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參加3次起義的國軍中將，本前途光明卻成罪證，最后一次被正法

在上世紀中葉的內戰期間，國民黨的中將起義有一百多位，大多數是一次起義就功成名就，還順利地當上了建設新中國的重要干部，比如曾澤生，何基灃，張克俠，孔從洲等。但有一位特殊的國軍中將，他在紅軍時期到全國解放這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竟然參加過三次起義，即1931年的寧都起義，1946年棗莊起義和1949的重慶參加陸軍大學起義，然而，最后一次被認定是詐降最終被鎮壓。此人便是曾任國民黨南京衛戍部隊中將副司令的畢書文。

畢書文，字幼齋，河北大城縣畢演馬村人，要說他的家庭條件并不優越，只是一個貧苦市民，小時候父母為了他能有出息，供他讀書，高小畢業后為了謀生曾當過學徒，希望有門手藝過上好生活。然而接下來軍閥混戰，做手藝非常艱難，為了混碗飯吃，他投入西北軍的部隊當兵，先是一名基層的勤務兵、傳令兵，因為讀了點書字寫得好，隨后升任連部文書，隨著當兵的時間一長，認識的人越來越多，加上人還機靈又有文化，慢慢地便摸索出升官的門路，短短幾年功夫，便晉升為排長、連長、副營長。

營長時期的畢書文

接下來畢書文所在的部隊參加中原大戰，他所在的西北軍內部卻分崩離析，倒戈成風，最終一敗涂地，土崩瓦解，就連這支軍隊的頭領馮玉祥不得不宣布下野隱居江湖，那時按照軍閥混戰的潛規則，所在部隊改弦易幟，隸屬勝利的一方，并在軍隊中選出一名有名望的人收拾西北軍殘局，號稱西北軍部十三太保之一、第八路軍總指揮的孫連仲當上了總指揮，并接受老蔣改編，這支部隊改編成第26路軍時，孫連仲向全體將士提出的很有凝聚力的口號是“和平統一建國，決不參加內戰”。

令第26路軍將士感到失望的是，正值這口號喊得震天價的時候，26路軍被老蔣一紙調令前往江西參加“圍剿”紅軍，孫連仲被任命為江西清鄉督辦及26路軍總指揮的頭銜率26路軍3萬余人參加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二次“圍剿”。前往江西與紅軍作戰的時候，這支部隊的士氣非常差：第一是明明高喊不打內戰，卻偏偏派去與紅軍同胞打仗。

第二是這支部隊的改編只給一個第26路軍的番號，并嚴格規定下面只能編成2個步兵師和1個騎兵師，以及一些直屬單位，按4萬人的上限發餉。有點類似后來抗戰時給我軍第18路軍一個模式，也只給我們三個師的編制。這樣一來被迫裁撤隊伍，所有的軍官普遍降一級甚至二三級任命，師長變成旅長、旅長成為團長，團長成了營長，大家對這種職務下降意見不小。

更讓一些上層軍官不能接受的是，上面說的有26路軍本有三個師，其中騎兵師轄一重迫擊炮團和野榴炮團，這種武裝力量在當年屬于尖端技術兵種的戰略力量，卻被老蔣截留不隨26路軍出征，理由是：一、贛南盡皆山地，騎兵師無從發揮作用；二、江西交通十分落后，僅有百余公里長的南潯鐵路和僅有數十公里長的株萍鐵路，且都在贛北一帶，全靠兩條鐵軌機動的鐵甲車隊、重炮等也有勁使不上。便把這兩支他們視為寶貝的部隊留在北方，收歸自家囊中，派到江西“圍剿”紅軍的26路軍，實際上是1個指揮部、2個步兵師部、6個步兵旅部和12個步兵團，總計約2.7萬人。

誰知這支部隊剛進入江西，紅軍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并以集中兵力，先打弱敵，在運動中各個殲敵的戰術，在樂安戰役上，呂如珂的81旅被紅軍全殲，從旅長到伙夫無一漏網。接著，該師師部及趕來馳援的79旅池峰城部在永豐的中村遭到紅軍痛擊，損失大半，受到重創。全軍潰退到宜黃縣城。這支部隊來時近三萬人，剩下才二萬多一點了。萬般無奈之下，只好硬著頭皮駐防到寧都，寧都距離紅軍當時的首府瑞金不到百公里，周邊都是紅軍的游擊區，這里不通鐵路，不通水路，不僅補給十分困難，而且經常遭到紅軍游擊的襲擾，加之這支隊伍全是北方人，不習慣南方的山、水、叢林，陰雨連綿，氣候潮濕。主食又以大米為主，缺乏面食。當時，部隊流行有“四怕”：一怕紅軍、二怕下雨、三怕大米，四怕得病。官兵陷入消極、徬徨、苦悶與絕望之中。

