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坊｜《黃河：從大禹治水到人類世》：人地共生的黃河史詩

文｜惟寅

談及黃河，人們心中總有一種復雜的印象。它是孕育華夏文明的母親河，承載著大禹治水、九州初定的古老傳說，滋養出綿延不絕的中華文明根基；它也是糾纏數千年的憂患之河，歷朝歷代疲于修堤防汛，沿岸百姓屢遭洪水流離，治河難題貫穿整部古代史。美國漢學家馬瑞詩的《黃河：從大禹治水到人類世》，以“河流傳記”為主線，將黃土高原生態變遷、邊疆政權百年紛爭、歷代治河博弈、沿河百姓悲歡融為一體，梳理出一部跨越數千年的人河互動史詩。

《黃河：從大禹治水到人類世》

［美］馬瑞詩　著

楊勇　王明惠　譯

后浪汗青堂｜研究出版社

1

讀懂大河

黃河難治，表面是河道治理的工程難題，本質是由它獨特的水文、地質與氣候屬性決定的。讀懂黃河三段河道的不同性格，摸清它的自然運行規律，才能真正看懂延續數千年的人水博弈。

黃河上中下游地貌、水文差異巨大，造就了截然不同的河道特質。上游發源于青海巴顏喀拉山脈，冰川融水匯成連片湖泊，高原草甸茂密穩固，水土不易流失，水流清澈平緩。這段河道的輸沙量僅占黃河總泥沙的8％，是整條河最安穩澄澈的河段。

馬瑞詩直言，真正讓黃河變濁、頻發水患的，是中游廣袤的黃土高原。千萬年來，西北風沙堆積出疏松多孔的黃土層，土質松散、極易被沖刷。渭河、汾河、洛河等數十條支流穿梭其間，山林植被完好時，坡面水土穩固，河道含沙量穩定。一旦植被遭破壞，暴雨便會裹挾大量黃土沖入干流，黃河九成泥沙皆源自這里，成為淤積的根源。

流出豫西山地后，黃河進入華北沖積平原，地勢驟緩，水流速度大幅下降，挾沙能力銳減。在無人工堤防束縛的原始狀態下，這片平原河湖密布、灘涂廣闊，河道分支眾多。汛期洪水自由漫流，泥沙均勻鋪散在原野上，既不會單一抬高主河河床，又能為農田補充沃土。天然湖泊與分流河道分擔洪峰、緩沖水勢，幾乎不會出現席卷州縣的毀滅性洪災。

不過，黃河流域降水極不均衡，大旱與暴雨常常交替出現。鄂爾多斯地塊持續抬升，塑造出黃河標志性的“幾”字彎道，加之全域處于地震活躍帶，地殼運動不斷改變河谷形態，讓黃河水文規律始終處于變動之中，治理難度遠高于國內其他江河。

《黃河》全書反復提及的概念“勢”，是理解古人治水智慧的關鍵。先秦諸子觀水悟理，《孟子》“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一句，看似談論心性，實則點透自然規律：水流向下、順勢而行是天然本性，強行圍堵、逆勢抗衡，只會積蓄水患力量，終致潰決成災。唯有因勢利導、順勢疏導，才能實現人水相安。

鯀、大禹父子兩代治水的成敗，是經典的人水啟示。鯀治水一味堵截、堆堤攔水，積水越積越盛，最終堤毀水濫、災情加劇。大禹實地摸清水系脈絡，疏浚河道、開鑿溝渠、分流泄洪，進而劃定九州、規整貢賦，將治水升華為安邦定國的根本大計。

后世治河先賢接續探索，形成了更多治水認知。西漢張戎，是史料中首位完整揭示“上游墾荒、下游淤積”因果關系的實踐者。北宋歐陽修駐守開封，直言黃河禍患的根源是無盡泥沙淤積，加固堤防只是權宜之計。清代胡定深入黃土高原調研，提出源頭攔沙、固本治河的治本之策。近代水利大家李儀祉，首次提出黃河全流域協同治理的科學思路。

