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吞噬教師的時間與熱情？

把安靜的講臺還給教師，把管教的權利還給教師，把應有的尊重還給教師。這不只是為教師減負的訴求，更是為下一代守護一個好教育的底線。

來源 | 中國教師報

作者 | 常淑芳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

李沐明 國家開放大學助理研究員

孩子座位靠后、一次作業批改有爭議、班級群老師回復稍慢等以往可以通過當面溝通的小事，如今演變為12345熱線投訴、110報警乃至網絡曝光；學生間的正常摩擦被放大為校園欺凌，一旦學校提出正常程序調解，家長便升級行動，聯系媒體、發布短視頻、投訴教育局；一段掐頭去尾的視頻、一張斷章取義的聊天截圖，配以“現在的老師怎么了”的標題，很容易就掀起輿論風暴……有人稱這種家長以非理性方式向學校施壓，以獲取不當利益或發泄情緒的行為為“校鬧”，而當瑣事舉報“武器化”、過度維權“升級戰”、互聯網“公開審判”等成為家?；拥某Ｒ娔_本，教師也被迫從教育者變為“信訪專員”“公關經理”和“留痕專員”。

從中央到地方關注教師減負已多年，為何教師的非教育教學負擔依然沉重？答案或許令人意外。當前教師最大的壓力，已從過去常說的“教學過載”轉向了“關系治理超載”，家校信任缺失與制度性防御成為消耗教師精力的“黑洞”。

“校鬧”轉化為教師的非教育教學負擔有三層傳導機制：第一層是時間的直接侵占。在“接訴即辦”“限期回復”制度下，一次投訴便啟動多層級響應，整個流程耗費數天甚至數月；第二層是心理能量的慢性耗竭。長期處于隨時可能被投訴的緊張狀態中，教師更容易產生職業倦怠，衍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躺平心態；第三層是學校管理的避責加碼。面對未知風險，部分學校不是保護教師，而是將壓力下沉，最典型的表現是要求全程留痕，教師耗費大量精力填表格、整截圖、歸檔備查。

其實，學校和教師“怕鬧”的根源是現行體制對學校無限兜底的要求。學校被當作基層治理最可靠的執行單元，承接了大量本應由政府、家庭、社會承擔的事務。當缺乏專業社工和社區支持時，心理健康篩查、家庭教育指導等任務只能被轉化為填表、打卡、截圖等行政動作，而普通教師就成了基層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執行者。

現實中，當職業尊嚴一再受挫、職業安全缺乏保障，在職優秀教師選擇“躺平”或離開，年輕人轉向其他行業，這種人才流失對教育質量的傷害將是長期且難以逆轉的。教師個體的疲憊是表層創傷，深層是對整個教育生態的連鎖破壞——當教師因懼怕“校鬧”放棄管教職責，對學生不良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看似自我保護，實則是教育責任的隱性放棄。最終買單的，是那些需要被正確引導的孩子；“校鬧”文化將合作異化為博弈、防備，教師防家長“找碴兒”，家長防教師“偏心”，雙方精力被內耗。信任的土壤被污染，教育的果實也必然萎縮。

是誰制造了“校鬧”困局？如果只將板子打在家長身上，既不公平也無法解決問題。“校鬧”是社會心態、法律制度、學校治理和媒體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所以治理“校鬧”，需要構建法治化、專業化的防護體系，從法律、制度、治理和文化四個維度同時發力。

第一，筑牢法治底座。細化并宣傳家校責任清單，讓家長清楚、教師明白什么事該找學校、什么事是自己的事。建立對“校鬧”的依法處置機制，威脅、侮辱、毆打教師不是糾紛而是違法行為。建議由政法部門牽頭建立校園糾紛第三方獨立處置平臺，對涉校糾紛進行專業調查、定責、調解，將學校從“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困境中解脫出來。對查實的惡意投訴依法處理，讓“誰鬧誰有理”失去土壤。

第二，加固制度“防火墻”。學校內部建立由法律顧問、心理專家、教師和家長代表等組成的糾紛調解委員會，讓教師不必直面風暴。改革教師評價體系，合理設置家長滿意度權重，明確盡職免責條款，對無過錯教師不應因投訴影響考核。

第三，重構治理邊界。當前許多填表、打卡等行政事務是社會治理任務下沉教育系統的結果，實踐中要厘清學校與政府、家庭、社會的責任邊界，通過購買專業社工服務、建設社區教育支持網絡等方式承接專業工作，讓教師的時間、精力回到教學和學生身上。

第四，重建社會信任。媒體應堅持“事實先于立場、調查先于評論”，避免情緒化炒作。對長期煽動家校對立的自媒體依法依規處置。系統性辦好家長學校，將科學教育理念、法治觀念、家校共育方法傳遞給家長群體，重建互信互助的共育文化。

教育是慢的藝術，教師的工作不應被“快”的糾紛填滿；教育是育心的工作，教師的精神不應被“防”的思維耗竭。把安靜的講臺還給教師，把管教的權利還給教師，把應有的尊重還給教師。這不只是為教師減負的訴求，更是為下一代守護一個好教育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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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中國教師報》2026年7月8日3版

編輯 | 皮皮兵不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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