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衛、賀喜：宗族的歷史

科大衛

科大衛（David Faure），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中心主任、比較及公眾歷史研究中心主任、華東師范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文學士學位畢業于香港大學，后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曾執教于牛津大學、印第安納大學。主要研究領域為華南宗族、中國商業史、香港史及地方史，近年關注山西、江南與西江地區歷史發展。

科大衛長期致力于歷史人類學研究，主持“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重構西江”等研究項目。其研究方法強調田野調查與文獻分析結合，運用碑銘、契約、族譜等資料揭示地方社會結構演變，代表性著作包括《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近代中國商業的發展》《中國與資本主義》等。通過香港新界、珠江三角洲等地的田野考察，系統闡釋了明清宗族組織與禮儀制度的建構過程。

走出象牙塔：在“新界”學習當村民

科大衛：我是30多歲的時候，因為機緣巧合，開始去研究香港“新界”的歷史。我們讀書的年代，材料都是從書本里面來的，那個時候能利用的碑記都不多。我后來就把在“新界”找到的碑記都抄了下來，并且整理出版。

當時沒有經驗和方法可以參考，很容易弄錯，只能在錯誤中學習。例如，我看到村民拜神，然后問他們信不信神。村民無從回應。我的好朋友勞格文隨口指出了我錯在哪里。他說信不信是一個很基督教的概念，而中國人的宗教觀念不在乎信不信，而在乎神靈不靈。華德英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我第一年下田野很多時候是跟她一起去的。她幫我糾正了很多問題。有一次，華德英看見了我的英文筆記。（我習慣寫英文，因為寫得比中文快。）她問我，為什么人家燒的香，你把它翻譯成jossstick？我說不是這樣翻譯的嗎？她說你以為joss是什么意思，joss大概就是講“神”那個字的變形，所以把這個英文單詞翻譯成中文，基本上就是“拜神小棍子”。

我一想這是貶義詞啊，把這個東西叫作jossstick，是批評村民做迷信活動，但是我以前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個詞代表迷信。后來我但凡寫到香都用中性的incense代替。我們去田野，會有很多盲點。很多時候我們不知道，原來文字背后蘊含著我們的生活態度和道德觀念，用了某個詞其實是用了某一類的概念。它就是一個“禮儀標簽”。不只村民受“禮儀標簽”的影響，學者也一樣受“禮儀標簽”的影響。

我開始寫《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以下簡稱《皇帝和祖宗》）的時候，已經在“新界”做了七年的研究，也寫了一本書，對鄉村開始有了一點概念。已經知道跑到鄉村里面想了解當地的組織，你千萬不要問“你們是怎么組織的”這種問題。村民不理解你問的問題。最簡單的進入田野的辦法就是看禮儀。所以頭一句話就問：你們去哪里燒香？后來很多人以此取笑我們是“進村找廟”。我認為沒有不妥。我的回應就是，村里面的廟就好像檔案館，你去過廟就知道那些碑記都是嵌在墻上面的，公開展示在廟里。所以你進了村子當然去找廟，干嗎不找廟？

科大衛 ( David Faure ) 著，卜永堅譯：《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年

接下來，你可以問誰來拜那個廟。當然你是想知道誰不來拜，誰不能來拜。這個就是社會區分的潛規則，有些人可以做這件事情，有些人沒有機會參與。有些地方女的不能去拜，男的才可以。你一會問賀喜老師，我們一起跑田野，她就經歷過這種事情。我可以留在那里，但是她進來，就被當地朋友說你是女的，你不能進來。

所以問的第一件事是去哪里拜神，第二件事是誰來拜，再后來你就可以慢慢打聽一下，誰為什么不來；誰不能來，然后怎么樣拜；做儀式的錢哪里來；為了拜神要做什么組織；等等。所以一聊下去就有社會整合和分歧的概念。有整合就有分歧：例如，我們都知道鄉村里有族譜，但是我們以前常常弄錯，以為族譜的作用只是把鄉村中不同的人整合起來。這樣說只是對了一半，是不是所有人都登記在族譜里面？千萬不要以為族譜是一個人口記錄，族譜只是一個會員記錄，說明誰可以參與，也同時表達了誰不可以參與。用族譜計算人口是錯誤的。我開始去做《皇帝和祖宗》的時候，大概已經意識到這一類的概念。

