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德賽一代：漂著，但別內(nèi)耗

畢業(yè)季的社交媒體上，“空窗期”三個字幾乎變成了一種病癥。

打開小紅書，滿屏的焦慮帖：“空窗期3個月，面試被問怎么解釋”“畢業(yè)后gap了一年，是不是簡歷廢了”。求職難、AI取代人類、考研二戰(zhàn)——這些關鍵詞像循環(huán)播放的背景音。整個社會似乎都在催促年輕人“趕緊上岸”，仿佛畢業(yè)后的每一步都必須精確地踩在某種看不見的節(jié)拍器上，稍有停頓就是掉隊。

連偶像劇里的女主角光環(huán)都沒能消解“空窗期焦慮”。《愛情有煙火》王楚然飾演的女主角錢菲遭遇失戀和失業(yè)雙重打擊，背負房貸，只能精打細算過日子。但她無暇悲傷，便迅速奔赴各大公司投遞簡歷，卻因苛刻的薪資與超長試用期頻頻碰壁。

當我們把話筒遞給兩位正在觀察這一代年輕人的嘉賓時，得到了兩個截然不同卻又彼此映照的回答。

杜素娟，華東政法大學的文學教授，在B站被年輕人稱為“網(wǎng)絡媽媽”。她的回答是：“整個人生都是奧德賽時期。”她認為，不確定并非災難片，而是人生的紀錄片。它不僅是常態(tài)，甚至是一種正向的狀態(tài)。

劉思遠，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年度女律師獎得主。她的職場路徑在世俗標準里堪稱完美——在第一家紅圈律所工作近6年，在第二家做了合伙人至今幾乎沒走過彎路。

沒有哪一條路更“正確”，而是鐘擺的節(jié)奏，已經(jīng)完全不同了。關鍵是，我們該用什么樣的心態(tài)和方式去校準自己內(nèi)心的時鐘。

01

被時代夾擊的“奧德賽一代”

杜素娟回憶起自己的畢業(yè)年代：“我們那時候方向感很強，大約知道自己會在什么工作崗位、到哪里讀書，對未來的把控感也比較強。”

但仔細分辨，這種“確定”的另一面是“刻板”。“一個人30歲該怎樣，35歲該怎樣，40歲該怎樣，社會都有一個固定的認同時間表。”她頓了頓，“而且中國人特別喜歡一個階段結束，就進入下一個非常明確的階段。”

確定性的另一面，是每個人走在相似性極強的軌道上，沒什么選擇空間，反而也就沒什么好焦慮的。但現(xiàn)在不同了。

“本科畢業(yè)了，考研沒考上，二戰(zhàn)；工作勉勉強強拿到了，但不是自己喜歡的，可也沒有更好的辦法。畢業(yè)了，卻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杜素娟描述著今天年輕人的狀態(tài)，“迷茫感非常明顯。”這種迷茫被社交媒體成倍放大。你看到別人拿了offer，你看到別人上岸了，你看到別人的人生進度條比你快了一格——然后你回頭看看自己，簡歷上的“空窗期”像一道疤痕。

問題在于，沒有上一代人能告訴年輕人：生活本來就不確定，而不確定也意味著可能性很多，意味著你沒有被套進一個固定的時間表和日程表。更糟的是，上一代人不自覺地在傳遞一種包裝過的敘事——“你看我們是穩(wěn)定的，我們是確定的。”這句話落到今天的年輕人耳朵里，就變成了：“我們這一代好不幸，我們是不確定的，不確定是不好的，不確定是很可怕的。”

“它會激發(fā)出一個逆反的內(nèi)心恐慌，”杜素娟說，“那就是特別渴求穩(wěn)定，比二三十年前刻板時代的人們更要求穩(wěn)定。”于是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奇異的景象：選擇空間空前巨大的一代人，卻前所未有地害怕做選擇。

今年上半年熱門的韓劇《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拍的就是這種“卡在中間”的狀態(tài)——不是失敗，但也不是成功；沒有逆襲，也沒有放棄。它提供了一種不被“上岸”敘事綁架的觀看方式。

對于這種“害怕選擇”的心態(tài)，劉思遠從職場的另一端觀察到了同樣的現(xiàn)象。近兩年她有一個強烈的感受：“我們開放一個招聘崗位，在不降低標準的情況下，要花更長時間才能招到符合需求的人。”她帶著疑惑，回學校跟老師們聊，得到一個數(shù)據(jù)：以前畢業(yè)生考公考編的大約占一半，現(xiàn)在可能占到了80%。“這使得流入到其他市場的年輕人的整體基數(shù)變了。”

但她也觀察到另一件事——“如果實力真的好，在市場上反而更搶手。”她招過一個從另一家頂級紅圈所轉過來的律師，在那家所連續(xù)兩年都是最高格漲薪晉升，“我們撿到寶了，但招了半年才撿到。”這個例子恰恰說明，真正的難題不是沒有機會，而是機會的結構變了。市場并沒有關門，只是門變窄了，而大多數(shù)人擠在同一個門口。

