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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度舊照·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1. 1917年正月,齊白石入京前為楊度治印
1917年正月二十日,齊白石為楊度刊制朱文印章一枚(圖3),印文為:“虎公所作八分”,邊款:“丁巳正月二十日,白石老人刊。”齊白石款前有楊度摯友方叔章 1952年1月的補款:“此乃齊白石為楊虎公刊印,得之荒攤之中,距虎公逝世已廿年矣。 一九五二年一月,方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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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齊白石 虎公所作八分 朱文
著錄于《齊白石印影》第67頁
這方印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首先,至遲1917年正月,楊度便有佛教徒色彩的別號。楊云慧在《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的父親楊度》 一書中說:“父親從天津搬回北京后,就開始研究佛學,并且取名為帶有佛教徒色彩的虎禪師、虎頭陀、釋虎等等。”8楊云慧的這段話,明確了楊度研究佛學是在搬回北京之后,并取了帶有佛教徒色彩的“虎”系列別號。這明顯與史料有出入。首先,我們來看楊度究竟何時搬回北京,答案是1918年。仍舊用楊云慧的話來說:“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北洋政府發布赦令,對于所有洪憲帝制禍首和復辟罪犯,一律予以特赦。我父親也算恢復了自由……這樣,他在天津的寓公生活已無法維持,只得全家搬回北京。”9
顯然,楊度至遲在1917年正月便有了 “虎公”的別號,不然,齊白石不可能刻 “虎公所作八分”之印。如果這算孤證的話,那么,楊度至遲在1917年夏歷六月前后便有了“虎禪師”的別號。這枚印章鈐于楊度丁巳仲夏為齊白石所題《借山圖》的行書橫幅上。
實際上,楊度從青少年時期就開始了佛教的研究與學習,詳情可參看《楊度日記》。只是《楊度日記》里記載的佛教學習早期側重于佛學原理、佛學史方面, 而1917年以后的佛教學習則側重于佛學的禪宗和密宗。
其次,1917年正月二十日,齊白石為楊度治印,說明自1903年京華一別之后,齊、楊之間仍有交往,只是鑒于目前資料的缺乏,我們無法把握他們交往的細節。這枚印章為我們提供了想象的空間。
2. 1917年五月,楊度在天津為齊白石題《借山圖》
1917年,齊白石第二次至京,恰逢復辟之變,便隨郭葆生一家赴天津避亂,啟程日是夏歷五月二十日,《白石老人自傳》如是說:
住了不到十天,恰逢復辟之變,北京城內,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葆生說:“民國元年正月,亂兵到處搶劫,鬧得很兇,此番變起,不可不加小心。”遂于五月二十日,帶著眷屬,到天津租界去避難,我也隨著去了。10
在天津,齊白石拜訪了楊度,夏歷六月前后,楊度為《借山圖》題詩:
數年擾擾羈城市,每憶江南采蘭芷。
昨宵一夢到家山,猶似漁樵洞庭里。
今晨盥畢聞叩門,忽見故友齊山人。
問君幾日別湘渚,卻乘兵亂來京津。
