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框架被挑戰，美國政府降優先級，民權保護能不能過關？

據《公共廣播服務公司》7月7日報道，60多年來，美國聯邦政府一直依靠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執行反職場歧視法律。但如今，美國司法部正在挑戰支撐這項工作數十年的一套法律框架，即“差別影響責任”。這一原則認為，即便某些政策表面上看似中立，只要它們對特定群體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傷害，也可能構成歧視。

特朗普政府表示，希望讓民權執法回歸“色盲”和“以能力為基礎”的路徑。批評者認為，這一轉向可能削弱長期存在的反歧視保護。為幫助理解這一政策變化及其影響，杰夫·貝內特采訪了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前主席珍妮·楊。她曾在奧巴馬政府時期以及特朗普政府初期擔任這一職務，目前是奧滕與戈爾登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杰夫·貝內特說，先從“差別影響”談起。請舉一個現實中的例子，說明這一原則旨在識別什么樣的歧視。這里所說的“表面中立”的政策或做法，具體指哪些情況？珍妮·楊表示，法律禁止那些不公平地把人排除在外、且理由與工作本身無關的做法。

她說，這可能包括基于人工智能的篩選系統，用來給簡歷排序和分類；也可能體現在薪酬上。比如，設想兩個人在同一天入職，資歷相同，承擔完全相同的工作職責，但其中一人僅僅因為上一家雇主支付給她的薪水更低，如今就比另一人少拿數千美元。

她表示，法律正是要防止這種因依賴既往薪資而產生的差別影響。如果雇主進行同工同酬審查，差別影響保護機制會促使雇主評估這種做法是否公平、是否與崗位相關；如果不是，就要求雇主作出改變。

她說，這樣做是為了避免某些勞動者被不公平地低薪對待。另一個例子是他們的客戶肯尼·米勒。他對一項不公平的犯罪記錄篩查提出了挑戰。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在多年調查后，最初曾提起這起案件。米勒當時已經在工作，卻因為一項較早前的定罪記錄被解雇，盡管他的工作表現良好。

她說，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在此前案件中認定，這類犯罪背景篩查與工作本身并無關聯。雇主當然可以在與崗位相關的情況下審查犯罪記錄，但如果篩查范圍過寬、與崗位無關，就會把合格人才擋在門外。雇主會錯失機會，勞動者也會失去養家糊口的機會，而美國經濟整體也會因此受損。

杰夫·貝內特問，如果這些政策并未明確帶有歧視意圖，雇主為什么要為它們造成的不平等結果負責？珍妮·楊表示，因為雇主最有條件真正了解這些做法是如何運作的。

她說，雇主可以評估某項招聘標準是否確有必要，比如要求應聘者必須擁有四年制大學學位。人們掌握完成工作所需技能的途徑有很多。如果雇主堅持要求所有人都必須有四年制學位，而事實上很多人即使沒有這一學歷也能勝任工作，那么這種要求就可能構成一種歧視性門檻，導致缺乏正當理由的差別影響。

她表示，雇主最有能力理解這一點，也最有能力通過改變相關做法來預防歧視。隨后，杰夫·貝內特提到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現任主席安德里婭·盧卡斯去年年底發布的一段視頻。視頻中，盧卡斯說：“我是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主席安德里婭·盧卡斯。如果你是一名白人男性，并且因為種族或性別在工作中遭受歧視，你可能有權依據聯邦民權法索賠。請盡快聯系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提出申訴通常有嚴格時限?！?/p>

杰夫·貝內特問，您曾擔任這一職務。委員會主席像這樣公開向某一個特定人口群體征集歧視申訴，有多不尋常？珍妮·楊表示，這種做法非常不尋常。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時，甚至不確定這是否是真的，因為美國法律保護的是所有人。她說，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是國會在“華盛頓大游行”之后設立的。

她表示，那場運動呼吁的是就業公平與自由，而這本應適用于所有人，并不是只為某一特定種族或性別的人設立的。在一個本就資源非常緊張的機構里，只聚焦某一個群體，會對許多其他群體造成傷害，這一點尤其令人擔憂。杰夫·貝內特說，一些白人美國人認為，拜登時期的多元、公平與包容政策對他們不公平，認為種族因素被納入考量，并因此讓他們處于不利地位。

他問，如果現政府回應這些擔憂，并堅持民權法同樣保護白人，這為什么是錯誤的？珍妮·楊表示，民權法一直都保護白人和男性。她說，她在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任職期間，也處理過這類案件。

她舉例說，一些零售商曾認為，為了防止騷擾，就不要提拔男性，但這本身就是歧視。她表示，聯邦政府各機構一直都在依法保護所有美國人，這也正是為什么當前這種做法尤其有害，因為美國法律一直要求為所有美國人提供保護。

談到更宏觀的問題時，杰夫·貝內特指出，“差別影響責任”這一框架仍然是聯邦法律的一部分，已被國會寫入法律，也得到聯邦最高法院支持。

他說，如今政府正敦促并指示各機構降低對這一原則的執法優先級。無論是哪一位總統，如果不通過國會修改法律，而是通過決定聯邦政府執行哪些法律、如何執行，實際上縮窄民權保護范圍，這件事的意義有多大？

妮·楊表示，她想明確一點：法律并沒有改變。她說，本屆政府正試圖改變法律，并大幅縮小其保護范圍。她表示，政府試圖主張只應關注故意歧視，而不應關注那些可能嵌入制度之中的歧視性傷害。但聯邦政府繼續處理這類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個人并不總能找到律師為自己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