杜素娟把這種現(xiàn)象歸結為一個更深層的原因：整個社會在追逐“非常少有的那幾個目標”。她把這種結構稱為“金字塔悲劇”——“社會為所有人設定了一個金字塔尖的單一目標，但資源注定無法讓所有人都登頂，可它偏偏讓這個目標成為所有人唯一的追逐。”她說得直白：“這一代孩子的成長，比前面幾代人被更高的關注、更高的托舉、更多的資本投入——也因此，他們會有更多的苦難。”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反諷：得到的資源越多，活得越不自由。

02

“空窗期”的合法化：

停下來是一種權利

“人生的奧德賽”——看到這個詞的時候，杜素娟的第一反應是：“我們的人生當中，不確定其實是一個正向的狀態(tài)，但需要人有很多閱歷以后才知道。確定了，才是可怕的。”但年輕人沒有拿到這份“閱歷”。他們認為奧德賽是不該出現(xiàn)的特殊狀態(tài)。于是，畢業(yè)后的那幾年——試錯、摸索、碰壁、換方向——全部被標記為“不正常”。“空窗期”成了一個需要被解釋、被辯護、被粉飾的履歷污點。

劉思遠對這種“不敢停”的社會壓力有自己的觀察。她在自媒體上專門寫過一篇文章，標題是《問問畢業(yè)生，你想工作嗎》——她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在直播時遇到年輕人說：“好害怕，不敢工作。”

“我當年畢業(yè)的時候，想到要工作了好開心。”劉思遠有點哭笑不得，“終于可以自己掙錢了，可以自己租房子，通過漲工資改善住房條件，可以把學了那么多年的專業(yè)變成所用——很興奮的。”

她認為現(xiàn)在的恐懼很大程度上是“被互聯(lián)網(wǎng)和影視劇放大的”。越奇葩、越極端、越惡劣的職場故事越容易獲得流量，越容易占據(jù)年輕人的信息流。“職場能不能有真朋友？很多人覺得不能。”劉思遠說，“但我很多好朋友都是職場上的伙伴。在職場上能有一個讓你交付后背的戰(zhàn)友，代表著價值觀高度近似，這樣的人為什么不能成為生活上的朋友？”

她錄過《令人心動的OFFER》，當時跟導演組特別強調(diào)“想把律所的文化帶過來”。“大家喜歡看offer，是期待看那些良性的職場關系。”但這些內(nèi)容，流量不高。評論區(qū)里點贊高的永遠是“我遇到過的奇葩領導”。

杜素娟對剛入職場的年輕人給出了一條看似“政治不正確”的建議：“剛進職場那幾年，千萬別把工作太當回事。”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認真到讓人沒辦法把它當成玩笑。“你剛工作那幾年，資源最少、條件最差，如果過于較真，就難免期待正向反饋，可偏偏在起步的頭五年十年，這種反饋往往最稀缺。”

什么時候開始有？運氣特別好的時候。遇到一個賞識你的、公正的、善良的領導，遇到一個健康的環(huán)境、一群善良的同事。“但這是幸運兒。”杜素娟頓了一下，“現(xiàn)實生活當中，大部分職場里我們不幸運。遇到糟糕的領導，幾率高達90%。”

2022年的韓劇《我的解放日志》，被觀眾稱為“終于有人演出我畢業(yè)后的生活了”。它拍的不是逆襲，是困住。女主角廉美貞每天早上六點起床，花一個半小時才能趕到首爾的辦公室。和很多畢業(yè)生一樣，她也曾在畢業(yè)典禮上滿懷期待，覺得自己終于可以“上岸”了。可真正走進去才發(fā)現(xiàn)，岸上沒有沙灘，只有另一片海。

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你越認真，越吃虧。所以她的建議是：“你不要在意他們怎么評價你，你只在意一件事——我到了這一行，能學到點什么？就夠了。”

而不要急著跟周圍的環(huán)境發(fā)生連接。“你太脆弱，而周圍不可測、不可知。你把觸角伸出去，不知道會碰到什么。”她用了“脆皮”這個詞來形容——“就像剛從殼里出來的蟬，背是翠綠色的。”它柔軟、敏感，對世界的觸碰還未建立起防御。這樣一個翠綠色的年輕人，走進一個不可測的叢林。社會教他要“有眼力勁兒”，要觀察眼色——杜素娟說：“最該做的，就是不要觀察眼色。”

劉思遠在聊到“第一份工作”時，也提到了類似的平衡。她自己的第一份選擇非常好——“我跟了一個非常好的師傅，在業(yè)內(nèi)黃埔軍校一般的律所，職業(yè)習慣打底非常好。到現(xiàn)在我仍然在吃最初的職業(yè)習慣。”但她并不因此認為第一份工作沒選好就完了。“我在書里寫‘選擇和調(diào)整的關系’，就是怕年輕人把第一次選擇看得太重，遲遲不敢邁出第一步。”

她們在這一點上擁有相同的觀點——“第一次選擇很重要，但不要害怕——錯了可以調(diào)整。”