當今群師方爭戰,飛機直達乾清門。
九陌驚傳復辟詔,四郊驟見共和軍。
山人倉卒遇烽鏑,青鞋草笠奔風塵。
嗟爾平生浪游士,酷愛名山耽畫理。
暮泊黃河吊日斜,朝登少室看云起。
淋漓風雨入纖毫,灑落煙云歸片紙。
篋里寥寥幾畫圖,胸中無數奇山水。
落拓江湖老畫師,晚遭兵燹更支離。
十五年來一相見,各訝蒼顏非昔時。
湘潭已沒樊山老,夏大逋亡郭五羸。
昔與游山題畫者,今日披圖一淚垂。
世事蒼茫誰料得,六年五見興兵革。
群雄戰斗任縱橫,吾輩詩歌莫蕭瑟。
白日蒼蒼照海頭,當前行樂更何求。
君無山隱借山隱,我未游山借畫游。
眼底山川能適意,亂離身世聽悠悠。
予以逋亡避居海隅,丁巳仲夏,白石山人北來相訪,忽值兵亂,即相驚慰,更為題其《借山圖》,用志世變,并記蹤跡。楊度。(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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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楊度 題借山圖 紙本
29.5cm×46.5cm 1917年 北京畫院藏
楊度的《借山圖》題詩,信息頗多:
其一,楊度思鄉心切。從“每憶江南采 蘭芷”“昨宵一夢到家山”等句可知。
其二,楊、齊自癸卯一別至此次相逢, 中間再無面晤機緣。從“十五年來一相見” 句可知。
其三,夏午詒逋亡、郭葆生羸弱。從 “夏大逋亡郭五羸”句可知。
其四,他鄉遇故知,喜出望外。從“今 晨盥畢聞叩門,忽見故友齊山人”句可知。 而且從此句可知齊白石是清晨拜訪楊度的。
其五,楊度對時局有厭倦的傾向,打算以詩歌文藝為樂。從“群雄戰斗任縱橫,吾 輩詩歌莫蕭瑟”句可知。
3. 1919年,齊白石與楊度的君子協定
1919年,齊白石三上京華,楊度亦居北京。這一年,齊白石與楊度有個君子協定:齊白石把錢存于楊度處,以年息8厘為約,且可隨時取還。茲將齊白石存錢狀況列表于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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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齊白石為什么將錢私存于楊度處,筆者認為原因有二。
其一是楊度有募集資金的訴求。這一年,作為華昌煉礦公司經理的楊度,為維持公司的正常運轉與日常開支,與公司其他股東四處籌措經費。彭國興所編《楊度生平年表》1919年條目有云:
9月,為維持華昌公司,與該公司股東周扶九等,向上海銀行借款一百萬元,又接納中美貿易公司投資銀五十萬兩(以出口銻砂作價抵繳)。旋將華昌公司在美國所設之推銷代辦處取消,委托中美貿易公司代銷出口銻砂。14
其二是齊白石也有“愿意存”的訴求。這個訴求能表達齊白石對故舊關心的態度—華昌煉礦公司的創設人梁煥奎、曾任公司總理的汪頌年、曾任公司董事的譚延闿,均與齊白石交情匪淺;況有“年息8厘”且可“隨時取還”的優厚條件;另外還 可通過楊度之口在朋友圈中廣播自己賣畫鬻印收入可觀的信息。一舉三得,智慧如齊白石者,焉有不為之理?
當然,節儉異常、疑心頗重的齊白石愿與楊度君子協定,充分說明了齊白石對楊度超出尋常的信任。
4. 1921年,齊白石與楊度書信
目前所見齊白石與楊度唯一書信并非原件,而是記錄在齊白石1921年夏歷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記當中。錄于下:
