲帶或羊毛線編發，形成一種名為“特拉科亞爾”（tlacoyal）的傳統發飾。

通過戒指、項鏈和耳環等飾品，弗里達·卡羅與過去建立起更為直接的聯系。這些飾品由黃金、玉髓、珠串和貝殼制成，其中一些還刻有阿茲特克文明的符號或象形文字。同樣，在她的日記中，也可以讀到許多來自納瓦特爾語（Nahuatl，阿茲特克人的語言）的詞語，而這些詞中有許多已經融入墨西哥人的日常語言（例如日記第26頁和第117頁）。

弗里達·卡羅日記第116-117頁，左頁寫的是“喧鬧中的死亡”，右頁寫的是“木，星辰，愛，溫暖，疼痛，低語，幽默，給予者，愛”

此外，弗里達·卡羅認為自己繼承了無限豐富的幻想，而這些天馬行空的幻想意象傳承自她的祖先，這種聯系主要是文化上的，而非嚴格的血緣關系。奧爾梅克、阿茲特克和托爾特克文明在她的作品中被重新塑造，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表達出來，甚至可以說被她理想化地呈現在眾人眼前，而正是這些古老的文明構建了她個人的歷史。

祖先的神祇與神話、雕像與典籍、金字塔與廟宇，為她提供了血脈相連的歷史，讓她與墨西哥恢宏的過去緊密相連。這一點同樣體現在與她同時代的其他藝術家身上。

她對古代墨西哥的挖掘與探索，與歐洲超現實主義者對古代文化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后者為了激發作品的生命力，尋找的往往是“不接地氣的”神話和藝術。弗里達·卡羅對阿茲特克文明的召喚，則可謂一種政治姿態，畢竟在她所處的那個時代，人們對印第安藝術的興趣日益濃厚，這與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情感相輔相成。

日記第114頁和第115頁的圖畫，清晰地顯示出政治與墨西哥文化的古老根源之間的聯系。弗里達·卡羅建立了共產主義象征與阿茲特克符號之間的關聯，強調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和社會承諾。

《弗里達·卡羅日記》第114-115頁

在青年時，她便表現出對共產主義的青睞。1927年，年僅20歲的她便加入了墨西哥共產主義青年組織，畢生支持共產主義事業。她曾表示自己閱讀了大量的相關著作，對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有清晰的理解。不過，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她對共產主義的興趣超越了社會意識層面，甚至近乎宗教，將其變為自己信仰的支柱。墨西哥文化的千年遺產則給予她精神上的慰藉。

當她將共產主義元素融入自己看待世界的新視角時，她創造出了一個不可磨滅的理想，即便是阿茲特克文化中最血腥、最能體現森嚴等級制度的部分，都無法動搖她的信念。她提煉并凈化了這兩種思想，并將其視為理想的力量之源——正是這兩種思想賦予她精神力量，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幾年。

04

記錄生命最后的十年

弗里達·卡羅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寫下了這本日記，記錄了她身體的每況愈下。由于日期的標注較為零散，因此很難梳理出一個準確的時間順序。然而我們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可怕的惡化過程（或者說是衰退），她時刻面對疾病帶來的孤獨和恐懼。

在童年時，她便習慣了與醫生打交道。7歲時，她患上了小兒麻痹癥；十一年后，一場嚴重的交通事故導致她的脊柱、鎖骨和骨盆骨折，她的右腿和右腳遭受嚴重碾壓。

然而，無盡的疼痛，長時間佩戴矯形支架、打石膏，右腳反復出現的營養不良性潰瘍（導致她在去世前不久被截肢），以及她坦言自己經歷過的三十五次手術，都很可能因為她患有名為“脊柱裂”的先天性脊柱畸形。

《弗里達·卡羅日記》內頁圖

日記反映了她不懈的斗爭，不斷尋找對抗痛苦的方法，對醫生治療的無奈順從，以及面對不斷失敗的隱忍。

她對自身病痛細節的關注，部分源于她年輕時對生理學和生物學的興趣。在那場可怕的事故發生之前，她修讀過自然科學課程，為進入醫學院做準備。在康復期間，她甚至考慮過將藝術與科學結合，并認真嘗試畫科學插圖。

事實上，這些學習經歷為卡羅提供了強有力的視覺類比和隱喻，這些手法后來被她融入繪畫中，也出現在她的日記中。運行中的內部器官經常出現在身體之外，X光般的視角讓人得以透視她那斷裂的骨骼和受損的脊柱。

在她使用的與生物和植物相關的隱喻中，或許最令人震撼的莫過于根莖與血管、卷須與神經的關聯，這些是輸送營養的通道，同時也代表著傳導痛苦的路徑。

《弗里達·卡羅日記》內頁圖

盡管弗里達·卡羅在她的私密日記中毫不掩飾地表達出痛苦和焦慮，但她對生活的無限渴望仍然顯而易見。她的聰慧，她張揚的生命力，以及她的諷刺和黑色幽默，也展露無遺。

正如她的一位學生在回憶中所說：“弗里達創造了自己的語言，創造了自己的西班牙語表達方式，充滿生命力，伴有手勢、表情、笑聲和玩笑，還有她特有的諷刺戲謔。”日記中囊括的自畫像，使弗里達其他繪畫中那個“古老的隱者”變得更加鮮活。在這些自畫像里，那張冷冰冰的面具被更為生動（有時甚至令人恐懼）的細節所取代，揭示出她內心深處極度的絕望。

然而，日記自始至終都展現了她強大的堅韌與毅力，那是只有極度的痛苦才能造就的力量。“焦慮與痛苦，”她寫道，“快樂與死亡，不過皆為過程。”（日記第日記以戲劇化且直白的方式，再現了這個過程的各個細節，無論是文字還是圖像，都映照出她對人終有一死的清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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