此時，九一八事變爆發，26路軍全體將士群情激憤反對內戰，要求北上抗日，但此時老蔣派重兵堵住他們北上的道路，面對國難當頭，處境艱難的，逼迫第26路軍將士都認定老蔣借紅軍之手鏟除異己的行為，引起官兵們的強烈不滿。此時，大多數官兵認定紅軍才是抗擊外來侵略的中流砥柱，那個時候總指揮孫連仲稱去上海瞧眼疾，師長高樹勛待在南京不歸隊，旅長董振堂請假回家探親，季振同扔下部隊，到南昌“治病”。池峰城和施積樞以招新兵補充戰損為由，一去不歸。此時，掌管部隊的是參謀長趙博生。

原來，早在幾個月前，趙博生就參加了先進組織，成為一名地下黨員，之后趙博生在特別支部的領導下，以自己公開代行二十六路軍軍務的身份，利用當時部隊中不斷高漲的抗日反蔣情緒和渴望找到出路的軍心，積極穩重、因勢利導地在士兵和高中級軍官中開展工作，爭取了73旅旅長董振堂、74旅旅長季振同、團長黃中岳等人，并通過他們又聯絡了一批進步的中下層軍官，并順利的帶領部下起義。起義成功后寧都全城到處響徹著“解放”、“自由”的歡呼聲，插在總指揮部屋頂和城門樓上的鮮艷紅旗，在這個古城的上空迎風招展。看著這一切，趙博生興奮地揮筆寫下了“解放”兩個字。

隨后，參謀長趙博生和季振同、董振堂、黃中岳率領26路軍一個軍直、兩個師直、六個旅直、十一個整團，共17000余人，攜帶兩萬多件武器，宣布加入紅軍隊伍。同時發表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宣言》，第2天起義部隊開進蘇區進行整訓，至此，26路軍正式全部棄暗投明，整建制地加入了紅軍，成為紅軍的一個主力軍團紅五軍團，要知道，紅軍當時也就三萬多人，正處在最艱難的時期，缺人、缺槍、更缺訓練有素的職業軍人，這一萬七千多人的加入，還帶來了兩萬多件武器和大量的電臺、物資，簡直是天降甘霖，史稱“寧都起義”。

就在寧都起義滾滾向前的紅色洪流中，出現了一個格格不入的身影，那便是時任26路軍參謀處副官，這種職務屬于營級干部的畢書文，當戰友們高喊著口號，把青天白日帽徽扔在地上，換上紅五星的時候，畢書文躲在角落里，心里翻江倒海。他在盤算，覺得這筆買賣不劃算。在他看來，紅軍就是一群基層的農民工人，裝備差，前途未卜，能取得全面勝利嗎？于是，他做出了人生中第一個重要的投機選擇。趁著部隊改編的混亂，他偷偷開了小差，帶著幾個親信，一路向北，一口氣跑到了南昌，他以為自己“棄暗投明”，老蔣會給他一個大大的嘉獎。

實際上，那時候紅軍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連續打勝仗，不缺沖鋒陷陣的主將，最缺的就是出謀劃策的參謀類人才，我們看寧都起義中走出的開國將軍中，上將李達、中將孫毅、王秉璋等，就是從事這一類職業，參謀類的專業很受紅軍的歡迎，他們在后來的長征、在抗日戰場上屢立戰功，建國后成長為我軍的高級將領。可以說畢書文參加了起義，但轉身默默鉆回國民黨營盤，從此和那次起義劃清了界限。

也正是這第一次起義的經歷，不得不說，他很早就顯出一個特點，只認眼前利益，不認隊伍大義。別人與時代合流，他與個人算計為伴。同時徹底塑造了畢書文的行事準則：永遠不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注在任何一種信仰上。他信奉的，只有實力和利益。誰的拳頭硬，誰能給他帶來好處，他就跟誰走。這種毫無底線的投機主義，最終將他引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當然，不愿意當紅軍的畢書文并沒有受到什么嘉獎，更沒有得到重用，而是給他安排了個小角色，幾經輾轉他最后被安排到了同為西北軍出身的郝鵬舉手下。他和郝鵬舉是老鄉，也是西北軍的老同事。他的履歷，簡直就是郝鵬舉的低配版。可以說，從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和郝鵬舉這艘破船綁在了一起。之后的故事，就和郝鵬舉的軌跡完全重合了。

