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瑞士絕殺！哥倫比亞隊今年又輸了，原因竟和賽前1個習慣有關

當瑞士隊打進最后一球，球員們奔跑著相擁慶祝勝利時，我身旁突然傳來侄女難以控制的哭聲。那是她第一次以哥倫比亞國家隊球迷的身份經歷世界杯。這場失利讓她問出了一個殘酷的問題：“叔叔，我們為什么總是輸？”由于年紀還小，她記得的只有2024年美洲杯決賽的失利。這個簡短卻難以回答的問題，又把人帶回一個老問題：哥倫比亞是不是一支注定失敗的球隊？

我的疑問最初似乎在丹尼爾·穆尼奧斯賽后第一時間的表態中找到了一點線索。這位出色的邊后衛說：“首先，要把榮耀歸給上帝，一切榮耀都屬于他。我們能來到這里，都是因為他。我們已經傾盡全力。命運就是如此，一切早已寫好，事情本該這樣發生；這是他的旨意，我們只能接受。”

但這樣的回答無法用來回應侄女：“有一個命運，上帝希望我們輸，也許他是阿根廷人，或者法國人，我們必須接受，因為這是他的旨意?！庇谑?，還是選擇了那個永遠不會出錯、也最能維持希望的回答：“這是運氣問題，總有一天會輪到我們贏。”這其實也是一種出于信念的回答。用胡安·比約羅的話說，信仰的定義不在于奇跡本身，而在于對奇跡的等待。

但思考并沒有結束。穆尼奧斯的話，真的能讓人釋懷嗎？如果要承受失敗，只需說服自己一切都無可改變，那么似乎也沒有必要為失利太過悲傷，為勝利太過歡喜，因為一切早已注定。宿命論這種認為一切發生之事都必然如此、無論人做什么都無法改變的哲學觀念，不可能成為競技體育的核心。否則，努力的邏輯和不確定性帶來的激情都會被抽空。

因此，不得不承認，每當看到球員們圍成一圈祈禱時，很難明白這種儀式究竟有何作用。再看看其他球隊，雖然他們也會圍成同樣的圓圈，但說出的更多是心理層面的鼓勵，而不是神學式的宣講。問題也許正在這里：這支球隊對上帝的信心太多，對自己的信心太少；他們花很多時間和牧師一起經營信仰，卻很少借助優秀心理學家的幫助來建設心理狀態。如果上帝存在，體育恐怕也不該是他的優先事項。

也正因為如此，當看到拉斐爾·納達爾的紀錄片，聽他談高標準、自我要求、勝利和傷病時，完全看不到把一切托付給神意的表達。那里只有他自己，他的精神和身體，在每一次傷病帶來的痛苦中持續為高水平表現而戰。再聽克里斯蒂亞諾·羅納爾多告別世界杯時那些痛苦的發言，也沒有那種把一切歸于上帝意志的宿命式感謝。

至于梅西、姆巴佩、凱恩或埃爾林·哈蘭德在勝利后的發言，同樣聽不到他們感謝那位“不公正地偏愛了自己”、賜予他們非凡天賦的上帝。這里只提出一個假設，而且堅持這個假設：在這些球員的心理成長過程中，一定存在某個節點，心理建設開始壓過宗教影響，使他們擺脫那種宗教式宿命論，而這種宿命論很容易滑向自我安慰和因循接受。

也許，等到哥倫比亞開始意識到，一個公正的上帝不可能偏愛某一支球隊——向他祈求進球，等于要求他對另外11名同樣有球迷在祈禱的對手不公——并轉而走上一條更偏向心理建設、更具人性色彩的歐洲式道路，這支球隊才有可能真正邁出那一步。到那時，球員的天賦或許不再只是評論員爭論的話題，球隊也不再只是各項賽事里那個永遠負責“活躍氣氛”的角色。

當然，還有另一條路，那就是阿根廷人的路。他們知道，或者說他們相信，上帝是圓的，而且并不遵循傳統道德。他甚至會通過違反最基本規則的方式施展奇跡，比如馬拉多納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那個“手球進球”。在比約羅看來，那是一個完美的神學時刻：一次欺騙，卻被行為的實施者迭戈·馬拉多納歸因于神意，又被數百萬人接受為奇跡。

所以，如果既不接受尼采宣布的“上帝已死”——前一篇專欄中提到過——也不接受拉康那句“上帝沒有死，只是成了無意識”的回應，那么胡安·比約羅提出了第三條道路：上帝還活著，只是變了形狀；它是圓的，重量不到半公斤，在草地上滾動。他沒有說上帝是阿根廷人，但事實——至少在世界杯上——似乎在暗示這一點。足球迷并不是體育表演的消費者，而是信徒。

與國家隊的關系，不受成績邏輯支配，而受忠誠邏輯支配。正因如此，盡管一次次失望，到了下一屆賽事，還是會在那里，繼續舉行送行儀式，繼續把國歌當作戰歌高唱。正如比約羅所說：“大多數時候，一座足球場里坐著成千上萬對眼前所見極度失望的人，他們只能反復咀嚼自己的失落?！笨伤麄冞€是會回來。我們也一樣。對此毫不懷疑：我們還會帶著自己的基督教式宿命感回來，繼續等待奇跡。因為，信仰的定義不在于奇跡本身，而在于對奇跡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