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十八軍的未婚夫在甘孜挖野菜吃老鼠，她來尋他，等了半個月

我要去西藏：一路向西——向大西南雪域高原挺進

于雁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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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母親于西藏昌都攝影

第四節、滯留甘孜

兵站的同志們說，出了康定到甘孜縣面對的最難啃的“骨頭”就是折多山。折多山最高峰海拔4962多米，埡口海拔4298，是康藏線上第一個要翻越的高山埡口，因此有

“康巴第一關”之稱。折多山既是大渡河、雅礱江的分水嶺，也是漢藏文化的分界線，翻過了折多山，就正式進入了康巴藏區。

圖為父親于鳳山五十年代在川藏線上

當車輪碾過道路的蜿蜒曲折，折多山便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巍峨，撞入視野。這座橫亙在青藏高原邊緣的“康巴第一關”，像是大自然用巨斧劈開的屏障，將平原的溫婉與高原的雄渾，硬生生劃開了界限。

山腳下還是蔥郁的河谷，林木在春風里舒展著嫩綠的枝椏，溪流唱著清脆的歌奔向遠方。可越往上走，天地的色調便愈發冷峻。先是墨綠的針葉林漸次稀疏，取而代之的是暗褐色的低矮灌叢，它們像頑強的衛士，扎根在碎石坡上，抵御著山風的肆虐。再往上，連灌叢也難覓蹤跡，只剩下裸露的巖石，被億萬年的風雪雕琢出嶙峋的棱角，有的如猛虎盤踞，有的似利劍出鞘，沉默地訴說著地質變遷的故事。

風是折多山的常客。它從青藏高原的腹地呼嘯而來，帶著雪粒的冰涼，鉆進衣領，直透骨髓。站在海拔4298米的埡口，風卷起經幡獵獵作響，那五彩的布條在湛藍的天空下翻飛，紅的像火，白的似雪，綠的如草，黃的像金，藍的若海——每一次飄動，都是一次虔誠的祈禱，為過往的行人，為腳下的山河。

最動人的，是折多山的云。它們不像平原的云那般慵懶，而是充滿了野性的力量。有時是輕薄的絮狀云，在山尖上纏繞，給冷峻的山峰系上一條柔軟的白紗；有時是厚重的積雨云，如鉛塊般壓在山巔，剎那間便遮天蔽日，讓天地陷入昏黃。可只要風一吹，云層便會裂開縫隙，陽光像金色的瀑布傾瀉而下，給連綿的山巒鍍上一層耀眼的光芒。此時，遠處的貢嘎雪山若隱若現，主峰的金字塔輪廓在云海中沉浮，圣潔而神秘。

雪后折多山，更是人間奇景。一場大雪過后，整個世界都變成了純凈的白色。山峰被厚厚的積雪覆蓋，圓潤了原本尖銳的棱角，像一個個巨大的奶油蛋糕；巖石上的積雪被風雕琢出各種形態，有的像蘑菇，有的像海螺，鬼斧神工。陽光灑下來，雪地反射出耀眼的光，晃得人睜不開眼，而藍天則像被水洗過一般澄澈，藍得深邃，藍得純粹，與白雪構成了最簡潔也最震撼的色彩組合。

山路上，總能看到朝圣的信徒。他們身著厚重的藏袍，手持轉經筒，三步一叩，五體投地，用身體丈量著通往信仰的道路。他們的額頭沾滿了塵土，眼神卻無比堅定，每一次俯身，都是對自然的敬畏，每一次起身，都是對信仰的執著。在他們面前，折多山不再是難以逾越的天險，而是連接塵世與天國的橋梁。

折多山，是一首無言的詩，一幅立體的畫。它用冷峻的外表包裹著熾熱的靈魂，用嚴苛的考驗，迎接每一個奔赴高原的旅人。當你歷經艱險，站在埡口回望，那些盤旋的山路、呼嘯的山風、圣潔的經幡，都將成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記，告訴你：這世間所有的抵達，都值得風雨兼程。

出于對折多山的敬畏，母親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攀越折多山的險路。汽車吃力地在盤桓往復，曲折多變的山上向蝸牛一樣爬行。母親第一次體會到折多山的盤山公路確實是九曲十八彎，來回盤繞就象“多”字一樣，拐了一個彎，又是一個彎。螺旋式逐漸逐漸上行，越往上攀爬，空氣越稀薄，越缺氧，彎路繞得人頭暈惡心，心煩意亂，心慌氣短，呼吸急促。到了頂峰，環繞著，轉著彎，螺旋式逐漸下行，有種失重的感覺。無論上行還是下行，始終不能往下看，一側就是萬丈深淵，溝壑眾橫，會驚出你一身冷汗。下行的同時，呼吸漸漸趨于平緩，心跳也趨于正常。難怪當地人有句話叫：“嚇死人的二郎山，翻死人的折多山。”翻過了折多山，道路相對平緩許多了，不象二郎山那樣兇險，不過盤山路還不少。

自從年初，甘孜地區由于全面推行民主改革，甘孜藏區反動上層不甘特權利益的失去，在國外反動勢力、國民黨殘匪及西藏反動上層的挑唆下，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叛亂，打亂了民主改革的進程。由于匪患時常發生，不太安全，司機駕駛艙備著武器；押運員手里也緊握著沖鋒槍，時刻關注著前方和路兩側，以防土匪襲擾等不測事件發生。汽車一路前行，路過道孚縣，又到了爐霍縣。在爐霍縣兵站部休息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汽車直奔甘孜而去。一路上道路雖不驚險，也未遇匪情，沿260多公里的盤山路，行駛了足足7個多小時。