進入佛山：明代的大禮議與家廟

科大衛：我開始寫《皇帝和祖宗》時，已經寫完了我研究“新界”的書，思考下一本書該寫什么。當時想到了兩個辦法，其中一個是既然我已經考察了“新界”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盡可以再用七年看另外三分之一，說不定二十多年就能把整個“新界”都看完。我不喜歡這個想法。因為當你已經用了七年面對一個問題，再寫下去，大概也沒有新的思路，只是換個地點，講同一個故事。你要想到新的問題，你要有新的沖擊，就要去看新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原來看到的是農村，不如到一個有點工業發展的地方去看。因此就想到了廣東素以陶、鐵業聞名的佛山。但是生活有很多你不會想到的地方，做研究也一樣。我沒有研究佛山的工業，卻找到了珠江三角洲宗族傳統的源頭。

佛山是中國明清時期的四大鎮之一。佛山的核心就是靈應祠，是座北帝廟。但是你去看佛山的地方志，頭一篇就說我們不是一個鎮，是一個忠義鄉；名氣大，不是因為搞工業，是因為我們讀書人有成就。讀書人生活在宗族之內，不同宗族聯盟維護靈應祠，也同時維持地方上的其他建設，例如義倉。我在“新界”對宗族的制度有了研究興趣，也知道“新界”的宗族是明朝的時候開始創建的。但是我沒想到，整個珠江三角洲的宗族中存在的幾種制度———族譜、祠堂和祖嘗，最早在佛山結合了起來。

佛山的一個大姓是霍，佛山附近的石頭村是其中一支。在石頭村，可以看到明嘉靖年間禮部尚書霍韜的祠堂，在霍韜寫的文獻中，更可以找到一張這個建筑在明朝時的平面圖。霍韜標這個圖為“合爨之圖”，合爨就是我們一起吃飯的意思。

圖源：（清）孫毓修輯：《霍渭厓家訓》

宋朝以來，就有“義門”的概念，義門的家庭就是沒有分家的。不分家的象征就是一家人一起吃飯。所以可以得知霍韜把他的祠堂的圖標為“合爨之圖”的用意。我們學者容易把合爨的概念搞錯。人家說一起吃飯，我們就馬上想到這個家庭每一頓飯都是一起吃的，其實你看霍韜的意思是，每年拜祖先那天一起吃一頓就算是合爨了，另外364天是在各自家中吃的。合爨的地點就是大祠堂。

你也不要輕信圖上所載的所有信息。你看他寫著：“婦省舅姑，由此街進?！薄芭郑兄勾恕！彼运囊馑际呛响嗟牡胤绞悄信珠_的。家庭里面男女分得很清楚，這是不符合生活經驗的。但重要的不是他寫的這些規矩，而是他畫的祠堂的位置：大祠堂在中間，旁邊都是小房子、門和天井。所以你看到的這個祠堂就建在村子里面，祠堂旁邊都是住房。

我們以前的祠堂是建在墳墓旁邊。把祠堂建到村子里面去，就是宗族制度的一個大轉變。

明朝的法律制度里，“廟”跟“祠”不是一回事。廟是具有很特別的地位的建筑物。皇帝可以有廟，皇帝可以把廟賜給你，但是你如果私自建廟是違法的，所以廟是有非常嚴格的等級的。長期以來我們普通人是不可能在家里建廟的，但可以在家里面建一個祠堂，在里面放神位拜祖先。

霍韜在石頭村公開建造了“家廟”。這是明朝有明文規定的建筑物，前面是四根柱子，柱子前面有臺階，三進。家廟可不是隨便建的。但是嘉靖年間，1524年前后，霍韜在他的老家建了一個家廟，背后有什么原因？我就是從跑到佛山的時候才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

我是不懂明史的。原來本科讀的是歷史，研究生念的是社會學。最開始研究的是19世紀的歷史。有一天在香港大學圖書館，我隨手翻閱架子上的書。恰好看到金安平先生有關湛若水的博士論文。我把她的論文拿出來翻了一頁，里面有幾個名字———張璁、桂萼、霍韜、方獻夫，他們幾個人在處理一個叫作“大禮議”的事情。我那個時候根本不知道“大禮議”是怎么一回事。當時看了這篇文章就感覺很奇怪，這里提到的五個朝廷高官怎么會有三個人我都認識？那個時候我都沒聽過張璁，但我知道方獻夫他家是在南海西樵山。我當年去西樵山，剛好博物館找到方獻夫的墳墓，我還拍了墓碑。后來溫春來先生主持的嶺南文化研究院要開會，我還把我田野時拍的照片都拿去做參考。

