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調不動粟裕兵力，捅到中央后，毛主席急電：不動粟裕一兵一卒

1940年深秋，皖南云嶺新四軍軍部，副軍長項英對著桌上的地圖眉頭緊鎖，他是紅軍時期的老政治局委員，新四軍的實際負責人，一個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九死一生熬出來的老革命，此刻他手里攥著一封電報底稿，心里想的卻是一件事，從江北調兵。

項英有他的道理，皖南的局勢一天比一天緊，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已經在貴池、寧國、涇縣、郎溪等地布好了袋形包圍圈，七個師八倍于新四軍的兵力，把新四軍軍部所在的云嶺三面圍住，項英手上這九千多人，往南是山，往北是江，兩頭都被堵得死死的。

他想到了粟裕，粟裕當時是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指揮，正帶著部隊在蘇中開辟根據地，在項英看來，集中兵力固守皖南才能破局，只要從江北抽兩三個團上來，加上自己手里的老底子，就算硬碰硬也能拼一場，電報發了出去。

粟裕的回話很干脆，江北的盤剛鋪開，兵動不了。

這話不是托詞，黃橋那一仗打得兇險，粟裕帶著七千人硬扛韓德勤的三萬兵馬，打完之后部隊傷亡不小，彈藥見了底，蘇北的局面雖然從紙面上落到了地上，可地上的土還是松的，黃橋打完沒多久，粟裕的部隊又在鹽城、東臺一線跟八路軍南下支隊會了師，華中的整盤棋剛拼上關鍵一塊。

粟裕的判斷跟項英完全相反，他認為皖南已經是死地，國民黨軍完成了合圍，強行增援正中對方“圍點打援”的算計，而蘇中日偽力量薄弱，群眾基礎雄厚，正是放手發展的好時機，中央早有“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這時候分兵回援是南轅北轍，他的回復直陳利害：“不宜與國民黨軍正面交鋒，應保存力量待機而動。”

項英當時就火了，論資歷，他是老政治局委員；論職務，他是新四軍副軍長兼軍分會書記，一個師長級的干部當面頂回來，這在他那兒說不過去，軍部里跟葉挺的關系已經夠緊張了，眼下連江北的部隊都指揮不動，臉往哪兒擱。

這封電報到延安，窯洞里的煤油燈亮到了半夜。

項英以為中央一定會給他撐腰，他沒想到的是，延安的回電比粟裕的拒絕還硬。

就在項英給中央告狀的同時，粟裕也把自己對局勢的分析發到了延安，毛主席同時看到了兩份電報，他看完之后當場拍了桌子。

毛主席的回電只有一句話：粟裕的一兵一卒都不能動。

毛主席不是偏袒誰，他看得比項英和粟裕都遠。

早在1938年2月，毛主席就建議項英離開皖南，往江蘇茅山方向發展，到了5月，他又特意提醒，別怕到日本人占領的敵后去，比跟國民黨友軍待一塊兒強得多，放得開手腳，1939年周恩來專門跑到云嶺，看到新四軍軍部三面都是國民黨部隊，當場就說“你們新四軍的風水可不好”，提醒項英別被包了餃子。

可項英一直沒動，他有自己的想法，第一，新四軍往東發展肯定跟國民黨產生摩擦，破壞統一戰線，第二，到上海、南京、蘇州、杭州這些日偽核心地區作戰風險太大，第三，也是他認為最關鍵的一點，日軍早晚會打通浙贛線進攻國民黨第三戰區，國民黨肯定頂不住，一撤走皖南就是新四軍的天下了。

毛主席看透了蔣介石的心思，蔣介石在作戰會議上說過一句話：“陳粟如海濱之魚，稍縱即逝；葉項如甕中之鱉，手到擒來。”這話說得夠狠，也確實道出了當時的局勢。

毛主席的電報直指核心：皖南困局的根源在于項英拖延北移，而不是兵力不足，強令粟裕回援，既違背“向北發展”的戰略，更可能葬送蘇中抗日的大好局面，同一封電報里，他又一次勸項英別再守著皖南這塊死地，趕緊帶部隊北渡長江。

毛主席歷來重視“人”，地可以再奪，人若沒了，一切歸零。

可項英還是沒有立即執行，他遲疑到1941年1月4日才啟程北移，比中央要求的12月底晚了四天，正是這四天，讓國民黨軍完成了合圍，也讓新四軍在政治上喪失了“按期轉移”的正當性。

更致命的是行軍路線的選擇，參謀處原定兩條路線，東線經蘇南渡江有兵站接應，北線經銅陵渡江路程短且避開國軍防區，項英卻突然選擇南繞天目山，這條路線既無準備又進入敵人縱深，新四軍秘書長李一氓后來痛心疾首地說：“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結果也不會如此難堪！”

1月7日星潭之戰成了最后轉機，葉挺力主突圍，項英猶豫不決，最終，九千多人的隊伍幾乎全軍覆沒，項英在突圍途中被貼身副官謀財害命，葉挺被國民黨扣押，能突圍的只有一千來號人。

回過頭看1940年秋天那場調兵之爭，毛主席的判斷是對的，粟裕在蘇中把根據地經營成了金窩窩，新四軍從兩萬多人發展到十二萬多人，如果當時把粟裕的部隊調回皖南，蘇中的局面可能就垮了，皖南的人也不一定保得住。

一個副軍長要調兵，一個師長不肯動，捅到中央之后，毛主席選了站在粟裕這邊，不是因為他跟粟裕關系好，是因為他看準了，新四軍的生路在江北，不在皖南，地可以再打回來，人沒了就什么都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