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李揚律師授課所感

2026年6月，李揚律師以《刑事辯護庭審實戰(zhàn)策略與技巧》為題，在廣州面向全國500余位刑辯同仁進行了為期兩天一夜的授課。在聆聽和消化課程內容的過程中，我發(fā)現自己此前對職務犯罪辯護律師核心能力體系的思考——那位我曾在分析中勾勒過的“理想畫像”——恰好可以作為觀察李揚律師方法論的一個參照坐標。

于是我想從這套能力體系出發(fā)，逐一對照李揚律師在授課中呈現的方法論，記錄下自己的觀察和思考。這不是一篇傳統(tǒng)意義上的心得，更像是一次以課程內容為素材、以能力框架為量尺的比對練習。

一、比對的起點：辯護人的能力結構應當是什么

基于對職務犯罪案件權力不對稱格局的分析，我曾將辯護人的核心能力歸納為四個層次：基礎專業(yè)能力、程序對抗能力、策略與溝通能力、心理與職業(yè)素養(yǎng)。這套框架的預設是——在調查人員精于“建構有罪邏輯”、公權力占據結構性優(yōu)勢的前提下，辯護人必須在這四個維度上“高出半格”，才可能形成有效對抗。

這套框架是否成立，需要在實際樣本中驗證。李揚律師的授課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樣本。

二、基礎專業(yè)能力的呈現：從構成要件到證據鏈條

（一）構成要件解釋的精確性

庭審發(fā)問服務于最終辯論，服務于法官的內心確信。李揚律師對發(fā)問的這一定位，要求律師對構成要件的拆解必須精確到“最小單元”。發(fā)問的每一句話，都應當對應某一構成要件、某一待證事實、某一條論證路徑。

她對法官內心確信形成機制的分析——“律師所說的某些點，正好與法官自己人生閱歷認可的點卡上了，是法官自己說服了自己”——觸及了刑事審判證明標準的深層問題。《刑事訴訟法》第55條規(guī)定認定案件事實須“綜合全案證據”，“綜合”背后的判斷機制從來是人的主觀認知。能夠在方法論層面正視并回應這一問題，是對法條精細理解之后才能抵達的深度。

（二）證據鏈審查與解構能力

庭審發(fā)問的四重功能，本質上是一套完整的證據鏈審查體系。

第一重功能——“補全辯論階段沒有證據支撐的論據”——指向的是對證據鏈斷裂處的精準識別。集資詐騙案中，被告人考察企業(yè)真實價值的完整過程不在卷宗中，公安沒有給他記錄。李揚律師通過發(fā)問將這一過程帶進法庭，當庭完成辯護邏輯的閉環(huán)。

第二重功能——“給證據矛盾提供合理解釋的機會”——指向的是對控方證據矛盾點的主動回應。筆錄與客觀證據之間的矛盾是法庭上最致命的破綻，發(fā)問為當事人預設解釋的“出口”，是應對這一破綻的精準設計。

第三重功能——“將影響法官判斷的案件背景帶進法庭”——指向的是對“證據之外影響心證因素”的把握。有些背景與證據無關，卻直接影響法官對案件真相的判斷，發(fā)問是將其帶入法庭的唯一入口。

第四重功能——“發(fā)現并揭示偵查階段非法取證的線索”——指向的是對證據合法性的深層審查。

這四重功能覆蓋了證據鏈的完整性審查、矛盾點審查、背景信息補全和合法性審查，是一套完整的證據審查方法論。

（三）交叉學科知識的掌握

集資詐騙案中，被告人對企業(yè)的考察邏輯——親赴生產車間、在武漢三個超市蹲點觀察豬肉客流量、評估市場潛力——涉及對企業(yè)經營、市場調研、上市規(guī)則的復合認知。李揚律師能夠精準識別這些被偵查機關忽略的細節(jié)，并通過發(fā)問將其轉化為法庭上的有效陳述，說明她對這些領域有足夠的理解力和轉化力。

三、程序對抗能力的系統(tǒng)運用

（一）程序辯護的精準定位

李揚律師對程序辯護“雙刃劍”屬性的分析，展現了其對程序法工具的準確把握。她指出了兩種極端傾向——一種是濫用，把申請管轄回避當作“刷存在感”的標配；另一種是棄用，認為程序辯護無效走形式。