“空窗期”這個詞之所以讓人焦慮，是因為它被建構為一種“脫軌”。但如果整個人生都是奧德賽——那在大海中的一段航程里停下來看看方向，不應該被算作丟臉的“停滯”。

03

AI時代：能力的重新定義

如果說社會時鐘的焦慮是代際傳遞的，那AI帶來的焦慮，則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

杜素娟承認，“我們原來的知識體系，靠記憶、靠使用、靠掌握更多——但AI的記憶、整理，查找比你好。在追求高效這條道路上，人類完敗。”這意味著學歷的貶值不是暫時的，而是結構性的。“以前大學里有實驗室、有圖書館，知識資源是壟斷的。現(xiàn)在一個人不進大學，只要會用AI、利用公共教育資源，也能學到完備的知識體系。大學獨特的壟斷地位被擊垮了。”

但杜素娟不認為這是人類的末路。恰恰相反：“AI時代是幫助人類更新能力定義的契機。”這也是為什么出現(xiàn)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以前有人說“文科無用”，但現(xiàn)在科技巨頭反而在搶哲學家。今年4月，劍橋大學的學者Henry Shevlin正式入職Google DeepMind，職位頭銜就是“全職哲學家”； Claude大模型背后，核心締造者是牛津大學哲學博士Amanda，她撰寫了一套“AI憲法”。國內(nèi)AI企業(yè)的文科崗位占比也從5%飆升至30%，“AI倫理顧問”“人文訓練師”這些崗位明確要求哲學背景，“大文科”正在成為AI浪潮下的新職業(yè)風口。

劉思遠從律師的實務視角給出了相似的判斷。律師的價值，不是檢索法條——那是AI能做的。律師的價值是“從一片混沌的事實中找出法律事實”，是“通過發(fā)問刺激客戶說出那些他沒說但重要的事”，是判斷、是歸納、是決策。

“它不是要你成為寫答案的人，”劉思遠說，“它是要你自己做那個出題的人。”

04

工作的意義：

從“上岸”到“在海里游泳”

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越來越有影響力的劉思遠被問過一個直接的問題：為什么不all in自媒體？你明明可以不做律師。

她的回答很干脆：“律師給我?guī)淼膬r值反饋是不一樣的，它可以具像化的介入一個自然人或者一個法人的因果，拯救他們于水火，是自媒體不可比擬。”因此，她把工作對自己的意義歸結為一句話：“讓我覺得自己有價值。”

“每個人的成就感來源不同。有些人覺得把孩子培養(yǎng)出來有成就感，有些人覺得經(jīng)營好家庭很幸福。讓我覺得有自身價值的，是社會價值的反饋。”

杜素娟則提供了一個關于“工作之苦”的反思：“我們覺得上班苦，太正常了——因為我們很多班的設計本身就不科學。”她分享了自己的一種真實感受：“我對上課從來沒有疲憊過。哪怕講同一門課、同一本小說，每一次都不一樣——做得苦也很愉快。但很多會開不出什么結果，大家疲憊地坐在一起——那種班，誰都不想上。”

“上班”和“做事”是兩回事。前者是一種體制性的消耗，后者是創(chuàng)造性的投入。劉思遠在律師這份職業(yè)里找到了“做事”的滿足感，杜素娟在講臺上找到了。問題不在于年輕人“吃不了苦”，而在于太多崗位只提供了前者，沒有后者。

杜素娟對年輕人說了一句更重的話：“不要審判自己。”她說這是她想給“互聯(lián)網(wǎng)兒女們”的一條“家規(guī)”：“如果感到做一件事讓自己特擰巴，可以放棄。不值得。一個值得的人生，前提一定是尊重自己真實的感受。把自己照顧好，人生才值得過。一路審判自己、傷害自己、質(zhì)問自己的人生，不值得過。”

“就算這個世界上人家都是光亮的，我永遠走在暗角，我也要跟自己在一起。我要安慰自己——走在暗角不是我的錯，一定是我特殊的生長環(huán)境，或者不夠幸運。”她說得慢了些：“要永遠懂得體恤自己。以前人們覺得‘為自己找理由’是不好的，但在現(xiàn)在這個社會里，善于幫自己遮風擋雨的人，才是聰明人。”

她們沒有被“社會時鐘”推著走——她們在創(chuàng)造自己的節(jié)奏。劉思遠的路“整”，是因為她恰好在一個適配自己的軌道上，而不是因為她順從了什么標準答案。杜素娟的路“不整”，是因為她更在意“上課時的創(chuàng)意”而不是體制內(nèi)的晉升路徑。

“上岸”這個詞本身就是個隱喻。如果你把人生當成一片需要逃離的海，那你永遠都在逃——上了這個岸，還有下一個岸。但如果你接受自己本來就是海里的人，那游到哪里，都是你的水域。

所以，不必再將“空窗期”看作簡歷上的一道疤痕，它完全可以是你航程中一段必要的、瞭望方向的喘息。停頓不是掉隊。空窗期不是失敗。不確定不是災難。

允許自己“不上岸”，恰恰是重新獲得方向感的開始。

編輯：Yijie

撰文：雪莉

設計：樂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