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1年10月9日傍晚，北京微涼的秋風吹過西長安街，黃昏的燈火映在厚重的灰墻上。72歲的周素園拄著手杖，慢慢沿著懷仁堂外的回廊前行，外衣口袋里是一份折得整齊的辭呈，薄薄一頁，卻壓得他步伐更沉。
推門入內，屋里光線昏暖，毛澤東已經起身迎接。老人先行一步，兩人相握片刻。毛澤東笑道：“先生，歲數大了，精力差些沒關系，腦子清楚就成。坐在那里帶頭，就對大家有用。”聲音爽朗，帶著一點調侃。周素園回以一笑，卻仍遞上辭呈：“身體實在不濟，望準假退。”短短幾句，氣氛像燈火一樣柔和，卻也帶著無法回避的決斷。
說來周素園同中共的深緣，并非始于此刻，而要往回撥十五年。1936年2月，畢節大雪封山，紅六軍團自烏蒙突入城郊。當地士紳聞風四散，年近花甲的周素園卻關門讀書。朋友勸他快走，他淡淡回答：“平生未曾魚肉鄉親，何必逃？”屋內書架上擺著《聯共黨史簡明教程》和一摞馬列譯本，雪光照在書脊，冷冷發亮。
戰士們在書房發現這些書籍，消息很快報到軍團首長那兒。2月13日夜里，王震、肖克提著馬燈登門。交談中得知，這位須發皆白的報人，從20年代起便暗中翻譯、研究馬克思主義，早年還在《黔省公報》《大漢報》上刊發反清、抨擊北洋的評論。王震當即邀請他出任“貴州抗日救國軍”司令員，老人笑著答應，卻提出一條：非為官職，只為抗敵。
隊伍離開畢節時，他腿腳已浮腫，不得不坐滑桿翻山。途中寫給龍云、孫渡的數封信語氣誠懇：“抗日當先，兄等毋再為內戰消耗血氣。”滇軍因而按兵不動，紅六軍團得以在畢節修整二十天，完成調劑補給。肖克后來回憶，說那些信件“比一營兵力還頂事”。
1937年4月，隊伍抵延安。延河風大，窯洞里窗紙抖動，賀龍夫人替他鋪席，肖克夫人燒水煎藥。醫生囑他靜養，他卻悶悶不樂：“拖著病體，怕給組織添累。”同年10月，他向中央提交請命書，愿回貴州，用本地聲望做上層統戰。毛澤東回信十分簡短：先生健康第一，倘意已決，可行，路費三百元奉上。落款“澤東”，字跡遒勁。
之后六年，他周旋重慶、成都、昆明之間，為釋放進步青年奔走，也為陜甘寧邊區募得四萬元教育經費。其間女婿被貴州當局囚禁，他只匆匆探監：“先忍一忍，天下大勢已變。”語氣平靜，心中卻明白時局如棋，稍錯即失。
1949年11月3日凌晨，貴陽電信局燈火通明。值班員敲響電報機，抄錄電碼：“別來十一年，衰生猶及見解放成功，不勝欣忭謹賀勝利——畢節周素園。”電報發往北平西長安街。發完，他合上那本寫著“光明日記”的手賬，輕輕長嘆：一別十一年，終于等到山河換新裝。
貴州解放后，他被推為支前委員會主任，籌糧籌馬，勸舊部放下武器。1950年春赴重慶出席西南軍政委員會會議，中央任命其為貴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文件下達到貴陽，他笑說：“老朽再當官，怕誤事，但既然安排，拄拐也要干。”
兩年不到，他就覺身體每況愈下。肺病反復，夜間喘息如鋸。1951年，政協二屆全會即將召開，他仍堅持北上，一路坐硬座，途中只吃簡單干糧。同行的工作人員回憶，列車過鄭州時夜已深，他仍伏在小桌記筆記，燈泡閃爍，映出斑白鬢發。
就這樣，懷仁堂里那段簡短交鋒便有了背景。辭呈雖被毛澤東輕輕按下，他最終還是獲準改任省文史館館長。剛回貴陽，他就把全部精力投進土司檔案、辛亥舊聞的整理。唐人街舊書攤上淘來的札記，他要一字字校勘；苗族古歌請學者口述，他親自逐句比對。助手回憶：“周老來得最早，走得最晚。咳一聲，就用帕子捂住口，生怕染給別人。”
1954年，他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進京參會幾度因咯血提前退場。會后接受采訪時，他笑稱自己是“折舊機器”：“但總要再運幾趟貨。”批閱文件，他堅持親寫批語，一旦漏字誤字，立刻重抄，不讓秘書代筆。有人勸省些力氣，他搖頭：“公文如契，豈可潦草。”
1958年1月，貴陽連日陰雨。清晨五點，他照例披衣下床，查看昨夜謄清的《貴州辛亥人物錄》。隨行護士見他呼吸急促，勸他休息。他說：“再核對一段就睡。”夜里11點，肺炎驟轉危重，2月1日凌晨，心跳停在深冬的雨聲里，享年78歲。
訃告發出后，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央統戰部先后致電吊唁。靈柩送往郊外松柏間安葬，墓碑的一側，鐫刻著他最常念的八個字——“期待光明，終見其來”。石碑前，常有人駐足；輕風拂過，落葉翻卷，那一句話依舊在耳邊作響，仿佛老人正提筆在燈下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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