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珂英年早逝給我的啟示，孫玉良：如何在追求事業時擺脫焦慮感？

文｜孫玉良

2026年7月9日，一條消息在金融圈和學術界同時炸開——紅塔證券獨立董事廖珂因病去世，年僅36歲。

36歲，清華博士，電子科大特聘副教授，券商獨董。這幾個詞拼在一起，是絕大多數人一輩子夠不著的天花板。名校光環、高薪職位、社會頭銜，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他年紀輕輕就攢齊了。可然后呢？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外人看見的是頭銜，圈內人看見的是代價。我不知道廖珂得了什么病，但我知道金融行業熬夜是家常便飯，焦慮是職業標配，高壓是每一天的底色。我更知道，在焦慮中工作，疾病不找上門才怪。我最近剛剛辭了一份工作，因為我嫌這份工作壓力太大，讓我每天生活在焦慮之中，我可不想“過勞死”，更不想英年早逝。廖珂的訃告上寫的是“因病去世”，雖然沒有寫明什么病，但可以想像這病是怎么攢出來的。

我在想，為什么那么多在外面看起來“什么都有”的人，他們是事業上的成功者，卻偏偏活得比誰都累、走得比誰都早？甚至突然有一天，聽到某位業內大咖輕生了，這個世界為何如此瘋狂？我的反省是：胸懷太小，就扛不住這輩子的重量。許多所謂的“成功者”，不過是被“成功”綁架、被“優秀”壓垮的現代精英。他們把人生過成了一場永不停止的考試：考進名校、擠進好單位、拿下頭銜、爬上高位。有的人以金錢為成功節點，50萬、500萬、5000萬，甚至如王健林一樣確定一個“小目標”，數字是1個億。每一個目標都清清楚楚，每一個階段都“應該”如何，必須如何。可他們唯獨忘了一件最要緊的事——為什么要活著。

當一個人只盯著自己的得失、排名、年薪、職稱時，他的世界就這么大。漲薪了高興兩天，沒漲就焦慮；評上了松一口氣，沒評上就失眠；升職了就興奮，沒提升就失落。甚至一些突然“天降災難”的人，不想辦法應對這些災難，而是一走了之。所有的情緒都拴在自己那一畝三分地上，對他們而言稍有風吹草動就是驚濤駭浪。這樣的心態，不得病才是奇跡。

我來告訴你如何在追求事業成功的同時，避免傷害身體健康的焦慮感。我的答案是，要修練出一種大胸懷、大格局、大境界，要有偉人在長征時都能吟出“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如何擁有這樣的大胸懷？我的答案是：從“我”這個字里跳出來。蘇軾一輩子被貶了三次，越貶越遠，最后貶到了海南——當時那是真正意義上的天涯海角。換了別人，早就抑郁而終了。可蘇軾在黃州種地，在惠州吃荔枝，在儋州辦學堂。為什么他能這樣？因為他的心里裝的不是自己的委屈，而是天地，是詩文，還有百姓。他從“小我”中跳出來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個道理不是誰都懂。心里裝著天下，裝著百姓，裝著詩文，裝著林林總總的大東西，就能以苦作樂且樂在其中，那點個人得失就壓不垮他。

而且擁有了大胸懷，是能找到比“活著”更大命題的。如果僅僅是為了活著，那不叫生活，而叫生存。有了更大的人生命題，賦予人生更大的意義，便會活得津津有味，為了理想和信仰赴湯蹈火，也自有一股英雄氣。曾國藩一生屢敗屢戰，被同僚排擠、被皇帝猜忌、被太平軍打得幾次要跳江。可他挺過來了，為什么？因為他心里裝著的不僅是曾家的榮辱，更大的境界是“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當然他是一個反面人物，但他做事的氣度，是很值得后人借鑒的。有了這個“大”字，個人那點委屈就變成了必經的臺階，而不是要命的深淵。

反觀今天，多少年輕人焦慮的根源，原因無他，共性是生活里只剩下“我”——我的工資、我的房子、我的面子、我的前途。你把全世界砍得只剩下自己，那任何一點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對你來說可能就被視為“滅頂之災”。我常跟身邊的朋友說：人這輩子，得有點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這話聽起來老派，但分量比任何雞湯都重。什么叫革命樂觀主義？不是傻樂，不是盲目，是你在認清了生活的艱難之后，依然選擇跟它“斗”下去，而且斗出樂趣來。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這是偉人說的一段語錄，我深以為然。這個“斗”不是跟人較勁、不是內卷互耗，而是跟困境斗、跟平庸斗、跟那個想躺平放棄的自己斗。

當你把人生看作一場主動的、充滿創造性的奮斗，而不是被動的、被人推著走的苦役，焦慮自然就退潮了。你拼了命去夠一個自己都不確定想要的東西，拼到了，空虛；拼不到，崩潰。這有什么價值呢？所以，我想給所有正在焦慮中掙扎的年輕人一句忠告：把你的心撐大一點。 去找一件比你本人更大的事，把它裝進去。可以是你的終身熱愛，可以是你想改變的一個領域，甚至可以是你想守護的人。當你心里有了“大”，那些雞毛蒜皮的“小”就再也翻不了天。

我希望廖珂的英年早逝能成為一面鏡子，照見的不是死亡，而是我們該怎樣生。培養一種大胸懷、大境界，當焦慮涌來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怎么跟它過招，最后把自己鍛造成為一個打不垮、揉不碎、煮不爛的鋼鐵硬漢，這一生中，永遠把焦慮踩在腳下，笑著往前走，那才是真正的“其樂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