縱觀中國古代史，黃河治理始終在“分流疏沙”與“束堤沖沙”兩套方案間搖擺。歷代大多局限于局部河段治理，缺乏全域統籌思維，無法跳出治標不治本的困境，治河難題反復上演。

2

溫柔共生

馬瑞詩以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為分界點，將黃河史劃分為兩大階段。其中，從新石器時代到安史之亂，是人與黃河相處最平和、最平衡的黃金時期。

新石器與青銅時代，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活動范圍集中在渭河、伊洛、汾河等平緩河谷，極少深入黃土高原陡坡腹地，對流域生態的干擾較少。七千年前，河谷地帶出現早期農耕聚落，先民僅在山腳小幅墾殖，活動邊界嚴守河畔高地，廣袤高原草木繁茂、生態完好。距今四千二百年，全球氣候轉冷變干，涇河流域多次爆發古洪水，這正是大禹治水傳說對應的真實歷史背景。當時先民無力全域治水，華北平原河湖廣布、河道分流眾多，沒有連片的人工堤防束縛，洪水可以自由漫灘沉沙，水勢雖大卻很難形成覆滅性災害。

商周時期，黃土高原森林廣袤、植被茂密，《詩經》中“涇以渭濁”的記載，只是支流的局部水文差異，黃河干流整體含沙量極低。當時農牧分界清晰，少有大規模坡地開墾，下游輸沙量長期維持天然低位，河道安穩通暢。春秋戰國冶鐵技術普及后，各諸侯國為墾田拓土、興修水利，零星修建灌溉渠與小段堤防，工程分散、規模有限。

秦漢大一統之后，黃河迎來一次生態擾動，水土侵蝕小幅上升，全域水患開始集中出現。秦朝北擊匈奴、修筑長城，大規模向鄂爾多斯草原移民屯墾，首次大規模破壞高原原生植被。關中開鑿鄭國渠，萬頃農田得以灌溉的同時，坡面水土流失問題隨之加劇。

西漢延續邊疆拓荒、移民實邊政策，大量民眾遷入陜北、鄂爾多斯開墾坡地。加之都城營建、全國冶鐵產業消耗巨量木材，黃土高原林木被大規模砍伐，水土流失驟然加劇，下游泥沙激增、水患逐年變多。公元前132年，瓠子堤發生特大決口，洪水傾瀉東南、淹沒巨野澤，沿淮泗流域泛濫二十余年，良田荒蕪，百姓流離，成為西漢最嚴重的黃河災害之一。

彼時朝堂并不缺乏遠見之士。賈讓《治河三策》系統提出遷民避洪、拓寬堤距、開挖分洪渠道的治本思路，大司馬張戎梳理出“上游墾殖—河床抬升—汛期潰決”的邏輯鏈。但朝廷不愿放棄下游平原沃土帶來的糧食收益，不肯犧牲短期農業利益換取長期安瀾，這些治本良策最終被擱置。

西漢末年至王莽時期，黃河連年大規模決口，河道南北分流，華北平原大片區域淪為澤國，北方人口大規模南遷，全國人口格局被徹底改寫。東漢建立后，朝廷調整邊疆政策，停止鄂爾多斯大規模屯墾，游牧族群重返草原，坡地農田逐步退耕，植被慢慢恢復，水土侵蝕速度明顯回落。王景主持全域水系治理，摒棄一味加高堤壩的粗放方式，依托天然湖泊、原有分流河道修建水門與分洪體系，順勢分流減沙、穩固河道，治理成效顯著。

從東漢初年到安史之亂，黃河迎來長達八百年的安流期，大規模潰決、河道改道的記載幾乎絕跡。魏晉南北朝長期戰亂、政權割據，中原王朝無力管控西北邊疆，黃土高原墾殖活動收縮，山林草木復生，生態持續修復，下游洪水災害與大型治河工程寥寥無幾。