金安平先生

由此我開始關注“大禮議”，去找這段歷史。我發現“大禮議”是霍韜把家廟建到村子里面的關鍵。“大禮議”的發生，就是因為嘉靖皇帝不認上一個皇帝之父做他父親，堅持要建另外一個太廟出來給他的親生父親。朝廷官員求皇帝不要這樣干，嘉靖皇帝把他們都打了板子。結果剛才提到的那五個官員出來支持嘉靖皇帝，這五個人都升官發財了。

后來我去了這五個人的家，包括桂萼、張璁家。張璁老家，就是廈門大學張侃先生的老家，我去看后，感覺非常有意思。之后我就明白了，這五個人就是因為支持皇帝說孝順比正統更重要，所以回家就講孝順。在家建這樣一座家廟，是為了表示他們對嘉靖皇帝的支持。

原來我們都以為經濟發展改變社會，所以都為宗族的出現找經濟背景，也沒想到它其實是起源于一個政治活動。開始做研究的時候，哪里能想到這個思考的角度，這些人聽都沒聽過。我認為對于我們年輕的朋友，尤其是剛開始做研究的朋友來說，研究很考驗運氣，但是呢，當你碰到機會，你需要知道如何去把握，也需要調整研究的思路。我到了這一步就開始把那些概念合在一起，寫了這一篇文章，講宗族是怎么來的，為什么宗族是一個發明。我到這里已經開始明白，原來宗族是一套語言，按照這套語言，什么時候出來的就講什么話。這一類問題，開始出現了。

舊書店的收獲：祠堂祭祀的演變

以前香港還有些舊書店，現在沒了，買不到有價值的書了。在80年代，我每周都有機會去不同的舊書店，有時候可以買到好東西。有一次，我碰到《逢簡南鄉劉追遠堂族譜》，是手抄本。我從這個族譜中了解了很多事。

逢簡是今佛山順德的一個村子，它的歷史從宋朝開始。族譜從開頭講了頭五代的祖先。原來他們家的神主牌位都是看五代的，這個五代的神主牌位，一直變到后來用家廟的模式來拜祖先。其中一個記錄，洪武十四年，他們是民籍。到洪武十七年，他們將義孫劉三奴全垛充廣州左衛左所軍，這就有點矛盾。他們既然是民籍，為什么還要把兒子送去當兵？所以他們其實不是民籍，他們買了一個養子承擔當兵的義務，希望脫離軍籍。這一套辦法也不是很成功，大概頂當軍籍的人沒多久就跑了。后來還是要交錢來補他跑掉的缺，所以他們要弄一塊地，用生產出來的糧食補軍籍的份。族譜的故事，需要放回原來的環境與制度中才可以明白。

另一個例子，族譜提到，以前也有個祠堂，是某某祖先建的叫作“影堂”。這句話很有意思，為什么呢？首先，祠堂的名字不會叫作“影堂”。他們寫這一段話的時候，家里已經有了祠堂，但是回憶到以前有個地方叫作“影堂”———放祖先像的地方。所以他們以前是在祖先像前面祭祖。后來建了祠堂，改成在神主牌位前面拜。起初拜五代的五個祖先，后來是畫個圖，再后來不止拜五代，開始用神主牌位。神主牌位有一個好處，多一個祖先可以加一個牌位。用神主牌位可以把很多代的人都放進祠堂去。我們家當然還有祖先墳墓，也有族譜。

結緣珠三角：禮儀專家與地方政治

科大衛：我多講一點，然后我請一位嘉賓補充。我們那個年代跑的地方不止一個，但是我是在香港工作，我真的可以來珠江三角洲活動的時間不多，很多時候也去廣東省圖書館，因為那里藏了很多族譜。我一定要這樣說，廣東省圖書館的人對我非常好，讓我讀了很多廣東的族譜。因為其他朋友也去看族譜，讀族譜的同時會見到劉志偉、鄭振滿等等。你們現在非常幸運，上網就可以輕松查找到幾千種族譜。但在我們那個時候，要找到族譜非常困難，很多族譜根本無法找到。