廿八日,與阿梅書 ……又與楊皙子書云:連年以來,求畫者必曰請為工筆,余目視其兒孫需讀書費,口強答曰可矣,可矣,其心畏之勝于兵匪。兵匪之出門,余尤喜其一息尚存,君子尚可憐也。惟求畫工致者出門,余以為羞,知者豈不竊笑?此二者孰甚?公為決之,果兵匪善,余將從兵從匪,不從求畫工筆者。15
從這封書信的內容可明顯看出,雖然齊白石早已開啟了衰年變法模式,但他自己所謂的“紅花墨葉”一派大寫意作品,并未完全得到市場的認可,一部分顧客還是青睞齊白石的工致畫。對于這種局面,齊白石視之甚于兵匪之患,寧愿接受窘迫的生活困境,也決不“為稻粱謀”而蒙羞。從中可以見出,齊白石衰年變法不僅要遭遇藝術界視為 “野狐禪”的嗤之以鼻,還要頂住藝術市場 “胡攪蠻纏”的現實壓力。這種雙重圍困終究被飽受煎熬的齊白石輕松化解— “余將從兵從匪,不從求畫工筆者”。可見齊白石力排眾人非議的意志力何等斬絕與堅定。當然,如此心中款曲愿與楊度分享,也可見出楊度在齊白石心中的地位是何其重要。
5. 1928年農歷三月,楊度為齊白石撰寫生壙銘
1928年農歷三月,楊度應齊白石之請,作《湘潭齊山人自壙志銘》,志文較 長,因其中信息頗多,對齊白石研究的專家、學者或有裨益,錄于下:
齊山人,名璜,字瀕生,湘潭縣人也,世居縣南白石山下,故號白石山人。家素 貧,少習木工,傭工得值以養父母。然山人于藝術有天才,所作木器雕刻甚美,稍長更攜石印兼事繪畫。山人習此二藝終身,遂以成名,且以自養。清末升平日久,館閣文字皆尚莊雅,石印名家丁黃與趙,畫則三王、吳、惲一世所宗,莫敢出入。山人性厭拘束,動違古式,任意創作,不顧非笑,晚年精到,遂開新派。世局劇變,學藝隨之,雖曰天才,亦時勢使然也。
山人初在鄉曲,世無知者,惟同縣耆儒王湘綺先生奇之,置之門下,始聞于府縣。且與同縣楊度、郭人漳,桂陽夏壽田等為同門友,諸人皆以山人天授畫材,今居村,足跡不出衡山洞庭間,耳目狹,無以發揚才氣,乃邀山人出游。先東南,后西北,游兩廣時,主郭將軍人漳;游江西、陜西時,主夏編修壽田;皆為賓友,不受職任。于是十年之中,山人以一客身,作汗漫游,泛舟長江,探諸名勝,南逾五嶺,觀桂林山水; 浮大海,涉潼漢,西登嵩山、華山,北渡黃河,攬太行及長城形勢后,乃止于北京。山人既遍游其名山大川,畫蓋雄奇恣肆,彌近天然。年六十后,藝乃大成,與安吉吳昌碩齊名。二人終身未曾一面,治藝各不相師,然皆排古自創,故并稱革新派。
民國初年,昌碩鬻畫上海,山人鬻畫北京,皆兼刻石,世稱南吳北齊,名滿中外,日本人尤重之。同時畫者陳衡恪輩,皆自謂不及也。山人以藝名者數十年,亦專以藝自給。平生游歷南北,巨公倒屣,未受一日之祿。晚居北京,冠蓋滿途,絕無干情,布袍葛履,踽踽徒行,所居城南僻巷,庭多茂草,寂若山居。求藝者來,自為應對,榜價于室,非錢不畫。綜其一生,自為木工,以至鬻畫, 曾無暇逸,亦不求人,壯老一致,自食其力。人或嘆其貧勞,山人安然,不苦而樂。蓋知足少欲,其性天然也,凡人不能無食而生,舉世方欲不勞而食,山人獨以布衣終生,自勞自食,得人生之正道,可謂君子人矣。故其畫與石刻,高逸絕俗,有林下風,亦如山人人格,古稱德本藝末,藝徑于德,名世宜哉。征之畫史,石濤、八大之流矣。
民國十七年春,山人自為生壙于白石山下,囑其舊友楊度志之,度與同里,詳其生平,且度年五十后始習繪畫,嘗問畫于山人,知其造詣顛末,因為述之,且為銘曰:
我聞佛說,心如畫師,奇哉手腕,自寫心思。山人逸致,披圖見之,印以心印,亦正亦奇,妙造自然,似非人為,其藝如此,其德可知。
民國十七年春三月,湘潭楊度撰文篆蓋并書。16
楊度所撰《湘潭齊山人自壙志銘》 一共六段。