郝鵬舉投靠汪精衛當漢奸，畢書文就跟著當偽軍的軍長。兩人在日寇面前奴顏婢膝，對自己的同胞卻是敲骨吸髓，壞事做絕。抗戰勝利，按理說，等待他們的應該是正義的審判。那知老蔣為搶占地盤，積極謀劃打內戰，竟然做出了一個讓全國人民都大跌眼鏡的決定：收編偽軍，只要這些偽軍調轉槍口打內戰，與我軍作對，漢奸罪行可以一筆勾銷。

此時的郝鵬舉和畢書文大喜過望，便做起了“收編”事宜，針對當時國民黨給的“新編第六路軍“的番號，把手下的部隊緊急擴編為五個軍，為了表示對主子的忠誠和順利“漂白”，把其隊伍第一軍駐防徐州市，郝自兼軍長，佩戴符號為“舉仁”；第二軍駐守宿縣時村、永安集，軍長胡澤普，佩戴符號為“舉義”；第三軍駐防徐州市，軍長乜庭賓，佩戴符號為“舉禮”；將駐守淮陰偽二十八師改編為第四軍，軍長潘干臣，佩戴符號為“舉智”；第五軍為駐守連云港偽軍，軍長徐繼泰，佩戴符號為“舉信”。“仁、義、禮、智、信”俱全，馬屁拍得很響。畢書文搖身一變成了第六路軍中將副總司令，手里握著重兵要與我軍對峙。

那知就在這時，上峰來了命令：新編第六路軍立刻率部北上，傾巢而動去山東解放區進攻新四軍，本來計劃在自己的地盤守一守還馬馬虎虎，一聽說要調去進攻，這使郝鵬舉和畢書文倒吸了一口涼氣：跟新四軍打？那支出了名能打硬仗的部隊，日軍都膽戰心驚。自己這支由偽軍改編過來的部隊，論戰斗力，論士氣，怎么跟人家比？這不明擺著是讓我們去送死嗎？

再一看，這頭正規軍壓了過來，兩人清楚地知道，打，是死路一條。不打，違抗軍令也是死路一條。這個時候，兩人關起門又想到了第三條路，向新四軍投誠，稱自己“深明大義”，不愿中國人打中國人，愿意率領麾下兩萬兄弟，在臺兒莊戰場起義，加入新四軍的隊伍。當時的情況是，內戰一觸即發，要知道，那可是一支號稱有兩萬人的部隊，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有巨大的意義。至少，可以瓦解敵人的一路進攻。因此，上級同意他戰場起義。

1946年1月9日，郝鵬舉、畢書文在臺兒莊、棗莊地區通電全國，宣布脫離國民黨，反對同胞相殘的內戰，舉行“戰場起義”儀式，部隊改編為“華中民主聯軍”，郝鵬舉任總司令，畢書文任副總司令。為兩人為了表示起義的決心，還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信誓旦旦地說要“為人民流血流汗”，那文章寫得情真意切，連老練的記者都看不出破綻。這消息傳出，因為在內戰發動的初期，影響確實不小。

同時，針對郝鵬舉、畢書文的這次起義，我方拿出最大的誠意和信任，比如按照寧都起義時的慣例，起義部隊是要進行改編和改造的——舊軍隊的作風、思想、組織架構，都需要徹底翻新，還派駐政工干部，但考慮這支部隊的特殊性，組織上采取了一種非常寬容的方式：保留部隊編制，保留他的指揮權，保留其各級官佐，同時糧餉、補給全部按我軍的標準足額發放，兵員優先補充。除了物質上的幫助，組織上還派出了朱克靖等一批經驗豐富的干部，進入華中民主聯軍，幫助郝鵬舉改造部隊。朱克靖是老同學，又是他起義的牽線人，兩人關系最近，主要負責做郝鵬舉的思想工作。

可以這樣說，郝鵬舉、畢書文要是真誠起義，結局會是不錯的，比如他的手下，后來46旅旅長乜庭賓、45旅副族長張奇，受此影響他不愿意為反動派效力，就是勇敢地真正起義，在人民軍隊中真正扎下了根。全國解放后，乜庭賓任淮陰軍分區副司令員、司令員。1957年從部隊轉業，任江蘇省民政廳副廳長。張奇還當了四川自貢市長。