讀族譜讀得很快樂，但是時間投入圖書館，就沒有時間做其他安排了。我跑田野的時間非常有限，但很幸運，得到了幾位朋友的幫助。當時，蕭鳳霞和劉志偉一起去了沙灣，有時候我們也會一起去新會。此外，羅一星當時在研究佛山，他對我的啟發非常大，我們兩人對蘆苞鎮產生了興趣，后來他發表了幾篇文章。在珠江三角洲跑田野與我在“新界”做的研究不同，因為在“新界”我真的在一個有200多個村莊的區域，幾乎每個村莊都跑過。當時一提起村名我就知道村民姓什么。因為我跑了很多年，村民也都認識我。

但是我在珠江三角洲的時候，很多知識是從朋友身上學到的。他們有感興趣的地方，很慷慨地讓我也知道。舉例的話，可以用我們在崖門的經驗把禮儀與財產聯系起來（從略）。我想請劉志偉教授補充一下。劉老師可以提供很多補充，因為我們當年有很多共同的經驗，一起觀察同樣的事情，一起交流，從而得出了一些共同的想法。

劉志偉教授

劉志偉：科老師剛才的講述實際上是關于他從70年代開始在“新界”的研究，然后再到珠江三角洲的研究。這是一個有著一套邏輯的過程，科老師認為他所講的內容是我們幾個老人一起回顧過去的簡化版本，對于年輕人來說可能一下子跟不上。我在這里不必再重復講述，但

有幾點需要強調。首先是我們要走進鄉村。當科老師在“新界”進行研究時，我們還素不相識，也沒有進行這樣的實地考察，但后來他帶我進行了多次考察，特別是在我們做研究的地方。我記得是在1985年到1988年，我們進行了考察，然后他進入珠江三角洲，經過了佛山、三水蘆苞，還有順德。他看到了許多鄉村的變化，發現了明朝歷史里面有非常重要影響的事件———“大禮議”，與他認識的三個歷史人物有關。這不是運氣和偶然，而是他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能夠立刻想到，在朝廷上發生的變化會對我們地方產生怎樣的影響。因此，他去了佛山，看到了祖廟，以及霍韜家設立的祠堂，等等。

實際上，我認為科老師很重要的一個觀點是，宗族是一種文化創造。這個觀點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科老師向我們解釋了如何看待宗族。現在，我們經常認為宗族是基于做生意、慈善、親緣關系的結合。但科老師看到的宗族，首先是一些人為了謀取經濟和政治利益而形成的。他們使用講孝道、拜祖先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目標?？评蠋焺偛盘岬降倪@些歷史事件非常重要，主要涉及明代廣東的歷史，包括霍韜、方獻夫，以及后來的陳白沙，這些人謀取利益和政治地位，采取的方式就是改變祭祖的方式。在過去，祭祖是在家中、墳墓旁或者設立影堂對著祖宗的畫像進行祭拜。但后來，他們開始立起神主牌位，而且祭拜的代數越來越多。陳白沙的例子尤為重要。

慈元廟

我們現在前往崖門參觀那個宋元海戰的歷史遺跡的話，可以看到現存的慈元殿，我記得它位于中間或后方，后面還有一座高樓可以俯瞰海景。從那里可以看到陳白沙幫助趙家的情景。伍家由于在當地較早形成勢力，地位最為顯赫。當趙家開始開發沙田地區時，他們必須與伍家抗衡，并爭奪利益，這時他們尋求陳白沙的幫助，并通過提高皇帝母親地位的方式奪取了勝利。這個故事向我們展示了地方歷史的演變、地方制度和地方社會的發展。這些被我們稱為宗族的事物，其實反映的是一種宏大的國家歷史和一個實實在在的、充滿了利益、充滿了本地的各種各樣的利益爭奪和文化意識的過程。

科老師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我們相識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一直到90年代，我們在珠江三角洲進行考察。我們走過的路看似簡單，科老師稱之為“運氣”，然而，這種“運氣”構建了一套理論，實際上是很多學者一起討論、爭議、和其他地區進行比較的結果。我們非常期待這套理論“再出發”。我想大家在這個時候如果要再出發的話，需要知道科老師當年帶著我們幾個人走過來的歷程。聽了科老師的講述，我對此感慨良多，感動多于學術上的啟發。

