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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光明日報)
作為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上的大家,陶淵明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相關研究成果非常多。然其享年問題頗有爭議,迄無定論。
《宋書·陶潛傳》記載陶淵明元嘉四年(427年)卒,享年六十三歲。自宋人張縯懷疑陶淵明享年七十六歲以來,又陸續涌現享年五十六、五十二、五十九、五十四歲諸說。整體而言,關于陶淵明的享年大致分成兩派,或認為在六十歲以上,或主張不足六十歲。顏延之《陶征士誄》(下文簡稱“顏《誄》”)“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兇若吉”的敘述,是雙方立論的重要文獻依據。
顏《誄》“年在中身,疢維痁疾”二句,梁啟超《陶淵明年譜》認為化用《尚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語,“謂五十也。若六十以外,不得言中身”。此后,凡主張陶淵明享年不足六十歲的學者,均將“年在中身”作為推翻傳統六十三歲說的有力證據。事實果真如此嗎?這就需要考察一下六朝人的“中身”概念。
《文選·夏侯常侍誄》“曾未知命,中年隕卒”,李善注:“中年,猶中身也。《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魏晉南北朝時,“中身”“中年”的涵括范圍相當寬泛,既可指稱三十余歲,亦可表示五十多歲,并無特別嚴格、清晰的年齡界限。比如,《晉王浚妻華芳墓志銘》“自嬪余庭廿有載,享年卅七……之子之來,庶幾克昌,上天降厲,中年夭喪”,此處“中年”指三十七歲。李興《晉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碑》“會遘篤疾,春秋五十有八……為而不有,志凌太清。如何不吊,中年殞□”,此處“中年”指五十八歲。顏延之使用“中年”亦多是泛言,如《宋書·張敷傳》:“未期而卒,時年四十一。瑯琊顏延之書吊(張)茂度曰:‘賢弟子少履貞規……豈謂中年,奄為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恒痛。’”此處“中年”指四十一歲。
若想準確理解“年在中身”的語義內涵,應將其置于“誄”文體背景下審視,不可脫離具體的立言環境。《文心雕龍·誄碑》曰:“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凄焉如可傷。”作為應用文體的“誄”有特定的書寫規范,一方面選言錄行、彰頌德行,另一方面哀其終世、覽之凄愴。此種文體功能屬性決定了撰者往往以理想化視角觀照逝者的一生。就享年而言,“百齡”是個體生命長度的理想狀態,漢魏六朝碑志中頗有六十余歲卒世被認為“不壽”,甚至七八十歲離世還說“降年不永”的情況,茲舉數例略加說明。
《漢祝長嚴碑》“顛霣徂落,壽不寬弘。經設三命,君獲其央。年六十九”,《晉故處士成君之碑》“厥年六十……愿其命齊南山,極子堂養。如何昊天,未老凋喪”,北魏《劉華仁墓志銘》“春秋六十有二……人何不壽,一旦乖堂”,北齊《石信墓志銘》“春秋鼎盛,志業方隆,天道如何,人亡奄及。春秋六十八”。在前揭四篇碑志的敘事語境里,享年六十屬于“未老得喪”,六十二歲屬于“人何不壽”,六十八歲屬于“春秋鼎盛”,六十九歲屬于“壽不寬弘”。
《大魏宮內司高唐縣君楊氏墓志》“不幸早折,薨于洛陽宮,年七十”,此處享年七十屬于“早折”。又北魏《韓玄墓志銘》“降年不永,春秋八十二”,此處享年八十二屬于“降年不永”。
由于戰亂頻發、社會動蕩,魏晉南北朝人均壽命并不長,能活到六十歲已然不易,七十歲以上絕對算長壽。但在這一時期的碑志里,享年六七十歲常被視作“不壽”“早折”,凡此均不能以現實世界的標準衡量。北魏《蘇屯墓志銘》“長途忽盡,百年中休”,又《和丑仁墓志銘》“百齡一謝,萬古同泯”,“百年中休”“百齡一謝”表明“百歲”才是個體生命長度的理想狀態。陶淵明享年六十三歲,置于“誄”文體語境下審視,確屬中途而亡,稱“年在中身”完全沒問題。陶淵明外祖父孟嘉五十一歲離世,其《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稱之曰“道悠運促,不終遠業”,也是基于同樣的觀念。總之,僅據顏《誄》“年在中身”的敘述,無法推導出陶淵明享年不足六十歲。
游國恩《陶潛年紀辨疑》認為顏《誄》“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兇若吉”分寫兩事,“年在中身,疢維痁疾”敘述陶淵明中年感染瘧疾,“視死如歸,臨兇若吉”方指死亡情形。袁行霈《陶淵明享年考辨》、錢志熙《陶淵明經緯》等贊成此說。朱自清《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卻說:“誄中四語銜接,亦可謂敘一時事。”當今學者多依違于上述兩種觀點,莫衷一是。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回到顏《誄》的敘事語境當中。顏延之對陶淵明晚年人生經歷的記載,主要見于下列文字,為便論述,茲將其分成五個部分:
[1]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2]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3]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4]糾纆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5]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兇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
引文[1]部分寫義熙元年(405年)陶淵明辭彭澤令,賦《歸去來兮辭》;[2]部分寫他隱居躬耕生活,以及身染疾病,固窮守節;[3]部分寫他不應朝廷征聘;[4]部分寫他對“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等傳統行為準則的質疑;[5]部分寫他坦然面對死亡的到來。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負疴頹檐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詩作于義熙十二年(416年),至遲此時陶淵明已身染疾病,對應引文[2]部分。《宋書·陶潛傳》“義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對應引文[3]部分。
驗之陶淵明的生平與作品,顏《誄》的敘述顯系以時間先后為序,條理井然。“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兇若吉”確實一氣直下,聚焦陶淵明臨終前的情景。“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既不服藥,也不禱告,安然離世,與《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藥石有時閑”、《與子儼等疏》“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的態度不同。義熙十二年前后的那次患病,陶淵明積極服藥治療,親友也時常饋贈藥物。
如果“年在中身,疢維痁疾”指中年染瘧疾,“視死如歸,臨兇若吉”以下方是講臨終場景,二者并非同一時間節點之事,顏《誄》的敘述便顯得過于跳躍。此外,“糾纆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等語,暗示陶淵明未獲得與其品德相應的福報,隨即引出享年不永,此乃行文之自然邏輯。陶淵明《祭從弟敬遠文》“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先質疑“曰仁者壽”的立身格言,暗示陶敬遠未獲得福報,早終而卒,緊接著“年甫過立,奄與世辭”交代其享年狀況,與顏《誄》的行文模式一致。前引《文選·夏侯常侍誄》“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遵循同樣的行文模式。可見,“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兇若吉”確實指陶淵明中年染疾離世,不能分解作兩件事。
陶淵明《榮木》小序曰“念將老也”,詩寫于四十歲左右;《雜詩》其四曰“我愿不知老”,詩寫于五十歲時;《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潠田舍獲》曰“姿年逝已老”,詩寫于五十二歲時。陶淵明對自身年齡有大致的劃分標準,邁入四十屬于“將老”,超過五十便是“已老”。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其二曰“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當年”義為壯年、盛年。《禮記·曲禮上》“三十曰壯”,孔穎達疏曰:“三十九以前通曰壯。”若陶淵明享年七十六歲,寫此詩時已然四十九,如何能稱“當年”?若享年五十二、五十四、五十六歲,寫此詩時分別為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尚不及壯,緣何會有“當年詎有幾”的感慨?若享年六十三歲,寫此詩時三十六歲,距離“將老”的四十歲僅剩四年,故而發出“當年詎有幾”的喟嘆。由此一例即可知,陶淵明享年六十三歲說最合情理。
(作者:賀偉,系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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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2026年07月13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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