今天，我們在在江蘇徐州有一處所謂的“剿總”遺址，是一座二層磚木小樓，位于文亭街21號，墻上有牌子說明：郝鵬舉辦公樓。走進小樓，室外雖然有陽光，但冷寂的建筑卻難有一絲暖意。小樓雖然面積不大，但房間頗多，一樓有對過六間房子，大概是警衛人員、雜役居住處。說明牌上說，郝鵬舉辦公在道臺衙門內，這座樓說是辦公樓，其實是郝鵬舉居住的地方。順木樓梯而上，二樓才是居住處，朝南一處，朝北一處。郝鵬舉公館。此樓現在仍在，列入江蘇文化遺產名錄，作為文物保留，這便是郝鵬舉和畢書文的密謀之處。

然而，郝鵬舉和畢書文，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卻腳踩兩只船，那時正值兩淮戰役打響，兩淮，指的是抗日戰爭勝利時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首府淮陰（清江市）和距淮陰僅17公里的淮安。號稱“五大主力”王牌“御林軍”的整編74師，在師長張靈甫的率領下，沿運河長驅直入，兵鋒直指淮陰。當時，我軍采取積極防御，不計較一城一地得失的戰略下，也是屬于不到萬不得以絕不輕言放棄的要地。因此，在74師發起攻勢后，華野9縱在運河與洪澤湖之間設置三道防線，作為防御正面。

整編74師，全師3萬余人，全副美械裝備，清一色的美式服裝和墨綠色鋼盔，顯得威風神氣；不僅裝備強，炮多、機槍多、沖鋒槍和卡賓槍多，火力之猛是關內其他國民黨軍無法相比的，而且部隊訓練有素，戰術動作純熟，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士兵體力強，沖鋒格外兇猛，且驕橫異常，戰斗力非常強悍。張靈甫親臨前線對淮陰發動猛烈的進攻，由于我軍兵力不足援兵又沒有到達導致兩淮失守，華野主力只得北撤山東，華東局勢日趨嚴重，解放軍在華東只剩下了山東解放區，對于兵力補充、后勤補給和部隊回旋都造成了很大困難。特別是隨著兩淮的喪失，華中解放區最主要的經濟來源運河稅務失去了，華中主要的工商區也失去了，對南線作戰負面影響的確不小。

加之張靈甫取得這一小小勝利有點輕飄飄了，一時間氣焰極為囂張，頗有點狂妄輕視對手。隨后，率領他的整編74師在攻陷淮陰、淮安后隨軍記者拍攝很多照片，張靈甫與他的同僚們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宣傳力度著實不小。此時，郝鵬舉和畢書文坐不住了，起義僅僅一年零15天，便公然撕掉偽裝叛變，更讓人氣憤的是逮捕了我軍聯絡代表、華東軍區政治部聯絡部長朱克靖，使這位參加過南昌起義、時任新四軍秘書長、山東野戰軍聯絡部部長的朱克靖壯烈犧牲。

接下來我軍發起“討逆戰役”，很快他的部隊一敗涂地，郝鵬舉被活捉后想逃跑受到應有的懲罰。我軍在圍殲郝鵬舉部的時候，畢書文在亂軍之中，憑著對地形的熟悉和一股機靈勁兒，居然讓他給跑了。他成了漏網之魚。逃出去之后，照樣收羅殘部，做了陣子中將副總司令，南京衛戍副司令，聽著名頭挺響，但手里根本沒有實權，處處受人監視和排擠。到了1948年冬隨著國民黨在戰場上節節敗退，這些雜牌將領越來越不受待見，便給他掛了個總統府中將參軍，實際徹底解除兵權，只拿干薪在家賦閑。

沒有一兵一卒的“參軍”畢書文，后來被打發到大西南陸軍大學去“學習”。那時，全國解放戰爭進入尾聲，東北、華北、華東相繼解放，長江以南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大西南成為最后一片較大抵抗區域，處境十分尷尬的畢書文再次宣布起義，希望在新政權下謀求一份出路。按照當時中央對于起義人員的政策，只要真心投誠、不再作惡，有的可以獲得寬大處理，甚至在新軍隊、地方工作中繼續發揮一定作用。

然而，在接下來的公審過程中，他的舊賬被翻了出來，主要問題還是三次起義，別人的成功勞，他的卻成了罪證。寧都起義時臨陣逃脫背離集體，影響惡劣；臺兒莊、棗莊起義殘害我軍高級干部；大西南起義則是詐降。從1931年的寧都起義，到1949年大西南起義，畢書文用18年的時間，畫了一個圈，最終又回到了原點。他一生都在選擇，卻每一次都選了那條看起來是捷徑，實際上是絕路的路。在時代的大潮中，或許可以短時間利用潮水的力量達成目的，但反反復復逆潮而動，結局只有一個——被徹底吞沒，畢書文就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