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同意的邊界與凝視的刀刃：兩個被濫用的概念
先說年齡的問題。目前中國刑法對性同意年齡的規定，核心邏輯是：奸淫不滿14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也就是說，不滿14周歲幼女不具備法律意義上的性行為同意能力，即便獲得了該女孩事實上的同意，該同意在法律上無效，相關人仍然構成強奸罪。一個正在讀初中一年級的孩子，一個還沒完整上過生理課的未成年人，法律憑什么期待她對性行為作出”有效同意”？這個問題懸置了很多年，直到2020年的”鮑某某涉嫌性侵案”將它推進公眾視野，才引發了持續至今的立法爭論。
爭論的核心在于，中國現行14歲的年齡底線，在國際橫向比較中處于偏低區間。到2016年，歐洲59個國家和地區中，僅剩不到四分之一的國家和地區將性同意年齡規定為14歲；俄羅斯早在2002年就將該年齡從14歲提高到了16歲。更值得關注的是，普通性同意年齡偏低，為外國戀童癖利用差異化立法性侵我國未成年人留下了犯罪空間。
這不是假設性的風險，而是有具體案例支撐的法律漏洞。2021年頒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此作了局部修補：該修正案增設了”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使得我國在已有的十四周歲同意年齡之外，又新增了特殊關系下十六周歲的性同意年齡——即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監護、收養、看護、教育、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即便獲得了該未成年女性的同意而與其發生性行為，也依然構成犯罪。這是進步，但單純提高性同意年齡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完善性同意年齡制度下的特殊原則與修改性同意年齡本身同樣緊迫。
這場討論的另一面，是法律正在被現實案件檢驗。2026年已經閉合了一個重要案例的完整弧線：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從2023年5月2日案發，到2023年12月25日一審被判三年，2025年4月16日二審維持原判，再到2026年5月4日刑滿釋放——整整三年，一天沒減。案件本身在法律層面的結論是清晰的：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楊東遠表示，男女婚戀的核心要義，永遠是”自愿且明確的合意”，任何違背他人意志的強迫行為，都是觸碰法律紅線的犯罪之舉。
而這個判決，后來被列入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性案例庫，并于2026年2月8日入選”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5年度十大案件”。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訂婚即默示性同意”這種根植于傳統婚育觀念的錯誤邏輯，被司法機關在最高層面作出了否定。訂婚不是性權利的讓渡，彩禮不是身體的買賣合同，這兩點，在2026年的中國已經是法律定論。
但法律給出答案之后，輿論場卻沒有安靜下來。案件在中國輿論引發爭議，部分網民認定本案屬于騙婚欺詐案，“男性成婚戀弱勢群體”“這都叫強奸，以后誰還敢結婚”等說法持續發酵。這種輿論走向值得深思。案件判決已入選最高法典型案例，證據鏈完整，但仍有相當數量的聲音選擇站在已定罪的一方，這本身就是2026年中國性別議題最典型的切面：法律共識和民間認知之間，存在一道深深的溝壑。
更宏觀的背景是，這場性別撕裂正在一個人口數據極度焦慮的社會中加速發酵。2026年1月19日，中國統計局發布2025年人口數據，新生792萬，較上一年下降17%，總和生育率更首次跌破1.0，僅0.98。在這個背景下，官方推出了系列鼓勵生育政策，而民間的性別對立情緒，卻在以截然相反的方向演化。中央網信辦在2025年初啟動的”清朗”專項行動中，明確將”刻意渲染鼓吹不婚不育、反婚反育等話題，宣揚極端女權，挑動性別對立”列為整治對象。從政策邏輯來看，官方并不反對女性爭取權益，反對的是以性別為刀、以話語為武器制造社會撕裂的操作。
問題是，無論是性同意年齡的立法滯后，還是”男性凝視”概念的網絡變異，根源都不只是法條或術語本身的問題。過激的性別立場、過度的性別對立，對于男女雙方、整個社會都不是好事；單獨關心某一性別權利，而忽視另外性別及其他社會議題，是不可能讓這一性別的人得到安全與幸福的，無論對男女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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