第一段首先對齊白石姓名、字號、籍貫及早年木匠生涯做了簡要介紹,然后對齊白石之所以能夠成名做了三個方面分析:一是終身不懈;二是極富天才,主要表現在 “性厭拘束、動違古式、任意創作、不顧非笑”;三是時勢使然。楊度對齊白石成名奧義之揭示,可謂頗中肯綮,洵為的論。
第二、三段透露的主要信息有四:一是王湘綺慧眼識珠納齊于門下,與楊度自己、郭葆生、夏午詒等同門。二是齊白石遍游名山大川后,繪畫不僅有雄奇恣肆之變,且更具天然之趣。三是齊白石與吳昌碩雖終身未能謀面,但都能排古自創,并稱革新派,有南吳北齊之譽。四是齊白石始終以鬻畫為生,自食其力,雖冠蓋滿途,卻不事干謁,以布衣終身而操守君子,可謂高逸絕俗,是德本藝末、藝徑于德的典范,堪與石濤、八大山人為伍。
第四、五、六段交待此志銘寫作緣由及寫作時間,并作贊語。
細讀楊度《湘潭齊山人自壙志銘》,我們不但發現齊白石在 1928 年時便萌生了埋骨桑梓的愿望,同時亦可見出楊度與齊白石同鄉且同門的深情厚誼。楊度用飽滿的熱情、概括洗練的筆調,極盡謳歌之能事,但落筆有由,并未夸大其詞。換句話說,齊白石在楊度那里得到了真誠的尊重,這恐怕也是齊、楊交好的核心原因之一。但這篇《湘潭齊山人自壙志銘》未見于齊白石遺物,個中原因不得而知,聯系到楊度后來的遭遇,或許形勢所逼、時勢使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6. 1928年夏,齊白石、楊度補題楊補之梅花卷
2005年12月2日,《齊白石、楊度補題楊補之梅花卷》亮相于某拍賣行,茲將齊、楊跋文錄于下。
齊白石跋文:
吾鄉和伯老人畫梅空前絕后,璜曾求畫小幅,且面觀下筆,和伯畫且言曰:學楊補之六十年,自謂過之,不覺至老,自變近于寂寞也。璜往后始得見補之梅花小幅墨拓本,出筆超秀,穿花出干,遠勝金、羅畫梅,能事盡矣!了然和伯雖變,全未舍補之法度耳。紹先生所藏補之此卷氣勢尤盛,可寶者!戊辰夏同客京華,齊璜題記。
楊度跋文:
前清之末,予從王湘綺師自云湖山莊入 長沙,同縣老畫家尹和伯丈亦在等。適遇湘綺師生日,親友集賀于賈太傅祠。和丈自畫通景綠萼梅屏四幅為壽,祠壁高懸,清芬滿屋,枝繁花密,頗似冬心而枝干不為怪狀。氣韻自然秀逸,實予前此目所未見。予時驚嘆欲絕,即詢和丈畫法。和丈答曰:“墨梅以宋楊補之為祖,后人鮮能學者。予前在湘鄉王莼農觀察家,見所藏楊補之墨梅長卷,因從假得手摹一通,師之終身,故畫法全與世人殊異。”予既知其所師,惟恨未見楊卷。其后二十余年,歲在戊辰,予居北京,湘鄉王紹先兄來客予家。紹先為壯武公孫、莼農觀察子也。其家藏楊補之梅卷,在行筐中,出以示予。墨光淺淡,不工不率,枝柔而勁,花密而勻,平淡天真,若不經意。歷來畫梅無此意境。尹梅奇逸幾欲過楊,若其淡雅自然或猶不及。以吾國畫史論,畫梅仍推補之獨步,尹則楊后一人而已。尹為先君畫友,又為予弟重子外舅,即為重子夫婦之師。予自童時聞其談畫,然其平生江湖落拓,身無重名。予向推尹梅空前絕后,人多忽之,獨同縣齊君白石論與予同,固皆深知尹畫師楊故也。紹先告予,楊畫原有元明名人題跋甚多,昔因尹老建議分裱成為正副二卷,后經戊午湘亂失其副卷,幸存楊畫正卷 而無一跋,因索予與白石題記。予為略述歷年聞見于此,兼評尹畫以明楊卷來歷及其梅花之源流等。戊辰季夏湘潭楊度題于北平,時北京改名北平未及一月。17
齊、楊同跋的信息有三:
(1)齊白石、楊度對于尹和伯畫梅的高度推崇。
齊白石跋文中“吾鄉和伯老人畫梅空前絕后”句,是齊白石對尹和伯的盛贊,也是 齊白石對尹和伯畫梅的一貫態度。
楊度跋文中有“以吾國畫史論,畫梅仍推補之獨步,尹則楊后一人而已”句,亦可 見出楊度對尹和伯畫梅之褒譽。而“獨同縣齊君白石論與予同”句,則充分展示出齊、楊聲氣相通,志趣相投。
(2)齊、楊跋語,明確了楊度離京赴滬的時間。
