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文明對話中拓展古典學視野

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不僅呈現了古典智慧回應現代問題的多重路徑，也折射出古典學研究正在發生重要轉變。有關學者普遍認為，古典學研究不應停留于單一文明內部的傳統研究，也不應把不同文明簡單納入西方既有框架，而應在扎實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新材料、新方法和跨文明比較等，使來自不同古典文明的問題意識、方法路徑和思想資源照亮彼此。

從新材料新方法出發重讀經典

古典學之所以能夠回應當代問題，并不只是因為經典本身有價值，更因為不斷有新的材料、方法和理念可以激活經典，使古典學保持面向當代的解釋力。出土文獻、跨學科研究方法、接受研究等正在改變人們理解經典的方式。

多位學者不約而同地談到了早期古典文獻的重要性。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雷米·馬修（Rémi Mathieu）認為，要真正理解古典遺產，必須不斷吸收最新研究成果。考古學的發展為古典文獻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近年來，他尤為關注出土文獻研究，認為將新的出土文獻和考古研究揭示的相關歷史動態結合在一起，能夠為理解中國思想史、文學史和哲學史開辟新的研究路徑。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古典學榮休教授瑪加利特·芬克爾伯格（Margalit Finkelberg）同樣認為基礎性古典文本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通過比較文本形成時的社會文化語境、從口頭傳播到書面定本的過程以及后世傳承史，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文明如何構建自身的文化記憶，并形成民族認同與政治認同。

對此，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兼歷史系陳振傳漢學研究教授顧史考（Scott Cook）也表示認同。他認為，新出土簡牘文獻是研究早期中國最具價值的材料之一。這些文獻不僅提供了新的信息，有助于學者理解早期中國思想議題的演變過程，也讓學者得以深入考察古典文獻的形成機制。以湖北荊州王家嘴出土的楚簡《孔子曰》為例，此類文獻表明，《論語》中的哲理性格言在戰國時期已經廣泛流傳，并在流傳過程中持續演變，直到漢代才逐漸沉淀為穩定的文集。

在顧史考看來，更值得關注的是讓這些文獻彼此展開對話。無論是關于人性本原，還是關于理想的社會政治秩序，若能以對話的視角重新審視那些困擾人類數千年的問題，便可能獲得新的啟發。這些問題在歷史上反復出現，文獻對其每一次出現的具體表述都值得細細琢磨，其中或許蘊含著新的思想啟發。

芬克爾伯格介紹稱，近幾十年來，接受研究逐漸成為古典學的重要方法之一。相關理論揭示了所謂“自足的文本”并不存在，古典文本尤其如此。每一個時代都有自身理解古典的視角，也會依據各自的價值標準闡釋古典文獻。她認為，《荷馬史詩》《柏拉圖對話錄》等經典文本都值得反復研讀。同時，研究古希臘羅馬文明的學者不能忽視其他文明與文化傳統。

發現共同關切 深化相互理解

新材料和新方法不斷拓展經典闡釋的空間，跨文明比較則進一步打開了古典學的外部視野。古典學并不是把不同文明簡單并置，而是在共同問題中發現差異，在相互參照中深化理解。

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馬一浮書院副院長林志猛認為，全球化并未帶來價值趨同，反而凸顯了文明認同與價值沖突，這使古典學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他告訴本報記者，當前，中外古典學界共同關注的議題包括：古典德性如何與現代價值相協調，如何從古典資源中汲取良好的政治與法律規制經驗等。

據林志猛介紹，當前古典學研究有兩個主要熱點：一個是考察西方古典文明的東方源流，如古希臘文明與古埃及、古代西亞文明的關系，反思“西方中心論”；另一個是探索中西文明互鑒的方法論，從問題導向出發，讓不同文明傳統中的經典思想在同一問題場域中相互參照。

