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強占中企控股權，12年經營成果被收割

印度又對中國企業下手了，這一次是Vivo，后者為了維持經營，其最終妥協交出了51%的控股權，兩大核心工廠和供應鏈都轉移至印度企業名下，換來的卻是微薄的品牌授權。

那么Vivo為何會落入如此困境？印度設置的重重陷阱是否還有其他中國企業可以避開？

八年前，Vivo在印度市場風光無限，憑借性價比高的手機設備和深度本地化推廣策略，Vivo很快站穩腳跟，成為印度市場的“寵兒”。

就在2025年，Vivo的年出貨量達到3210萬部，市占率高達21%，甚至一度成功登頂印度智能手機銷量第一的位置。

作為Vivo海外最大的生產基地，印度的戰略地位無人能敵，Vivo也為此投入了超過65億人民幣的巨額資金，建成了兩座大型工廠以及覆蓋全國的零售渠道。

但后來發生的事情，卻讓這一切努力都化為泡影。

2022年，印度政府的一次大規模稅務審查，拉開了針對Vivo的打壓序幕，印度稅務機構突擊檢查了Vivo的倉庫和辦公室，凍結了119個銀行賬戶，累計金額高達3.9億人民幣。

Vivo的臨時首席執行官和財務負責人也被拘捕，官方給出的理由是Vivo涉嫌“洗錢”和“非法資金轉移”，這些指控雖未得到詳細證據支持，但嚴重影響了企業的正常運營。

Vivo的遭遇并非個例，2022年時，小米也同樣經歷了類似的遭遇，印度政府指控其非法境外匯款，并凍結了其555億盧比（約合48億人民幣）的資金。

盡管這筆資金后來部分解凍，但小米在市場中的影響力明顯下降，自2022年起其市場份額逐年下滑。

此外，OPPO也未能幸免，被指控逃稅439億盧比（約合38億人民幣），理由同樣是稅務申報錯誤。

對蘋果、諾基亞等外資企業的處罰，更充分展現了印度政府的“操作手法”，蘋果除了面臨修改競爭法后巨額罰款基數翻倍的風險，還曾因勞動合同糾紛被起訴，累計金額甚至超過其當地市場年度營收。

而諾基亞自2006年在印度市場立足以來，更因稅務糾紛累計遭受超過2115.3億盧比的罰金，重稅與罰款將外資公司推入了高壓運營環境。

那么，印度為何會對外資企業采取如此苛刻的手段？

印度以“制造強國”的口號吸引了全球投資者，許多企業分批次進入印度設廠，希望躋身于這個14億人口的大市場。

企業在順利運營一段時間后便發現，印度的營商環境并非如表面所示簡單透明，打破諸多企業信任的關鍵節點出現在2020年，這一年，印度推出PN3號投資限制政策。

這份政策明確規定，來自與印度接壤國家（實則主要針對中國）的投資，不論金額大小，均需印度政府逐案審批。

政策設立后的一段時間內，批準效率極其低下，截至2026年中，526份申請中僅有124份通過審批，且多數附加了苛刻的條件。

這一政策的真正殺傷力在于它對合資合作提出了硬性要求：任何外資企業必須與印度本土企業成立合資公司，且本土企業必須持有股權不低于51%，掌握控制權。

2026年，Vivo被迫與印度代工巨頭Dixon Electronics簽訂合資協議，在股權結構中，Dixon手握過半股份，Vivo僅占49%。

不止如此，Vivo兩座規模巨大的工廠以及本土相關制造業務都被整合至合資公司名下，通過這種方式，Dixon以極低的成本獲得了一個成熟且完整的產業鏈，而Vivo卻喪失了對工廠的產能掌控權，大部分利潤流向合資方。

此外，這家合資公司2028財年的預計收入將達到3000億盧比，其中三分之二的利潤歸印方所有，Vivo的收益被大幅度壓縮。

從代工到銷售渠道，印度政府還施加了全面本土化的硬性要求，甚至規定關鍵崗位的管理人員必須由印度籍人士擔任。

對Vivo而言，這相當于將長期積累下來的柔性制造、供應鏈管理等核心技術拱手讓出，到最后，Vivo僅剩下其品牌與技術專利授權的功能性價值。

這種模式，就像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殺豬盤”。

那么問題來了，Vivo為什么寧愿忍痛犧牲控股權，也不選擇退出市場？

一旦徹底退出印度市場，Vivo將面臨兩個前所未有的難題，首先是沉沒成本，為了深耕印度市場，Vivo自2014年進入以來累計投入超過65億人民幣，這些資金主要用于在印度本地建立生產基地、供應鏈，下游的零售渠道也已全面鋪設。

如果一走了之，這些投入將全部化為泡影，之前的努力也等同于推翻重來。

其次是印度市場對Vivo的戰略意義不容忽視，截至2026年，印度市場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增量市場，印度手機活躍量目前僅7.5億部，相比14億的人口總量而言，仍有至少高達4億部的新增需求。

更為重要的是，Vivo印度生產業務所貢獻的出貨量，占其全球總出貨量的28%，在全球智能手機進入存量競爭階段的背景下，放棄印度市場將直接影響Vivo的全球市場表現，甚至可能拖垮資金鏈條。

這一點也體現在Vivo當下面臨的國內市場競爭格局上，近年來，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已基本飽和，銷量增長停滯甚至微降，行業逐漸進入存量市場，Vivo的國內市場排名也不如從前。

失去印度市場，無異于雪上加霜，對于Vivo而言，這并不是單純的盈虧權衡，而是生存壓力所迫。

但問題在于，即便Vivo選擇妥協，交出了控股權，是否就能確保企業在印度市場長期存在？

Vivo的境遇不僅揭示了印度政府對外資企業的一系列套路，也進一步表明，中國企業出海，不能只依賴單一市場和低價策略，更重要的是，避免在某一國家過度集中資源，以免因政策變化而陷入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