祠堂之背后：族譜與虛構的宗族

科大衛：我有許多幸運的經歷，其中一個就是有一群朋友與我一起進行研究。我一直堅信，學問不是一個人埋頭多少年的努力所能創造出來的。我相信，要想出問題，需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最好還能夠一起喝啤酒，然后胡亂猜測。在這樣的互動中，我們會產生許多新的問題，這才是真正能夠激發思考的情境。坐在那里孤立地思考是無法產生新的思路和問題的。我非常幸運，擁有這樣一群朋友，并且多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著這種對話的習慣。

我剛才所講的其實只是書的內容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關于在“大禮議”之后，祠堂如何進一步發展到家廟的，再從明初到清中期家廟的擴散，以至太平軍后，因為政制的變化，宗族在國家制度（不是鄉下）中逐漸邊緣化。這些事情我已經寫在《皇帝和祖宗》里了。然而，我寫完這部分后，還有很多問題要追溯。可以這樣說：我相信一個完整的故事，需要有開頭有結尾。從“新界”我知道了村族聯盟怎樣建構地方社會，從佛山我知道了“大禮議”與家廟對建構宗族的影響，但是，宗族的歷史還缺兩個部分。讀弗里德曼我們知道，他所討論的華南宗族有三個部分：祠堂、族譜、祖嘗（田產）?！痘实酆妥孀凇分皇墙馕隽遂籼?。下一章是族譜，這個題目需要賀喜教授討論。

賀喜教授在田野考察

賀喜：每次我回到永芳堂來做講座，我都感到誠惶誠恐，因為這里是我的老家。我不敢說今天做的是一個像科老師這樣重要的報告，我只能說我要向大家匯報一下這幾年的工作，也算是對科老師剛剛講的故事做一個注?？评蠋焺倓傁蛭覀冎v述了他對宗族發展的思考，他思考的核心之處在于將宗族祠堂作為鄉村社區（community）的核心，并將其與財產控制和國家理論聯系起來。在座的許多同學和我一樣，都有同樣的心情，即老師已經取得了這一成就，我們應該如何繼續前進呢？尤其是我們作為學生，如何超越老師？這個問題是非常可怕的，我不敢說老師當然永遠不可能超越，但是我想到的就是有什么問題我們可以多問一點。

剛剛，科老師向我們展示了宗族的兩個要素——祠堂、財產，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族譜。我對族譜的發明非常感興趣。今天我們去了很多地方做田野，尤其是中國南方，“進村找廟”，但我們實際上也去找祠堂，還去拍攝族譜。我們看到了很多體量龐大的族譜，尤其是在我的家鄉江西吉安，他們經常拿出40本或50本這樣一大冊的族譜，我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了。在珠江三角洲，科老師也給我們展示了劉氏家族的那套族譜，有很多卷冊。但實際上，這里面存在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我們的鄉村是否一直都有這樣一套大型的記錄歷史的文獻呢？

墓志與行狀的單線族譜

賀喜：實際上，很明顯，如果說宗族是一種文化創造，作為這種文化創造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些文獻也經歷了一個發明和創造的過程。我們是如何發明出在今天的鄉村中依然能夠找到的這樣一套龐大的文獻的呢？這實際上是我的問題的來源。然而有趣的是，當我們談到宗族時，許多朋友會提到這是漢唐以來就一直存在的制度。我們一直都有譜，我們常常說“國有史，方有志，家有譜”，我們一直有這樣的一套敘述。但問題是，這個譜是什么樣的形制呢？我們知道，在早期，我們經常會看到墓志這一類文獻。墓志也是一種譜，其中包含了很多內容，比如逝者的父親是誰，曾祖父是誰，兒子是誰，等等。

實際上，在我們早期談到譜的概念時，很多時候我們是在談論這樣單篇的墓志或者行狀，并非我們今天看到的樹狀架構的多線譜。而且，墓志和行狀，更多是有名的人才可以擁有，都是一篇篇獨立存在的文獻。如果仔細去連綴起來，會發現墓志和行狀反映的其實是一種口傳的傳統。比如今天我們去鄉村拜訪一個老太太，你問她家里有什么人，她大概也可以告訴你這樣的信息。但大部分情況下，墓志和行狀反映的譜系只能追溯到一條線，最多追溯到兩條線。所以我們必須非常謹慎，當我們討論譜系時，究竟在討論一個多大規模的譜系。這是我非常感興趣的一個問題。只有當我們構建出一個大的、適用于所有人的框架時，才能呈現明代那種與地方社會相契合的宗族形態。