“中外古典學正從‘各說各話’轉向‘問題驅動與深度互鑒’。未來的突破不在于提供單一文明的標準答案，而在于用不同文明的傳統智慧共同紓解當代人的精神困境。”林志猛說。

意大利羅馬大學古典語文學教授薩爾瓦托雷·蒙達（Salvatore Monda）注意到，當前古典學界的一個重要議題，是如何在全球思想史視野中重新理解古希臘羅馬傳統。圍繞這一問題，學術界在方法上更加關注文本的接受、翻譯和比較詮釋學以及文本流傳的物質條件。更值得注意的是觀念層面的變化：當古典學放下“自足的西方”這一幻象，開始探索古代地中海文明如何與其他古老思想傳統平等對話時，古典學并不會因此失去精確性，反而會獲得更深刻的理解。

希臘帕特雷大學古希臘語文學與古代戲劇學副教授阿吉斯·馬里尼斯（Agis Marinis）觀察到，中國和希臘學者對倫理、教育、政治思想及文化記憶的比較研究興趣日益濃厚。關于美德、自我修養、領導力、公民責任以及個體與共同體間關系的探討，在兩種文化傳統中都引起了強烈共鳴。古典學學者不再將不同文明視為彼此孤立的傳統，而是越來越多地關注思想交流和人類共同關切，并圍繞倫理價值的普遍性、傳統在現代性中的作用以及比較研究的邊界等問題展開富有成效的討論。

以馬里尼斯研究的希臘文學為例，古典學研究越來越關注情感、記憶與倫理想象。有關學者開始更多考察悲劇和抒情詩如何在危機時期探討責任、領導力、集體認同等問題。例如，《阿伽門農》揭示了權力一旦脫離道德約束，便可能引發連鎖后果；暴力循環不僅會動搖政治權威，而且會侵蝕社會秩序。此類文本之所以至今仍有價值，正是因為它們不斷促使人們反思領導力、正義與集體責任，而這些問題仍深刻影響著當代公共生活。馬里尼斯認為，類似的關切同樣存在于中國古典文本中，道德修養與社會和諧始終是其中的重要主題。

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文學院古典學系教授若澤·佩德羅·塞拉（José Pedro Serra）則從具體研究案例出發，說明了比較研究能夠打開新的思想空間。他提到，一位在里斯本大學文學院就讀的中國博士生正在比較荷馬《奧德賽》與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西游記》中的地獄想象。這一案例說明，古典學的跨文明比較不只是有宏大敘事，也可以從具體文本、具體問題出發，進入不同文明關于生死、智慧、善惡、自由與命運等問題的深層思考。在他看來，不同文明的核心關切極為相似，比較研究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以古典智慧應對現代危機

面對價值觀失落、傳統斷裂、沖突升級和技術挑戰，多位學者強調，古典學的重要意義在于幫助現代人重新獲得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重慶大學古典文明與政治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張文濤表示，中外古典學學者共同關心的一個重要議題，是在物質和科技日益發達、經濟財富不斷增長的同時，如何將人的理想、道德水準和精神品質維持在較高水平。這既是中西現代社會面臨的共同難題，也是古典學學者需要研究的重要課題。

在馬里尼斯看來，當今人類與世界正面臨人文精神式微、傳統斷裂、文化沖突、政治失序等多重危機。研究古希臘羅馬文明或中華文明，對于理解人類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以及危機如何產生并持續蔓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馬里尼斯認為，古典研究不僅提供歷史知識，而且提供了一種跨越文化與世代、探討人類根本問題的語言。古代文本中記載的許多問題，至今仍與我們息息相關。例如，政治沖突、社會不平等、戰爭、技術變革及個人抱負與集體責任間的張力等。他補充說，無論面臨何種道路選擇，都不能缺少廣泛而深刻的批判意識，以批判眼光重新審視傳統，是古典學研究不能放棄的任務。

古典學研究創造了一個共同的空間，讓不同背景的人能夠在此圍繞共同關切展開討論。馬里尼斯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古典學研究及其成果是應對全球與區域危機的寶貴思想資源。

