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無學歷男性就業(yè)崩盤，歸咎于住房成本，婚姻減少雪上加霜

美國社會曾長期默認一種男性成長路徑：離開父母家、找到工作、建立自己的生活。但如今，越來越多男性正在退出勞動力市場。女性在就業(yè)人數(shù)上已是歷史上第三次超過男性，勞動力參與率也降至多年來低點。這一趨勢正引發(fā)經濟學家的強烈擔憂，其現(xiàn)實影響可能持續(xù)多年。男性與父母同住的概率幾乎是女性的兩倍。一項新研究指出，這種情況對沒有大學學歷的男性尤其不利，因為與受過大學教育的同齡人相比，他們擁有工作的可能性更低。

美國企業(yè)研究所機會與社會流動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斯科特·溫希普表示，這一問題尤其令人擔憂，因為如今沒有大學學歷的男性，面臨的劣勢可能比彭羅斯研究起點所在的20世紀60年代更大。溫希普對《財富》表示：“如今，沒有大學學歷的男性比上一代少得多，因此我們更應當關注今天這部分男性。他們比前幾代人處境更不利，因為現(xiàn)在年輕成年人中擁有學士學位的比例已升至大約40%，而過去遠低于這一水平。這令人擔憂。”

她說：“一些地區(qū)住房成本更高，并不是因為人們掙得更多、從而推高了價格，而是因為供給受限，原因在于地理條件，比如湖泊、海岸線。那里的住房之所以更貴，只是因為更難建設。長期研究男性收入變化的溫希普表示：“如果住房成本更高的城市沒有更多男性與父母同住，反而會讓人意外，因為從定義上說，那些地方本來就更難負擔。”

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xié)會會員與消費者調查研究主管布蘭迪·斯諾登表示，數(shù)據(jù)支持這一判斷。她在接受《財富》采訪時提到該協(xié)會2026年《代際趨勢報告》稱：“嬰兒潮一代仍是近期購房者中占比最大的群體。最近有四分之一的嬰兒潮一代購買了多代同堂住房。這使他們既能照顧年邁父母或親屬，也能容納搬回家中的成年子女，或者那些從未離家的子女。”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25歲至45歲男性與父母同住的比例幾乎翻倍，從7%升至如今的12%。女性這一比例也有所上升，但維持在7%。而這種影響之所以對男性更明顯，很大程度上與子女有關。彭羅斯發(fā)現(xiàn)，當她單獨考察沒有大學學歷且家中沒有孩子的女性時，她們的模式與男性幾乎完全一致。

溫希普談及這一發(fā)現(xiàn)時說：“這并不讓我太意外。因為如果你看到的是20多歲甚至30多歲還住在家里的成年人，那基本上就是同齡人中處境最不利的一群男性。所以，他們在找工作和保住工作方面存在其他障礙，也更可能永久退出勞動力市場，這很合理。”30歲出頭、沒有大學學歷的男性中，每5人就有1人與父母同住，而且這一比例到40歲時仍然偏高，約為14%。在那些住在家里且未工作的男性中，有四分之一從未有過任何工作經歷，而1980年這一比例為五分之一。

彭羅斯說：“有人反駁我說，也許這些男性只是把父母家當作重新起步的平臺。但情況似乎并非如此。這些與父母同住的男性，已經完全脫離了勞動力市場。”她表示，分區(qū)限制和建設約束不僅推高了城市生活成本，也在無意中壓低了那些最無力承受高住房成本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她在報告中寫道：“限制住房建設的政策，通過抬高獨立生活的價格，無意中削弱了勞動力參與率。”

她還表示：“我們思考住房政策時，也許只是在考慮可負擔性，但這同樣關系到人們能否處于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位置。那些能讓紐約等城市住房更便宜的政策，應當會提高男性，尤其是沒有大學學歷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溫希普認同這一判斷。他說，紐約和舊金山這類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往往也是就業(yè)機會更多的地方，但高租金構成了一把雙刃劍。

他說：“這說明問題背后確實有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限制住房建設規(guī)模的土地使用規(guī)定和分區(qū)制度。不幸的是，往往正是那些經濟最有活力、配套資源豐富、也更有利于促進向上流動的城市，存在這些分區(qū)問題。這絕對是政策制定者應當審視的領域。”如今，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人數(shù)已是歷史上第三次超過男性。隨著女性收入高于男性同類群體，她們在家庭中承擔的勞動也更多。溫希普呼應了此前一些研究的看法，表示人們日益遠離傳統(tǒng)婚姻價值觀，是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重要原因。

他說：“如果你是一個年輕男性，看到眼前這種局面，你不會覺得未來自己需要為一個家庭負責。他們也并不真正知道，在這個自己不再是主要養(yǎng)家者的新世界里，自己的角色是什么。這會推動他們減少工作，甚至可能與父母同住。婚姻確實是這里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