齊白石、楊度跋文均有年款,但具體日期只能推斷。楊度跋語所透露的時間信息 更多:其一為“季夏”,即小暑日到立秋日之間。1928年的小暑日是夏歷五月二十日,公歷7月7日;立秋日是夏歷六月廿三日,公歷8月8日。也就是說,楊跋時間為7月7日至8月8日之間。其二“北京改名北平未及一月”(北京改北平的時間是1928年6月28日)。未及一月,說明時間是在1928年6月28日至1928年7月27日之間。兩相比對,則楊度跋文寫作時間為7月7日(農歷為五月二十日)至7月27日(農歷為六月十一)之間。之所以糾結這個時間點,是下文判斷楊度署“端午日”書信的寫作年份時,與這個時間點密切相關。
(3)齊、楊同跋佐證、豐富了楊云慧的敘述。
由于資料的缺乏,齊白石與楊度20世紀30年代,尤其是1922年至1928年在藝術 層面上的交往研究,幾乎空白。令人欣慰的是,楊云慧《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的父親楊度》一書中有個別段落,填補了這個空白。錄兩段于下:
洪憲失敗后,父親從天津回到北京,便閉門讀書寫字,很少和外人來往,但是和齊白石的來往仍很密切,常在一起研究詩詞和繪畫藝術。18
父親寫大字是懸腕的……他還常和齊白石研究國畫,二人詩畫相交,過從甚密, 父親對于繪畫藝術并不精,他從來沒有畫過花卉,畫過幾張山水,都是禿頭禿腦的,自己看了也不滿意。所以他沒有什么畫遺留下來。也從來沒有為任何人作過畫。(選自:北京畫院·齊白石研究專輯、少白公子趣說齊白石、齊白石傳人書畫網)
注:少白公子--原名湯發周,字子海,號少白,白石山堂主人,人稱“少白公子”,齊白石小女-齊良芷嫡傳弟子,現為齊白石書畫院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社會藝術考級優秀指導教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特邀客座教授、榮寶齋特邀簽約畫家、齊白石家族書畫遺產運營官、齊良芷藝術館館長、國家一級書畫鑒定師、北京畫院·齊白石美術館簽約畫家,齊白石紀念館特邀畫師、國家注冊一級文物藝術品鑒定估價師,齊白石藝術基金投資人、齊白石品牌聯盟秘書長、齊白石美術館終生簽約藝術家,上市公司-網易集團官方形象代言人、網易有道國畫課推薦官及齊白石書畫大數據鑒定專家,國家級百佳圖書出版社授權戰略合作伙伴、齊白石版權及齊白石傳人版權擁有者,他年少時拜齊白石小女齊良芷為師,得其親授國畫、篆刻、書法技藝,獲贈"白石山堂"墨寶及"白石傳人"印章。齊良末題“家法再傳”、齊良遲為其畫集作題記、齊展儀題“白石山堂”。他長期致力于齊白石藝術研究,擅長齊派水墨蝦蟹與花鳥草蟲畫,作品吸取白石老人"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的美學思想,筆墨簡練而形神兼備。近些年他主持編纂多部齊白石研究專著,多次國內外齊白石真跡展覽,主持鑒定齊良遲、齊良已,齊良芷、齊良末等齊白石家族舊藏齊白石書畫印章系列等珍貴文物,并擔任上海齊白石藝術研究會會長,同時運營齊白石文化IP,深耕藝術教育與大眾傳播,以鑒定、創作、出版、展覽、拍賣、NFT數藏、元宇宙跨界文化賦能等多維體系,系統梳理、齊派文脈,大力推動了齊派藝術的學術梳理與創新傳播,是當代極具代表性的齊白石藝術傳承人與研究學者,為弘揚齊白石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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