“通過研習古典傳統，我們學會了接納與自身不同的視角，培養了思想上的謙遜，因此促進對話而非對立。古典文獻還提醒我們，沒有任何一種文明擁有全部答案。智慧源于對話、解讀與自我反思。”馬里尼斯說。古典學研究讓人們進入遙遠的世界，從中培養理解異己經驗的能力，在兩極分化的社會中，這種能力正變得愈發重要。

中國古典學“走出去”促進全球人文對話

中國在推動全球古典文明研究與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有關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古典學“走出去”，不僅是中國學術自身發展的需要，而且有助于拓展全球古典學研究格局。

林志猛認為，中國古典學擁有獨特的思想價值與文明魅力。以孔子、老子、莊子、孟子為代表的先秦思想家，對禮法、德性、戰爭與和平、秩序與倫理等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作出了深刻闡發。這些思想傳統不僅塑造了中華文明的精神底色，而且能夠為人類共同價值相關思考提供思想資源和理論深度。在西方古典學長期主導問題框架與話語體系的背景下，中國古典學“走出去”，意味著讓世界看到，關于“何為美好生活”“何為良好世界秩序”等永恒問題，中國古典傳統同樣擁有源遠流長、邏輯自洽且富有實踐智慧的答案。

“我們期待中國古典學越來越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嚴肅對待，與西方古典思想進行平行對話。”林志猛說。在他看來，中國古典學不是要取代或對抗西方古典傳統，而是要推動孔子與柏拉圖、孟子與亞里士多德等展開深入對話，讓“仁”與“正義”、“中庸”與“節制”、“無為”與“自然”等概念相互參照，共同豐富人類對德性、秩序與教化的理解。

林志猛進一步表示，中國古典學學者肩負三重使命：一是傳承與激活。在技術加速發展、價值碎片化的時代，讓古典文本中的智慧獲得人們的理解和應用，而不是束之高閣。二是對話與互鑒。中國學者應以開放、謙遜但不失自信的姿態參與國際學術討論，既學習其他文明的長處，也清晰有力地呈現中國傳統思想的獨特價值和深度。三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中國古典學研究不應用西方概念框架切割中國思想，而是要從中國古典學自身的概念脈絡與問題意識出發，形成能夠與世界平等對話的學術范式。

顧史考注意到，近年來，中國積極推動古典文明領域的全球學術交流。他認為，這令人欣喜。人類歷史上，不少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曾輕視甚至否定傳統，這種做法缺少歷史意識。現代化不應與傳統割裂，而應在傳統所積累的集體智慧與歷史經驗的審慎引導下展開。在他看來，今天的西方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最需要這種引導。令人遺憾的是，一些人正越來越忽視自身文明的來路。從這個角度看，他希望中國能激發全世界范圍內對古典文明、傳統文化以及寶貴遺產展開新研究的興趣。

蒙達也期待看到中國持續推動古典文明交流，促成真正具有全球意義的人文對話。屆時，古典學將不再局限于單一文化視野，而是會成為開放共享的空間。不同文化傳統在這里彼此照亮，人們也會在重新認識古代文明的過程中，重新認識自身。

哥倫比亞國立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利利亞娜·卡羅琳娜·桑切斯·卡斯特羅（Liliana Carolina Sánchez Castro）表示，中國正在為全球古典學學者架起橋梁，讓他們的聯系更為緊密，推動古典文明研究不斷邁上新臺階。芬克爾伯格也一直關注中國在古典文明研究領域開展的活動，在她看來，世界古典學大會這樣的交流平臺，有助于形成一個真正具有全球視野的文化經典體系，使世界各地區的文學、哲學與藝術杰作都能進入共同討論。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谷繼明以“文明花園”作喻表示，文明花園中有玫瑰、有牡丹，也有郁金香和白蓮。不同文明平等相待，爭奇斗艷，共同匯成人類文明的“群芳譜”。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既屬于中國人民，也屬于世界人民。作為中國古典研究者，不僅要欣賞其他文明之花，也應把自己的花朵介紹給他人。文明交流是相互的，只有愿意彼此分享，才能看到“姹紫嫣紅、春色滿園”。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練志閑 劉雨微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 姚曉丹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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