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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特務》是一場時間錯位的荒誕劇。
電視劇《風箏》就有這樣的荒誕。 風箏鄭耀先去抓影子韓冰。影子喝下了毒酒。風箏的心也碎了。
那是在乍暖還寒的1979年,其實再等兩年,兩岸就一笑泯恩仇了,影子不必死,與風箏將幸福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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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時間卻錯了位,影子與風箏都被時間殺死了。
《抓特務》也在營造著時間錯位,但這錯位不是馮小剛的刻意。
馮靜波所在的學校有“三杰”,兩女一男三位老師的姓被人簡稱為“戴浦馮”,結果馮靜波卻聽成了“逮捕馮”,嚇了一大跳。后來“三杰”之一的浦老師真的被抓了,真的是特務。
影片只給了個從教室中的窗子望出去的遠景:浦老師站在院子里一動不動,肖大力帶著公安圍上去,給浦老師戴上了手銬。
這是《抓特務》中最令人震撼的場景。這場景是給后來馮靜波自首所做的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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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靜波自首是時間給他的機會。這機會不在于馮靜波有沒有“現行”,如果浦老師被抓時,馮靜波就去自首,即便沒有“現行”,也不會被“不予起訴”。
這就是“時”。馮靜波等到了他自首的最好的“時”。
肖大力卻時運不濟,等了一輩子,也沒等到他的“時”,不但沒能獲得抓馮靜波的快感,甚至在“待時”中反倒被抓,還被打斷了一條腿。
銀幕上最后浮現出來的“不予起訴”的那段文字,把這時間錯位的荒誕推到了極致。
這是電影,也是歷史,歷史也常常荒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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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時間錯位俯拾皆是。但有時候人們不以為那是荒誕。
人類早就發現了“時間錯位”現象,無論中外,許多智者都投入了大量精力來研究這一現象。這一現象在東方哲人筆下叫“時”,西方哲人則稱其為“機遇”。今天摘錄一些《機遇之門》中的文字,僅供對此話題感興趣的朋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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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
如果按《史記》中“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記載,《易經》大約成書于公元前11世紀的商末周初。(傳說在此之前,夏有《連山》,商有《歸藏》,只是后來佚失了,現代一般認為《易經》乃歷代積累成書。)《易經》是人類機遇意識發展的頂峰,也是機遇思想發展的開端。《易經》是用于占卜的卜辭的匯編,其中記載了遠古社會生活的大量信息,也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同時,占卜本身就是古人試圖預測、尋找和利用機遇的一種行為。《易經》中有51處使用了“時”這個詞匯,關于“時”的思想不僅是《易經》的魂,也是中國機遇思想的源頭與核心,此后幾乎所有機遇思想都是圍繞“時”來展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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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馬史詩》
約成書于公元前8世紀,相傳為古希臘盲詩人荷馬所著,描寫了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9世紀的荷馬時代希臘阿卡亞人遠征特洛伊的有關事件。在這部史詩中,有30多處使用了“機會”以及“時機”、“乘機”、“伺機”等與機遇相似相近的詞。這些詞大多出現在描寫戰斗過程的詩句里,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意味,是西方早期機遇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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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
(約前725—前645年)
管仲是春秋初期政治家和思想家,有《管子》一書傳世,雖為后人托名所作,但其中也留下了管仲機遇思想的印記。管仲的機遇思想是圍繞著“時”展開的。
(一)主張“以時興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因為“天以時使”,“萬物之于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兇,不可復振也。”
(二)強調“圣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
(三)講究“時德之節。”以時興事,“必周于德,審于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
(四)“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時當及時以用,“今日不為,明日亡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五)給君主提出要求。“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于時而察于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
管仲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家,所以他不僅成為中國古代系統闡述機遇思想的第一人,還能知行合一,將他的思想運用于政治活動,在歷史上成就了一番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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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達哥拉斯
(約前580-500年)
古希臘數學家、天文學家、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他本人沒有留下任何著作,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記載了他關于機遇的思想:“‘數’乃萬物之原。……數值之變可以成‘道義’,可以成‘魂魄’,可以成‘理性’,可以成‘機會’——相似地,萬物皆可以數來說明。”
畢達哥拉斯最早提出了近似機遇的概念,將其提升到了道義、魂魄、理性的層面,并與數學聯系了起來,對西方機遇思想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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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
(前551-前479年)
春秋末期教育家、思想家,儒學創始人。孔子的機遇思想主要融入了他所整理的《易經》之中,并未直接留下系統的機遇思想。不過,在《荀子·宥坐》中所記載的孔子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卻反映出了他的機遇觀。他認為“夫遇不遇者,時也。”意思是說一個人“能不能夠得到君主的賞識,還要靠機遇。”
孔子的這一思想顯然與他一生仕途失意的遭遇有著必然聯系。這一思想在中國機遇思想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由于孔子后來的顯赫地位,使這一思想竟成了中國古代機遇討論的千年議題,就是現在也依然有著重大的影響。
如果我們將孔子與和他年齡相差不到30歲的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做個簡單比較的話,可以認為,他們兩個人對待機遇的態度,就是東西方機遇思想發展分野的開始。西方機遇思想發展自此走上了以研究世界本原為主的“學以致知”的路,中國機遇思想發展則走上了以探尋經世之法為重的“學以致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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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
(生卒不詳,與孔子同時代略小)
春秋末戰國初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經濟學家。范蠡是中國歷史上家喻戶曉的獨特人物。為官的將其視為楷模,經商的將其奉為財神,更有人羨慕他還有傳說中西施這樣的紅粉知己。說范蠡很獨特是因為他不同于常人的行為經歷。范蠡作為政治家、軍事家輔佐越王勾踐滅吳雪恥之后卻急流勇退,攜傳說中的西施乘舟泛海而去。其后輾轉來到齊國,化名“鴟夷子皮”,戮力漁耕,治產獲千萬。齊人以其賢德聘他為相,政績斐然。三年后,范蠡辭相散財,定居于陶(今山東定陶西北),號“陶朱公”,經商再度致資千萬。他的行為經歷被世人譽為“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司馬遷概括其平生“與時逐而不責于人,”并稱“范蠡三遷皆有榮名。”
范蠡是機遇思想發展史上“學以致用”的典范。相傳范蠡曾著有《計然篇》,但已佚失,先秦歷史學家左丘明在他所編纂的《國語·越語下》中有對范蠡機遇思想的記述,對后人影響甚大。
范蠡機遇思想的核心是“圣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
(一)強調“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強索者不祥。”
(二)堅信“時將有反,事將有閑”。時不至,就要耐心等待時機的轉化。“時反是守”是因為“時將有反”,是守時的前提和要求。
(三)主張“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后乃可以成功。”這是在對“時”的判斷上說的,意思是,判斷時機要看天看地看人事,全面多向的考察。范蠡對天時人事始終并提,說明他已經注意到了“時”是主客觀結合的產物。
(四)提出“得時無怠”。這是守時的另一重要方面。時不至,不能強生;但一旦得時,就不能有絲毫的怠慢。“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而且“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后將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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