我們再往前追溯，需要追溯到宋代。如果我們做一些實驗，比如追溯江西著名的宰相劉沆。曾鞏為他的家族寫了一篇行狀，按照曾鞏的方式來追溯，大概可以追溯到劉沆的曾祖父劉景洪、劉沆、劉沆的兒子以及劉沆的兄弟，大致就是這樣一個框架。過了幾十年，周必大又為劉沆的曾孫劉守柔寫了一篇行狀，將兩篇合并在一起，我們可以勾勒出一個大致的框架。但劉氏已經是非常有名的家族了，這個框架在當時已經是非常高級了，但這個框架并不是今天普通人都能追溯到的樹狀框架。至于當時的普通人，則連名字都沒有。

名字的社會傳統

賀喜：大家要知道，我們普通人開始擁有很文雅的名字的歷史可能只有1000年，在1000年前，我們并不像今天這樣有一個固定的名字。

最近我在海南島黎族山區做研究，當地保留的習俗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有些鄉村黎人的名字是不固定的，如果一個人的母親去世了，他們會稱呼他為“某克媽”；幾年后，如果父親也去世了，全村人會聚在一起，稱呼他為“某去爹”；再過幾年，如果兒子不幸也去世了，他們會稱呼他為“某失兒”。因此，每次改變名字實際上是為了社會的重整和處理新的社會關系。他們不僅沒有我們這一類的名字，甚至對自己的確切年齡也不太清楚。因此，我們必須明白，在更為漫長的歷史時期，很可能我們都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的。

宋代談及嶺南的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比如“韋超，男名首，即呼韋超作‘父首’”。所以，我們不是本來就擁有我們今日熟悉的這類名字。我們再多看一些這類情況，在我自己的老家吉安。南宋末年劉辰翁說，他們已經不知道家族前面十世百世是什么樣子了，即使是讀書人“不失業而遷者有幾？推而上之，其無名，若字如阿大、第五者，豈其少哉”。也就是說，人們普遍名喚劉阿大、劉第五。大家如果不相信，再來看這份民國時期的族譜，它包含元代的材料，記錄了名叫劉八、劉四、劉狗二等等的一群人住在一起。我們原本都是這樣的籍籍無名者，那怎么會變成了剛才科老師所說的佛山忠義鄉那樣的社會呢？

原來，很多東西都是要一步一步發明出來的，包括名字、兄弟排行的界定，有了這些發明才能進一步修譜。搞清楚誰是兄、誰是弟，以及如何把這么多人安放在一個架構里面，原來是很困難的。如今，我們已經對這一套辦法過于熟悉，以至于無法想象在沒有這套辦法的時候，我們的世界會是何種模樣。

多線族譜的產生：表格的發明與數據庫

賀喜：宋代的知識分子開始做這些事情。當我們有了行第之后，怎樣擴大我們的統計規模？這些年來，我讀了許多家譜，瀏覽了許多名字。我將這些名字變成了一個database（數據庫）的元素，重新整合，并且構想著這些名字構成了一個怎樣的世界。王炎午是宋元之際的名人，在他家的族譜中，他的父親是“第行九五”，而他的曾祖父在那一代為“第行十六”?？吹竭@里你就會明白，我們在宋代建立了一些更大規模、可以連接在一起的家庭單位。

但是“第行”也存在問題。大家族里存在不同的小家庭，每一個家庭的第行都可以有行一、行二、行三、行四、行五等等，這樣在家庭與家庭進行整合的時候很容易重復。今天大家可能覺得解決這個重復的問題很簡單，但實際上這其實真的是個問題。這個問題可以通過不斷地重整族譜來解決，過幾年就重修一遍族譜，重新排列行第。所以，在鄉村中我們經?？梢钥吹竭@類活動，我們現在也還在不斷重整族譜。我在楊萬里的家鄉吉水考察時，遇到過新春“上譜”儀式，即重整族譜。大家把草譜拿來，進行謄抄比對，再把草譜變成大家認可的譜冊。我們在族譜中也能看到類似的舉動，“各家上祠報丁”，就是指這個情況。如果是比較嚴格的譜，會保留確定兄弟關系的痕跡。比如說有一種《荘上傅氏宗譜》，第一世是敬一公，一直排到桂百一公；第二世是紹一公，一直排到煥八七公；第三世是仁一公，一直排到□百四公；第四世是盛一公，一直排到鎮五六公。這樣子排下來，就能看出他們之間的兄弟關系。但是這套《荘上傅氏宗譜》里面還有一個更關鍵的發明，就是這個表格的架構。

