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弄清伊朗混合體制的奧秘，世俗化并非最關鍵之處｜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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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政體。用伊斯蘭的宗教術語來說，他們實行的制度被稱為“法基赫監護”。

法基赫就是教法學者，所謂監護，就是教法學者以伊斯蘭教沙里亞法的思想為依據，對具體事務進行具體詮釋，從而全面指導國家各方面的運轉。

最早提出這個主張的，其實是教法學者里面相對開明的蒙塔澤里。

用他的話來說，他們的政權是承認立法、司法、行政這三權概念的。但是，必須要有教法居中協調，并進行指導，以抵御外來文化對伊朗的侵蝕。

這就是教法治國的含義。

何謂教法治國

事實上，伊斯蘭共和國剛成立的時候，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教法治國。

不過，他們都不約而同認可伊斯蘭理念作為意識形態的指導。

第一任總理巴扎爾甘就屬于自由派，他反對種族歧視，反對性別歧視。

巴扎爾甘也支持伊斯蘭教理念先行。他認為，伊朗之所以落后，在于人們“放棄了去做一個好的穆斯林”，伊斯蘭意識形態的作用，就是為了仲裁社會矛盾，確立人民的權利和自由。

一些教士也反對教法治國。

比如，大阿亞圖拉沙里亞特馬達里就認為，伊斯蘭教中并沒有規定烏萊瑪必須干預國家事務，他指出："治理國家是政府的事情，精神領袖不應當直接干預。”因而反對將教法治國寫進憲法。

早期的革命法庭大法官穆薩維.塔布里茲則反對將革命法庭整合進司法體系。

很快，這些人相繼出局了。

剩下那些相對溫和或者相對穩健的人，在支持教法治國方面恰恰是最積極的。

按照什葉派傳統，教法學者從低到高依次為：霍賈特伊斯蘭、霍賈特伊斯蘭瓦穆斯林

米、阿亞圖拉、大阿亞圖拉、最高效法源泉。后三者又被統稱為穆智臺希德。

法基赫監護正是將這一套傳統完整搬到權力體系。

最高領袖就是效法源泉，也可以視為“總阿亞圖拉”，必須同時具備最優秀的理論知識和最豐富的政治經驗。最高領袖下面是幾十名大阿亞圖拉，再往下是分布在各地，多達上千名的阿亞圖拉。

最高領袖的權威往往由憲法監護委員會體現。

憲監會一共有12人，其中半數由最高領袖直接任命，另外再由最高司法委員會向議會推薦6名穆斯林法學家。

當然，最高司法委員會和議會對憲監會的影響聊勝于無，因為假如最高領袖對憲監會成員不滿意，可以直接解除其職務。

按照文本，憲監會是可以聯合罷免最高領袖的，但最高領袖本身把持著憲監會成員的入選資格，這種理論上對集權的最后封印，可以被輕而易舉地突破。

理論上，議會應該是這個國家的立法機構。然而在伊朗，教法不屬于世俗意義的法律。

只要憲監會以3/4多數意見通過，就可以對伊朗憲法進行解釋。

憲監會還決定著議會的合法性，議會通過的一切決議、提案，必須遞交憲監會審查。

除了議會，最高層還有一個專家會議。

他們可以考察領袖職責、研究選舉方案、制定會議章程、研究教法治國途徑、指導國家政治、經濟和財政事務。

從字面意思來看，這是一個既指導具體事務、又能制衡權力的機構。

專家們可以根據憲法對領袖權力進行限制。而且，當最高領袖被證明無能力或無資格履行憲法職責時，專家會議可以罷免該領袖。在領袖被罷免、辭職或死亡的情況下，專家會議應盡快選出新的領袖。

然而，憲監會同樣控制著專家會議。

伊朗國家層面的所有選舉，從代表立法行政權力的議會，代表行政權的總統，代表司法權的最高司法委員會，到指導一切事務的專家會議，都被憲法監護委員會把控著準入門檻。憲監會可以對以上所有選舉的參選人資格進行審查，充分反映教權凌駕于三權之上的地位。

這使得專家會議看起來更像一個權力留守機構。當最高領袖在指定繼承人之前離世，出現權力真空時，憲法文本給予他們選舉領袖的權力才有機會得到體現。

以上，這一切制度給予的“制約”，也只是在霍梅尼時期，能稍顯體面一點。

因為，哈梅內伊作為繼承人，是非常不體面的。

哈梅內伊（左）與霍梅尼（右）

理論上，只有“效法源泉”才能成為最高領袖，而哈梅內伊當時只是一個“霍賈特伊斯蘭”，屬于中低級別的教士。換言之，連當神棍頭子都不夠格。直到他當選很久以后，才給他追封為“效法源泉”。

哈梅內伊能夠上桌參選，反而在于世俗一側的名望。他當時是伊朗總統，支持率達到90%以上。

他之所以當選，用一位大阿亞圖拉的話來說，“如果一個不能理解伊斯蘭政治、社會問題的虔誠宗教人士,又怎么能成為效法源泉呢？”