她給出的判斷是：“我們手里的武器只有兩部法典——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如果認為程序辯護沒用，就等于主動放棄了一半的武器庫?！边@句話的價值不在于修辭，而在于對刑訴法功能的正確定位。

馬軍強案中，她在重審庭前會議上一口氣提交21份申請，用程序辯護“強行踩下剎車”。這個案例的關鍵在于——21份申請不是為了制造程序障礙，而是為了迫使法官慢下來、認真閱卷。一旦認真閱卷，法官自己會發(fā)現案件問題。程序辯護的價值在這里被精確定義：倒逼法官進入實質審查。

（二）庭審發(fā)問的方法論深度

庭審發(fā)問看似簡單，卻是對律師綜合能力的集中檢驗。李揚律師將其定位為“戰(zhàn)略武器”，并系統(tǒng)梳理了其四重功能。

她提出的“發(fā)問是庭審辯護系統(tǒng)工程的一部分，服務于最終的辯論，更服務于法官的內心確信”——明確了發(fā)問在整個辯護體系中的坐標：不是獨立環(huán)節(jié)，而是辯論的前置支撐；不是形式性程序，而是影響心證的實質性動作。

“漫不經心的發(fā)問是在浪費法庭資源，精心設計的發(fā)問則是庭審中無聲的勝負手。”這句話揭示了一個容易被忽視的事實：發(fā)問的質量，取決于庭前對案件事實的挖掘深度和對證據體系的理解精度。

四、策略與溝通能力的完整體系

（一）裁判者心理分析的方法論

李揚律師在授課中反復追問一個問題：法官憑什么相信你？

她對法官內心確信形成機制的分析是最具方法論價值的部分。她指出，法官判斷案件靠的不是純粹的證據邏輯，而是內心確信；內心確信的來源，是他自己的人生閱歷；說服法官，是律師所說的某些點正好與法官自己人生閱歷認可的點卡上了。

這套分析框架的價值在于：它將“如何說服法官”這個抽象問題轉化為了可操作的具體路徑——找到案件中能與法官既有認知產生共振的“卡點”，用細節(jié)觸碰人生認知，引導法官自己走向真相。

王海泉受賄案中，行賄人實名舉報，證據鏈嚴絲合縫，但被告人曾強迫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房地產公司當眾下跪借款發(fā)薪。李揚律師通過發(fā)問將這段背景帶入法庭，法官事后悄悄展開調查，發(fā)現屬實。這段“背景”與證據無關，卻直接回答了“為何有人不惜自陷犯罪風險也要舉報他”這個核心疑問，觸碰了法官對“公道”的認知。

（二）辯護策略的理性選擇

李揚律師在授課中提及一位從業(yè)二十年的刑辯律師，自稱每個案件都做無罪辯護，“證據達不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我就做無罪辯護”。二十余年八十多個案件，只有三個酌定不起訴，且均為超市盜竊、輕傷化解這類最易處理的案件。

她對這個案例的引用，體現的是對辯護策略選擇的高度理性?！爱斒氯税颜娼鸢足y、身家性命托付給律師，要的是結果，不是律師個人的表達欲望。”這句話指向辯護律師角色定位的核心問題——辯護不是自我表達，而是為當事人爭取實際利益。

她對“值得堅守無罪辯護的三個條件”——被告人自己堅定不認罪、家屬給力配合、案件存在可辯空間或被告人確屬冤枉——的總結，是對無罪辯護適用邊界的精準界定。不是每一個案件都做無罪辯護，但每一個案件都必須做有效辯護。

（三）穿透式辯護的實踐路徑

王海泉案是穿透式辯護的典型樣本。控方的指控邏輯是完整的——行賄人實名舉報，證據鏈層層相扣。但李揚律師通過發(fā)問將案件的“來龍去脈”帶入法庭，讓法官看到了指控邏輯之外的事實。

這是穿透式辯護的實質：不是對抗證據本身，而是讓法官看到證據之外的完整事實，從而重新理解證據的意義。在控方擅長“建構”有罪邏輯的背景下，辯護人需要具備的是“解構”能力——發(fā)現那些被忽略的背景、被遺漏的細節(jié)、被剪裁的事實，將其還原到法庭視野中。