（石本）歐陽氏譜圖序

有表格跟沒有表格的分別在哪里？前面我們看到一篇一篇的行狀，是沒有表格的，一旦有了表格，則不需要有行狀，只要有個名字，就可以填進表格，于是就跟一個偉大的系統勾連在一起了。表格是可以留有空白的，但如果行狀有空白，就連不下去了；而表格有空白沒有關系，空在那里，隨時可以填一個名字進去。所以表格建立了一個database的基本系統，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發明。關于吉安楊氏的族譜，黃志繁老師寫了一篇文章，有過詳細的研究。我們將吉安楊氏的族譜整合起來，會發現原來的一些記錄（有排名的記錄、沒有排名的記錄、有排名沖突的記錄）之間存在沖突。你會看到剛才你看到的他們家第六、第七、第八、第九代，大概在這個時候，他們開始擴大架構，一開始做的時候還不是很完善，所以那個時候還存在很多沖突，但是后來變得非常漂亮。

再回到剛才提到的database，我和科老師一樣，都是非常幸運的人。我們看明代的歷史，主要看珠江三角洲；但是我想要看得更遠一些，所以我去了我的家鄉吉安。大家都知道廬陵歐陽修，歐陽修的父親的墳地上有一塊非常重要的碑，很多人的目光都放在瀧岡阡表碑上，這是為了紀念歐陽修的父親而立的，圍繞這個碑還有很多傳說。但實際上，在這塊碑的后面我看到更重要的是歐陽世次碑。這塊碑已經風化得很嚴重了，但是它非常重要，因為它創造了表格。今天我們講到譜，經常提到歐譜與蘇譜，即“歐蘇譜例”。歐譜的“例”，指的就是五世一列的這個表格。

今天我們看到的卷帙浩繁的龐大族譜，通常其中大多數的卷冊是表格。這種形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歐陽修。事實上，表格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創舉。差不多可以說，歐陽修是當時吉安歐陽氏第一代去進行大規模的血緣追溯的人，當時追出來的結果存在很多斷裂和空白，歐陽修也很坦白地說，到了無從考證的程度。歐陽修的族譜中，“萬生某”，“某”就是空白?！澳成?，雅生效、楚，楚生謨、託、遠、某、某、戌?！睔W陽修一生只回過鄉一次，為什么要做一個族譜呢？因為他出身貧寒，非常希望有一個與他相關的宏大歷史，所以他就像陳白沙一樣，完成了一件偉大的事情，把他的家族與一個偉大的歷史聯系在了一起。而且，歐陽修修過《新唐書》，他非常明白書寫歷史多么重要。在這個過程中，他或許沒有意識到的是，他采取的制表入譜的方式改變了后續的族譜形制以及宗族的發展史。

歐陽修以后，整個情況發生了變化。舉個例子，南宋時期同為吉安人的歐陽守道評價歐陽修編寫的譜“未廣，又頗有誤”，其實他沒有看到關鍵所在。歐陽修回鄉修譜時估計就像我們去做田野調查一樣，看到一些牌位，聽到一些故事，然后修出族譜。他所編的譜幾乎還是只能追溯出單系的線，這剛好讓我們看到草創時期可以追溯出的族譜規模以及粗糙。但是，在歐陽修修譜以后的幾十年，他所發明的譜圖越來越大地發揮出了威力，到歐陽守道的時代，當地出現了一冊一冊的更大規模的譜。提出批評意見的歐陽守道恐怕還沒有意識到，正是歐陽修所創之譜圖在幾十年間讓歷史發生了變化。歐陽守道說：“文忠公游宦四方，歸鄉之日無幾，其修譜又不暇咨于族人，是以雖數世之近，直下之派，也屢有失亡，最后獨質之呂夏卿，以為的據。夏卿雖博學，安能盡知他人世系之詳哉？”拋開批評的意味，這個評論所提及的影響歐陽修修譜的關鍵人物呂夏卿很值得注意。呂夏卿曾和歐陽修一起修《新唐書》，參與制作宰相世系表。我們看到，歐陽修將高層的撰史方式運用到了自己家族歷史的書寫中。對于普通人來說，當沒有表格這種記錄形式的時候，將自己與大歷史聯系起來是非常困難的。將表格運用到族譜中，真正是一項創造性的工作。歐陽修發明了一種最簡單的架構，就好像今天計算機的數據庫，此后只要有一個名字，就可以將之放入一個家族的歷史中，進而這個家族的歷史又與國史相連。