至盛唐開元、天寶年間，王朝農耕集中在關中平原，農牧分界線偏北，鄂爾多斯管控寬松，高原植被未遭毀滅性破壞。下游水利工程多服務漕運，沒有修建連綿千里的巨型防洪大堤，大河長期安穩平和，當時民間也極少用帶有兇險意味的“黃河”來稱呼這條母親河。

3

人河博弈

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不僅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更是黃河生態與治理史的分水嶺。《黃河》將此后千年歷史，劃分為唐宋動蕩建設期、明清高堤困局期兩大階段，復盤了人河博弈的歷程。

安史之亂后，北方邊疆陷入長期割據拉鋸，吐蕃、黨項與北宋常年對峙。各方為固守疆土，在黃土丘陵修建數百座軍寨堡壘，駐軍、家屬與遷徙民眾大量砍伐山林、開墾坡地，用于建房、取暖與農耕。連片草原快速退化，溝壑地貌不斷擴張。自公元924年起，史籍幾乎年年記錄黃河決口、洪水泛濫，黃河正式進入災害高發周期。

北宋定都開封，無天然山川屏障，常年受黃河水患威脅。宋夏百年對峙期間，橫山、六盤山林木被砍伐殆盡，暴雨裹挾巨量黃土入河，河床逐年抬高。百余年間，開封周邊有記載的大小河患近三百次，百姓常年飽受水澇之苦。公元1048年，澶州發生特大黃河改道，主流北沖河北平原，淤塞河湖、摧毀城邑、淹沒良田，數十萬百姓流離失所。公元1128年，南宋守將杜充為阻擋金軍南下，人為掘開黃河大堤，河水奪淮入海。此后數百年，黃河在黃淮之間反復擺動、肆意漫流，魚米之鄉淪為黃泛區，南北經濟格局逆轉，經濟重心南遷。

金元兩代，南北長期分裂對峙，沒有政權能夠統籌整條黃河的全域治理，下游堤防常年失修、河道淤塞嚴重。金代放棄北宋密集筑堤的思路，推行“分水殺勢”，放任黃河多股分流、縮減堤防規模，只能暫時緩解水勢。元朝統一后，僅局部修繕漕運河道、探尋黃河源頭，治理僅局限于運河沿線局部疏通。

京杭大運河成為維系王朝南北經濟的生命線后，黃河安危直接關乎漕運暢通與王朝穩定。為此，元明清朝廷確立“束水攻沙”的治理思路，逐年加高、加寬兩岸大堤，以人工強力約束河水。與此同時，明代在黃土高原全面推行衛所屯墾，玉米、土豆等耐旱作物廣泛種植，民眾開墾范圍延伸至陡峭山壁，高原原生森林幾乎消失，每年巨量泥沙不斷沖入下游，地上懸河越抬越高。清代人口大幅增長，西北山地無節制開荒達到頂峰，黃土高原水土侵蝕速率創下整個封建時代的最高值。

更致命的是，明清行政區劃割裂了黃河全域治理體系，形成分段管控、各自為戰的治理僵局。上游西北各省以戍邊守土、墾荒增稅為首要任務，下游河南、山東、直隸等地，只聚焦本地城池防護與漕運安全。

數百年高堤鎖河、逆勢治水，徹底破壞了黃河天然的泄洪、沉沙體系。原本承擔滯洪、分沙功能的天然灘涂、河湖失效，泥沙無法在漫灘過程中自然沉降，只能堆積在主河道內，地上懸河風險逐年疊加。1855年，黃河銅瓦廂發生毀滅性大決口，黃河發生近代以來最重大的一次改道，宣告前工業時代“只堵不疏、下游獨治”的治水模式徹底失效。

回望大禹順勢疏導、分泄洪流的古老生態智慧，對照明清束堤堵河、治標不治本的困局，《黃河》提示我們，治河從來不是征服自然的對抗，而是順應自然的共生。這部河流史詩，不僅為當代黃河全流域協同治理、生態修復、標本兼治提供了深刻的歷史鏡鑒，也道出一條亙古不變的發展真理：敬畏山河、順應規律、和諧共生，才是人與自然永續發展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