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指定為西北地區召集人，想推辭，領導：要當仁不讓，別太世故

1971年9月下旬，蘭州軍區辦公廳的電話鈴聲在夜色中倏地響起，冼恒漢放下手中的軍報，一句“喂”還未出口，首長的聲音已從話筒里傳來：“情況緊急，你和張達志連夜商量西北戰備，同時擔任西北地區召集人。”短暫沉默后，他低聲回應：“我合適嗎？”對方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長的囑托：“要當仁不讓，別太世故。”

時間往回撥十多年。1955年春，隨著西北軍區撤銷、蘭州與新疆兩個軍區劃界，干部去留成為迫在眉睫的大事。站在舊城蘭州黃河岸邊，41歲的冼恒漢默默看著奔流的河水。這位出身廣西的紅二方面軍老政工，早在1936年就跟隨賀龍跋涉到陜北，此后再未離開過西北。部隊精簡、機構合并，一批戰友被調往京、滬、寧等地，他卻被點名留下：新組建的蘭州軍區需要一位既懂政治工作又熟稔西北實際的政委。

論資歷，他不輸人；論戰功，也與西北諸將相仿。真正讓中央拍板的，是他在延安時期面對缺糧缺藥仍能把部隊凝成一股繩的韌勁。于是，調令生效，他成了蘭州軍區第一任政委。知情者后來回憶：“在那種山高路險、通信不暢的環境里，冼恒漢是能把不同聲音盡量揉合的‘和事佬’。”

西北環境艱苦，對健康是個考驗。干燥的風沙讓他常年咳嗽，可一到干部會議，他聲音洪亮，三小時不喝一口水。那些年，蘭州石油勘探、酒泉衛星發射、青藏公路修復都牽涉軍隊支援，他滿疆奔波，一箱資料鋪在吉普車后座，每到夜里借油燈翻閱，再在第二天會議上直接給出決策要點。有人私下感慨，這位政委不像軍人，更像工程總指揮。

1966年局勢突變，地方黨委接連喊停，一時間“派”與“派”針鋒相對。中央決定由部隊“支左”，冼恒漢肩頭又多了“甘肅省第一書記”和“省革委主任”兩項任務。他清楚自己在地方事務上終究隔了一層，可命令就是命令，只能硬著頭皮上。當時的甘肅鐵路運輸頻頻癱瘓，冼恒漢在蘭州鐵路局大會上拍案而起：“誰再堵車站，一律按破壞戰備論處！”話音未落，臺下頓時鴉雀無聲。鐵腕管控換來短暫秩序，也在暗處埋下不小的爭議。

九一三事件后，國家全面進入戰備狀態。西北幅員遼闊，邊境線長，煤電、糧食、交通都得統一調度。然而原本統轄西北的分局幾成空架，各省革委各行其是。在此關頭，中央點將冼恒漢，以“召集人”身份把碎片化的指揮權重新捏合。電話里那句“不必謙讓”一錘定音，他只能硬接。幾天之內，他和工作組飛赴西安、烏魯木齊、銀川，先穩住交通、油礦，再整合防空力量。史料顯示，僅1971年10月至12月，西北就完成了八批軍需物資的跨省轉運，若無統一調度根本無法實現。

然而，形勢敏感，人心浮動。指揮線拉直也意味著責任線清晰，任何紕漏都會被放大。1973年蘭州鐵路再次陷入混亂，一派向冼恒漢求援，另一派指責他偏袒。最終形成的報告里，措辭尖銳，矛頭直指“支持一派壓一派”。中央調查組抵達后，冼恒漢主動承認“判斷失誤”，只強調每一份方案都層層請示，“若有問題，主要責任在執行”。這句話后來被不同人解讀，有人說他是在自保，也有人認為那是老政工習慣性的“實事求是”。

1977年4月，他被召到北京。會上宣布：免去甘肅全部領導職務，暫以師級待遇待安置。消息傳回蘭州，不少老兵暗自嘆息，畢竟冼恒漢在西北整整干了41年。試想一下，從二萬五千里長征尾聲到“兩彈一星”試驗，他幾乎見證了西北軍政工作的全部關節點。如今驟然落幕，的確令人唏噓。

被摘掉帽子后，他沒有立即離京，而是留在總政學習班整理檔案。有人問他服不服氣，他搖頭：“功過自有結論，檔案寫清楚就行。”1982年批復下來，他得以返蘭養病。那座黃河邊的舊宅里，他依舊每日清晨沿河漫步。過去的政委、書記、召集人職務都成回憶，只剩一位氣喘的老人。

1985年待遇恢復到正軍級時，他身體已大不如前。醫生復診后說：“干了半輩子西北，沙塵吃多了。”同年秋，他在蘭州軍區醫院病逝，終年71歲。治喪委員會的訃告寫得簡短，沒有渲染功績，只提一句“長期工作于大西北”。出殯那天，黃河風大，老兵們把軍旗壓在花圈下，免得被吹走。有人輕聲念叨：“冼政委一輩子沒離開過西北啊。”

歷數他的履歷：紅二方面軍政治部干事、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蘭州軍區政委、甘肅省委主要負責人、西北地區召集人，職位看似一路高升，卻也伴隨巨大風險。戰火年代，風險來自外敵；和平時期，風險往往來自決策本身。正因為此，當年電話里那句“你要當仁不讓”顯得意味深長。身處其位，責任巨大，推也推不掉，真到了關鍵時刻，確實只能硬著頭皮往前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