因為開始有了表格類型的族譜，從歐陽修到歐陽守道，就有了六七卷本的族譜。在大家剛開始制作譜圖的時候，正如歐陽守道所指出的，還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在其他的例子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變化。比如，楊時為曾鞏作傳時，比之于曾鞏為劉沆作傳，只過了一代人，追溯世系的形式就從行狀變成了譜圖。然后到王禮生活的時代，又過了一兩代，族譜越發完備，先是譜圖，然后是“系以名賢所為，諸主墓志銘等作具載”，即我們所習見的譜的架構，包含墓志銘、名人名言，以及最重要的部分———吊線譜圖。當然，宋代印刷術的發展，也促進了譜圖的普及和發展。待發展到科老師剛剛所討論的明代中期，表格這種類型的譜圖已經成功地流布了數百年，做得非常漂亮了。

賀喜：《亦神亦祖：粵西南地區信仰構建的社會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

這些年，我們也去韓國、越南等處考察，比較東亞、東南亞不同形態的社會結構。韓國的奎章閣收藏了許多譜。然而，韓國的譜與我們的譜有所區別，他們的譜比較貴族化。韓國與我們的區別，我相信最關鍵的原因是他們沒有經歷“大禮議”。因此，韓國的學者說他們仍然保持著貴族的敘述結構，使用宋儒理論，表達上更加士大夫化；而我們經歷了“大禮議”，通過祭祀始祖，打通了身份之別。哪怕是鄉下的農民，都可以說是宰相門第。有了這種種的發明與機緣，在明代，我們就完成了普通人的貴族化的轉變，即禮儀的庶民化。

但是除了科老師講的“大禮議”，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是通過文字建構的血緣關系，而文字中最重要的發展是建立起普通人可以掌握的簡單而容易普及的架構。

我的這一點點發現，只是為老師們做注。我有一本小書和一篇小文章討論譜圖的發明與普及。當然，譜圖只是變化———我認為非常重要的發生在1100年前后的變化———中的一小部分，因為其中還有來自宗教的動力等重要因素。今天無法討論宗教的問題，我就到此為止，謝謝。

科大衛：我要感謝賀喜的研究，她讓我們知道了族譜從單線的形式變成了多線的形式，這種在不同時期和地方出現的變化非常重要。

最后，我想為我們進行一點辯護。很多朋友批評我們，說我們的宗族制度只是華南的產物，他們說在華北都找不到宗族。對于這個話題，我感到很奇怪。我們一直都是從華南珠江三角洲的角度講述一個在鄉村中需要有祠堂、宗族和田土的制度，這是珠江三角洲的情況。在華北當然不能期望找到一個華南的東西。批評我們有什么用呢？因為華南的制度是祠堂、宗族和田土這三個元素合并起來的，在華北，三者不一定同樣地合并。要了解宗族是什么，我們要了解這三個元素發明和演變的歷史，也不要假設三者一定共存。所以，在華南以外找不到華南樣式的宗族，并不代表宗族的制度在華南以外不存在，可能是因為其形態不同。因此，現在還有很多可以進行的研究，每個地方都可以處理本地方的聯系、各種譜系，如本地方拜祭的地點如何，拜祭活動如何運作，可能不是拜祖宗，可能是拜神。此外，財產怎么控制，不同宗族的財產情況可能不同，有些地方比較富有，有些地方則沒有那么多財產。因此，我們需要考慮如何將這些因素組合在一起。

我們今天的目的不是做總結，而是創新。我們的目標是讓大家繼續進行研究。多年以后，我們才明白祠堂、族譜以及祖嘗這些東西都是需要發明的。這些東西被發明出來后，慢慢地演變，并在不同地方產生了不同的變化。我們不是需要一個華南宗族在華北的歷史，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祠堂、族譜和祖嘗在各地怎樣發生，怎樣發展。

全文摘自《區域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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