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警二代”承認全部指控！受害者母親嚎啕大哭：必須判死刑

本以為這些劇情只是在電影里，沒想到當真實發(fā)生過之后，才終于明白那句“藝術來源于生活”！

2026年7月13日，韓國光州地方法院，23歲的“警二代”張允基當庭承認了全部指控，強奸并殺害16歲女高中生李彩元，法庭外，受害者母親嚎啕大哭，聲嘶力竭地呼喊：“必須判他死刑！”

每當說起這件案件的時候，殘忍程度無不讓人驚嘆，5月5日凌晨，李彩元在回家途中被張允基尾隨，試圖反抗時遭其持兇器刺死。

更令人憤怒的是，張允基的父親，一名現(xiàn)職警察干部在案發(fā)后利用職權進入兒子住所，銷毀了證明性犯罪的關鍵物證，辦案組長甚至涉嫌刪除現(xiàn)場取證視頻。

當“警二代”的暴行遇上警察體系的系統(tǒng)性包庇，這起案件早已超越一樁兇殺案本身，成為對韓國司法與警界公信力的全民拷問。

在庭審過程中，審判長向23歲的張潤基確認是否承認“以強奸為目的殺人”時，他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這是自5月5日被捕以來，他首次承認犯罪動機涉及性侵。

案件之初，警方向檢方移交的罪名僅為殺人、殺人預備和殺人未遂，并未涉及性侵動機，但檢方在補充調查后，將罪名升級為“以強奸為目的的殺人”，在韓國法律中，這一罪名最高可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在此前的6月22日首次庭審中，張潤基雖承認殺人，但對強奸殺人罪名表示“將在下次庭審闡明立場”。

當時他拋出的說法是，自己本計劃自殺，想“帶一個人一起走”，這一辯解試圖將罪行定性為隨機、非預謀的沖動行為。

然而檢方掌握的核心證據(jù)徹底擊碎了他的謊言，張潤基車輛行車記錄儀中錄下的音頻里，他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我的人生完蛋了，我就去綁架一個女高中生。”

他的公寓中還搜出了一個實體人偶，面對鐵證，張潤基的國選辯護人在7月13日庭審中表示“承認全部指控”。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這并非他的首次犯罪，調查顯示，在殺害李彩元的兩天前，張潤基曾闖入一名26歲外籍女同事的住所，對其性侵并囚禁約13小時，他還涉嫌在擔任社會服務要員期間非法偷拍女性。

如果張潤基的罪行令人憤怒，那他身后那個“警二代”的身份，則讓這起案件上升為一場制度性丑聞。

張潤基的父親是一名現(xiàn)職警察干部，警銜為警監(jiān)，案發(fā)后，這名父親被曝連續(xù)使用年假、病假和公假，進入兒子住所銷毀核心證據(jù)。

被銷毀或藏匿的證據(jù)包括一個損壞的實體人偶、手機、以及一根用于綁架受害者的50厘米工業(yè)扎帶，這些正是證明強奸殺人罪行的關鍵物證。

更嚴重的是，光州光山警察署最初辦案組被指存在系統(tǒng)性包庇，經(jīng)查實，案發(fā)后張潤基被捕拘留期間，光山警察署搜查組警員違規(guī)安排父親與兒子直接通話。

通話中，父親詢問兒子是否已將作案后攜帶的手機扔進河里，搜查組組長甚至將張潤基的住址和電子門鎖密碼直接告訴了父親。

5月8日，父親利用警方提供的信息進入兒子的住處，將可能證明其性犯罪傾向的仿真娃娃拆解后分批丟棄在光州多地，父親在接受檢方調查時承認，他擔心兒子的罪行會被與性犯罪聯(lián)系在一起。

不僅如此，搜查組中的核心調查員還多次與父親通話，甚至提前泄露了警方即將申請拘捕令和搜查令等機密信息。

調查組還被曝曾將張潤基的住址和入戶門密碼告知其父親，據(jù)披露，警方曾數(shù)十次向父親告知搜查扣押、申請拘捕令等調查進展。

此外，在案發(fā)后僅一天，警方就將張潤基用于尾隨被害人的SUV作案車輛直接還給了其父親，并在報告中赫然寫著“無證據(jù)可扣押”，檢方后續(xù)通過重新搜查該車輛后備箱，提取到了涉及性犯罪的相關證據(jù)。

更惡劣的是，警方在搜查車輛時曾拍攝了一段長約10分鐘的現(xiàn)場取證視頻，其中清晰記錄了車內(nèi)藏有可用于綁架的扎帶。

這個關鍵物證在警方移交的卷宗中完全消失，搜查組長甚至指示下屬刪除了這段現(xiàn)場取證視頻。

7月6日上午，負責偵辦此案的光州光山警察署搜查組組長因涉嫌銷毀關鍵物證被緊急逮捕，同日，韓國國家搜查本部發(fā)布通告，宣布將光州原有的專案組正式擴編為“特別調查組”。

為了確保調查的獨立公正，此次調查已完全排除了光州警察廳的指揮系統(tǒng)。

7月11日，特別調查組突襲搜查了光州警察廳廳長辦公室、光州光山警察署署長辦公室等5個地點。

在一片爭議聲中，國家警察廳代理廳長柳在成縮短了對美國的訪問返回韓國，向受害者家屬和公眾道歉，并承諾追究肇事者的責任。

7月13日庭審當天，受害者李彩元的家屬在光州地方法院前舉行了記者會，家屬和市民團體舉著“警察的散漫調查徹底查明真相”、“判處法定最高刑”等標語。

李彩元的母親用顫抖的聲音說了一句話：“如果受害者是警察的女兒、加害者是平凡市民的兒子，你們還會像現(xiàn)在這樣調查嗎？”她問警察：“比起我女兒的委屈，守住組織更重要嗎？”她說加害者在擁有公權力的父親的庇護下，連像樣的調查都沒有得到。

這位母親還提到，女兒最后穿的衣服至今沒有歸還給她，在未經(jīng)父母同意的情況下被廢棄了，運動鞋如今也不知道在哪里。

她說：“一想到那個加害者這段時間內(nèi)心該有多嘲笑我們，血就往上涌。”她要求法院“對那個惡魔一樣的人，判處法律所能給予的最重刑罰，法定最高刑死刑”。

記者會發(fā)言結束后，這位母親在法院入口的一角蹲坐下來，把臉埋在身邊人的腿上，久久無法停止哭泣，一直站在她身邊的父親眼眶通紅。

根據(jù)韓國法律，一般殺人罪最低刑期為五年有期徒刑，而強奸殺人罪可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張潤基此前的辯解試圖將罪行定性為隨機沖動行為，一旦“以強奸為目的殺人”成立，量刑將截然不同。

這起案件引發(fā)的沖擊遠不止于此，2026年6月的一項民調顯示，62%的韓國民眾已經(jīng)明確表示不再信任地方執(zhí)法部門的自行調查結論。

另一項民調顯示，65.5%的民眾認為當警察調查出現(xiàn)問題時，應由檢察官直接進行補充調查。

韓國媒體指出，這起案件的發(fā)生，恰好處于韓國推動將檢察官剩余偵查權全部移交警察的政策進程之中，而案件暴露出的警察權力 unchecked 的危險性，讓這一政策推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爭議。

一個16歲女孩的生命在午夜街頭被終結，一個警察父親利用職務之便銷毀了兒子罪行的證據(jù)。

一個辦案組集體選擇了包庇而非正義，當法律的天平被權力和關系所傾斜，受害者母親在法院門前的哭聲，拷問的不僅是張潤基一個人，而是一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