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打電話，“幫了倒忙”

美國隊還是輸了。

北京時間7月7日上午，在世界杯16強淘汰賽中，美國隊1比4負于比利時，無緣八強。

此前引發巨大爭議的美國前鋒巴洛貢，最終獲得出場資格并登場比賽，但巨大爭議和壓力之下，他沒能改變美國隊被淘汰的結果。

表面上看，這場風波似乎隨著美國隊出局而告一段落。但恰恰因為比賽結果沒有被改寫，事情的焦點反而更加清楚：特朗普的“紅牌公關”真正改變的不是比分，而是一次國際體育規則運行的路徑。

當地時間2025年12月5日，美國華盛頓，2026年國際足聯世界杯抽簽儀式上，因凡蒂諾向特朗普頒發首屆國際足聯和平獎。圖/視覺中國

“紅牌公關”

事情起于一張紅牌。

美國隊在32強淘汰賽中擊敗波黑，但巴洛貢因一次踩踏動作被紅牌罰下。

按照通常理解，直接紅牌會自動觸發下一場停賽。問題在于，美國隊下一場要對陣比利時，巴洛貢又是美國隊重要攻擊手。

但很快，一次本來屬于足球裁判和紀律程序范圍內的爭議，被推到了政治場域。據路透社報道，特朗普親自打電話要求FIFA主席因凡蒂諾重新審查此事。隨后，FIFA依據《FIFA紀律條例》第27條，暫緩執行巴洛貢的一場停賽，并設置觀察期。巴洛貢因此被允許參加美國隊對陣比利時的比賽。比利時方面對其出場資格提出挑戰，但FIFA駁回了比利時的異議。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球員能不能上場”問題。它之所以引發風暴，是因為觸及了大型國際賽事最敏感的底線：規則能不能穩定適用，程序會不會因政治權力介入而改變。

從規則文本看，FIFA并非完全沒有依據。《FIFA紀律條例》第27條確實規定，FIFA司法機構可以全部或部分暫緩執行紀律措施，并設置一至四年的觀察期；如果被處罰人在觀察期內再犯類似性質和嚴重程度的違規，暫緩執行可以被撤銷，原處罰也可以恢復執行。

但問題在于，世界杯競賽規程第10條第5款也寫得很清楚：球員或球隊官員因直接紅牌或兩黃變一紅被罰下，將自動停賽球隊的下一場比賽，且可能面臨追加處罰。《FIFA紀律條例》第66條第4款同樣規定，被罰下會自動導致下一場停賽。也就是說，這里存在一個明顯的規則張力：一邊是“自動停賽”的具體規則，一邊是“可暫緩執行”的一般授權。

FIFA當然可以解釋二者并不矛盾，但必須回答幾個最基本的問題：為什么這個案子可以適用第27條？適用標準是什么？此前類似紅牌是否也可以這樣處理？程序由誰啟動？依據了哪些證據？是否經過獨立紀律機構充分審查？這些問題沒有被充分說清楚，才是特朗普“紅牌公關”的核心爭議。

政治敘事

按照特朗普一貫的政治風格，他常常把復雜問題簡化成“公不公平”“有沒有人欺負美國”“我能不能把事情辦成”。

在這件事中，巴洛貢不再只是一個被紀律程序處理的球員，而是被包裝成一個遭遇“不公對待”的美國球員；FIFA也不再只是獨立運行的國際體育組織，而變成一個可以通過總統電話加以推動的對象。

這正是特朗普式公關的典型特征：把機構程序個人化，把法律問題動員化，把一次規則爭議轉化成個人政治能力的展示。他不一定要真正改變比賽結果，只要能夠制造“我出面了，事情就變了”的效果，就已經完成了政治敘事。

然而，體育治理不是商業談判，也不是政治集會。世界杯這種賽事之所以具有全球吸引力，靠的不只是球星和轉播，更是所有球隊都相信自己處在同一套規則之下。對于普通球隊來說，紅牌之后面對的是紀律規則、申訴期限、上訴門檻和裁判事實判斷的最終性。FIFA紀律規則也明確，裁判在場上的決定原則上是最終決定，不能由FIFA司法機構重新審查。

美國隊這次走通的路徑，并不是直接推翻紅牌，而是通過政治和法律手段暫緩執行停賽。這個區別很關鍵。紅牌還在，裁判判罰沒有被正式否定，但紅牌最重要的后果，下一場停賽被暫緩了。對美國隊來說，這已經足夠。但對FIFA來說，這卻打開了一個危險缺口。

如果第27條可以用于暫緩自動停賽，那么它未來能否也適用于其他直接紅牌？如果可以，為什么此前并不常見？如果不可以，為什么巴洛貢可以？如果答案是“個案裁量”，那裁量標準在哪里？如果外界看到的是總統電話、白宮團隊、律師備忘錄和FIFA臨場改口，那么所謂裁量就很容易被理解為特權。

比利時和歐洲足壇的強烈反應，正源于這種程序不平等的觀感。歐足聯批評FIFA的做法“越過紅線”，認為當規則確定性不能由規則守護者保障時，比賽完整性和賽事公信力都會受到損害；比利時足協也對FIFA決定表示不滿。

賽后結果讓這種爭議更值得冷靜審視。美國隊最終輸給比利時隊，說明巴洛貢是否登場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美國隊命運。特朗普贏得了一次程序例外，美國隊卻沒有贏下比賽。也正因此，外界不應把問題簡單歸結為“美國隊是否占了便宜”。真正需要追問的是：即便沒有改變比賽結果，政治權力是否已經影響了體育紀律程序的運行方式？這比一場比賽的勝負更重要。

如果美國隊最終晉級，爭議可能會被勝負情緒進一步放大。如今美國隊出局，反而更能把問題從競技結果中剝離出來。巴洛貢上場不是關鍵，FIFA為什么讓他上場才是關鍵。美國是否因此受益不是全部問題，FIFA是否建立了可解釋、可復制、可接受的規則標準，才是國際體育治理必須面對的問題。

特朗普的“紅牌公關”，最值得警惕之處正在這里。它不一定能夠改變足球比賽，卻可能改變人們對規則的信任。對于國際體育組織而言，公信力的損耗往往不是從一次明顯違法開始，而是從一次看似有依據但缺少透明解釋的例外開始。在關鍵時刻，一個本該由紀律機構、競賽規程和上訴程序處理的問題，被總統電話、政治壓力和法律論證推進巨大的輿論旋渦。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石培培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