好在一路并沒有發生什么不測，半下午終于到達了駐扎在甘孜城的西藏軍區成都至拉薩線辦事處兵站部。兵站部軍郵站也在這個大院。不多久，母親未婚夫于鳳山，即我的父親從這里轉業，被分派到了昌都分工委駐昌都機要交通站，任站長。

汽車進了大院，司機、母親以及車后面的三位同志剛下車，母親正要向他們致謝，感謝他們一路上的悉心照顧與關心。這時從辦事處兵站出來幾位同志，向母親他們疾步走了過來。辦事處副主任兼兵站站長趙煥然微笑著表示了對母親的歡迎。提到于鳳山，他爽朗地說道：“1949后半年，在二野軍郵總局工作時，于鳳山是押運組長，膽大。心細，吃苦耐勞，是個好同志。”那時趙煥然是父親于鳳山的直接上級。”

圖為1955年父親在甘孜軍郵站任職期間到昌都出差留影

同時趙副主任還向母親介紹了他旁邊站著的兩位干部。

原來這兩位年輕干部從昌都機要交通站來執行任務的，前天剛到。一位看上去足有四十歲，名叫韓進選，四川人，押運組長，資格很老；另一位二十剛出頭，名叫鄭海超，云南人，是位押運員；這位韓組長非常熱情，和鄭同志一道領著母親向住的地方走去。韓組長微笑著對母親說：“我們于站長讓我倆順便把你接到昌都，不過，這幾天甘孜前往昌都的路上出現了塌方，正在修路，路通了咱們就能出發。你在兵站部好好休息，我倆還要配合兵站部、軍郵站完成一些上級交代的任務。”

事實上，前往昌都的路上不僅正在修路，暫時不能通車，更為嚴重的是這個階段時常鬧匪患，解放軍正全力剿匪，以恢復正常秩序。

因為匪患時常發生，母親不敢跨出兵站半步。她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在房間里看看當地報紙，焦急不安地等待著有恢復通車的消息。

通過兵站同志及時告知和報紙上的報到，母親了解到甘孜位于雅礱江上游，是康巴區重鎮，入藏的東南門戶，地理位置極為重要。作為康北交通樞紐，歷來商賈云集，生意興隆，堪為康北經貿中心。“甘孜”藏語為潔白美麗之意，堪稱“雪域明珠”。

甘孜人杰地靈，千百年來，世代生息繁衍在這片土地上的勤勞勇敢的藏族人民，用他們驚人的智慧，超常的創造力譜寫了燦爛輝煌、值得整個藏族人民驕傲和自豪的歷史。古樸莊嚴的甘孜寺、大金寺等古剎名寺為甘孜這塊燦爛的明珠更加增彩溢輝；五大教派齊全的藏傳佛教、風格獨特的寺廟建筑、民間建筑以及藏畫、手工藝品、古樸風韻的民間舞蹈、文學藝術等，特別是名揚天下的甘孜踢踏為甘孜奠定了厚重的文化底蘊，甘孜不愧為“文化之都”。

當時甘孜城區常住人口不多，估計不超5000人。甘孜一帶的藏民，住的是藏式堡房，平面呈方形。房子的結構一般都是兩層或三層，底層圈牛羊、當庫房，上層才住人。樓梯一般用一根粗樹段，砍出若干級坎楞，做成獨木梯，陡陡地斜支在墻上。從前康巴地區的部族、部落之間多爭斗，民居內使用獨木截成矩形的梯道上下往來。這種獨木梯可以迅速撤除，以切斷進入居室的通道，從而自衛防盜。

母親從其未婚夫于鳳山的信中了解到，于鳳山他們北路先遣部隊進入甘孜城，常住人口也就3700多人。他所在的北路先遣隊一五四團在甘孜駐軍5個多月，這段時光對于他來講是最美好的一段歲月。雖然當時條件非常艱苦，糧食極度短缺，甚至一度到了挖野菜，吃地老鼠的地步，但大家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不斷克服各種困難，迎難而上。他們忍饑挨餓，渾身疲乏沒勁，仍然照常學習，訓練，修路，幫助藏民干活，到藏民群眾家中搞宣傳工作等。這種火熱的革命生活和革命大熔爐鍛煉了于鳳山的意志品格，懂得了如何在逆境中克服困難，使他逐漸認識到了如何做一個合格的革命戰士。

母親在甘孜滯留了將近半個月，人生地不熟，為了安全起見，盡量待在兵站。實在悶得慌了，她就幫兵站食堂干些力所能及的的活。有時，也隨著兵站工作人員到街上辦事，幫著拎拎東西。通過這樣的接觸方式，母親沒少學東西，也對這個康巴重鎮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成都、雅安、瀘定橋、康定、甘孜，以及金沙江西岸崗托、昌都等川藏線上的這些地名給母親留下了深刻影響，到如今只要提起這些地方，母親都記憶猶新，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能夠如數家珍地講出當年的見聞。

這些地方曾經留下了母親穿越川藏線、穿越大渡河，橫渡金沙江的青春足跡和領略遠方怒江、雅魯藏布江的雄姿，這是屬于她自己的崢嶸歲月和如歌年華。白居易的詩《憶江南》“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最能體現母親晚年對以上這些地方的懷念之情。

（注：本文插圖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

于雁軍：大同人。山西省知名紅色文學作家，文學學士，高級教師，黨員。五十年代初，父母先后進藏，于雁軍從小對雪域高原懷有特殊的感情。在國家級媒體平臺上發表過《我要去西藏》、《綻放吧，雪域高原上的格桑花》等20多篇系列紀實散文和報告文學。已出版三十萬字紀實長篇小說《雪域曙光》，五十萬字紅色革命歷史長篇小說《滔滔桑干向東流》，有望年底出版。

作者：于雁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