五、心理素養(yǎng)與職業(yè)倫理的穩(wěn)定內核

（一）權力不對稱格局中的專業(yè)定力

李揚律師在授課中分享了一個真實細節(jié)：黑龍江的一位年輕法官說“我很害怕……所有刺頭的案件都分給我了，但我什么都決定不了。”這個細節(jié)揭示的是職務犯罪案件辦理中普遍存在的制度性壓力。

在這種壓力面前，辯護律師需要保持專業(yè)定力——既不因壓力放棄合理辯護，也不因情緒驅動走向對抗。李揚律師在授課中展現的理性姿態(tài)，本身就是這種定力的體現。她對程序辯護“雙刃劍”的冷靜分析，對無罪辯護邊界的嚴格設定，都建立在對司法運行機制清醒認知的基礎上，而非對某一立場的情緒化堅持。

（二）“敢于辯護”與“善于辯護”的統(tǒng)一

“靠死磕解決不了問題，靠跪求解決不了問題，唯有靠腦子、靠策略、靠智取?！边@句話將“敢于辯護”的勇氣與“善于辯護”的技術統(tǒng)一了起來——勇氣不是蠻干，而是在專業(yè)支撐下的精準出擊；策略不是妥協(xié)，而是在約束條件下爭取最大可能。

她對刑辯“鐵三角”——律師、被告人、家屬——的論述，也是這一判斷的延伸。單靠律師在當下環(huán)境難以支撐無罪判決，家屬的堅守、被告人的堅定，三股繩擰在一起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對抗。庭外辯護不是對庭內辯護的替代，而是對其保障的補充。

六、對李揚律師“能力厚度”的幾點觀察

（一）“全面覆蓋”的稀缺性

我曾在分析中提出，辯護人的核心能力包含四個層次、二十余項具體要求。在現實中，能在其中某一維度達到卓越已屬不易。而李揚律師的方法論幾乎覆蓋了全部維度，各維度之間相互支撐、彼此貫通——發(fā)問服務于辯論，程序辯護服務于實體，對法官心理的理解統(tǒng)領所有策略。這套完整的方法論閉環(huán)，在刑辯實務培訓中并不多見。

（二）“知道”與“做到”之間的跨越

法律從業(yè)者中，“知道”的人從來不缺——知道法條、知道司法解釋、知道理論爭議。但“知道”與“做到”之間存在巨大距離。李揚律師授課的真正價值，不在于提供了多少新知識，而在于展示了一個人如何將“知道”的東西在實戰(zhàn)中“做到”。

個案發(fā)問設計、馬軍強案中的程序策略、王海泉案中的背景帶入——每一處都是經過實踐檢驗的操作。沒有足夠數量的案件積累和對經驗教訓的持續(xù)反思，難以形成這樣的方法論體系。

（三）方法論的遷移價值

一套方法論的價值，不僅在于解決具體案件，更在于可以被學習、被遷移、被應用。李揚律師授課最可貴之處，在于她呈現的不是經驗碎片，而是經過提煉的方法——發(fā)問的四重功能、程序辯護的雙刃劍屬性、無罪辯護的三個條件——這些是可以被理解和運用的分析工具，而非僅適用于特定案件的技巧。

總之：參加這次培訓之前，我曾將職務犯罪辯護人的核心能力體系概括為四個層次——基礎專業(yè)能力、程序對抗能力、策略與溝通能力、心理與職業(yè)素養(yǎng)。彼時我認為，能在其中某一個層次上達到卓越，已屬不易。

對照這套框架觀察李揚律師在廣州的授課，一個直觀的結論是：她在每一個層次上都展現了可被驗證但難以復制的扎實功底。從構成要件的精細化解釋，到發(fā)問和程序辯護的精準運用；從對裁判者心理的深刻理解，到對辯護策略的理性節(jié)制——這些能力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支撐、彼此貫通，最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論體系。

這種“全面覆蓋”式的專業(yè)厚度，是我從李揚律師課程中觀察到的最顯著特征。

學然后知不足。這大約是所有參加這次培訓的人共同的感受，也是繼續(xù)前行的起點。

2026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