也可以說，哈梅內伊是以世俗方面的能力，通過“倒插門”的形式當上最高宗教領袖的。

但這并不說明他比其他人更傾向世俗化，相反，他比其他人更懂得世俗權力無節操的一面運用到宗教方面，從而更變本加厲地推動政教合一。

哈梅內伊上臺以后，就通過修改憲法，進一步增強最高領袖的權威。

舊憲法許多稍顯民主色彩的條例，都改得非常專制。

按1979年憲法的第112條規定，"領袖和憲監會在法律面前同其他公民平等"。而新的第112條改為，增設一個最高領袖可以全權任命的國家利益委員會。

一旦代表國家權力的議會和代表教法指導的憲監委發生矛盾，這個國家利益委員會將按照哈梅內伊的意思進行“仲裁和協調”。

原本，總統因故辭職或生病，需要代行的時候，會成立一個臨時總統委員會，而修改后的條例規定，只需最高領袖任命代理人選即可。

原來代表司法最高權力的是最高司法委員會，修改條例后，最高領袖任命的司法院院長成為最高司法委員會的領導，越過委員會程序直接向領袖負責。

過去，宣戰、和平或調動軍隊，都把軍政議會的頭面人物集中起來，以國家最高委員會建議的形式，再由最高領袖宣布。新憲法則直接賦予了最高領袖動用所有軍事和外交決策的權力。

哈梅內伊改完憲法之后就自己封閉了憲法之門

如何劃分伊朗政治人物的派系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最初是一個以反巴列維、反西方為共同目標聚集在一起的大雜燴。

這里面包括，主張伊斯蘭思想與資本主義結合的自由運動，代表人物是第一任總理巴扎爾甘，主張政教分離和馬克思主義的人民黨（圖德黨）。霍梅尼的盟友，是既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馬克思主義，主張回歸伊斯蘭宗教傳統的伊斯蘭共和黨。這里面包括蒙塔澤里、拉夫桑賈尼、哈梅內伊等各路支持法基赫制度的大佬。

1987年，伊斯蘭共和黨解散，分出了“戰斗的教士協會”和“德黑蘭戰斗的教士協會”。

其中，前者主張輸出革命,支持由國家公平地進行財富分配的，是激進派；后者主張對外務實，不主張輸出革命，反對進一步分配，主張保護私有產權的，是保守派。

但我們要知道，在伊朗，很多概念是倒置的。

蒙塔澤里和穆薩維屬于激進派，他們要求限制最高領袖權力，尤其反對領袖插手經濟和外交事務，對外主張輸出革命。

拉夫桑賈尼和哈梅內伊屬于保守派。

原本，蒙塔澤里是最有繼承希望的，但他在1986年借他人之口，揭露了霍梅尼與美國以色列在背后進行交易，被淘汰出局。

接下來，是長達30多年的哈梅內伊時期。

這段時間伊朗換了6個總統。

分別是90年代中前期的拉夫桑賈尼，世紀之交的哈塔米，00年代中后期的內賈德，10年代的魯哈尼，2020年代初的萊希，代行了不到1年的穆赫貝爾，還有現任的佩澤希齊揚。

這里面除了萊希，所有人都在改革。

拉夫桑賈尼是革命衛隊的參謀長，資歷不比哈梅內伊低，后者得以當選最高領袖，離不開前者的大力支持。

正因為是老革命，拉夫桑賈尼對體制改動的幅度是最大的。

拉夫桑賈尼（左）

兩伊戰爭后的重建內閣成員里，有23人是曾經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的專業技術人員，其中只有3人是教士。他還提出，“當前的建設階段需要所有海外伊朗人的參與，甚至包括那些在以前犯過錯誤的伊朗人。”

鼓勵私有化、吸引外資、提高婦女權利、放松文化管制，都從拉夫桑賈尼時期開始。

1996年，他向世貿組織遞交了加入申請。

他試圖從制度上合并國防軍和革命衛隊，合并伊斯蘭革命委員會和警察部隊，以扭轉長期被神權壓制的政府權力。

當然，這些嘗試都失敗了。

教士和知識分子出身的哈塔米，改革姿態是最積極的。

他本身是拉夫桑賈尼時代的文化部長，由于政策比較開明，得罪了保守派，所以被罷官。

哈塔米主張建設公民社會，認同政府的公仆角色。

他強調社會自由，政治寬容，給予婦女更多權利，同時保障私人領域的自由。

雖然他的很多改革在外界看來是微不足道的。

他取消了禁止婦女在公共場合唱歌的規定，在伊斯蘭革命后，伊朗第1次出現女歌唱家舉辦的音樂會。在他的任期內，議會中的婦女比例由2%上升到5%。

1999年3月，哈塔米政府任命了一個專門委員會來負責國有企業私有化，這個委員會宣布，720個國有企業中只能保留128個，其余國企一律私有化，所有的經濟活動向私有部門開放。國家負責加強金融行業的監管，為開辦私人銀行創造條件。

他甚至就像那個被推翻的巴列維王朝一樣，一邊打擊傳統的巴扎商人，一邊招商引資。

伊朗國家石油公司 ( NIOC) 用招標和回購合同的形式，跟歐洲人簽訂了一系列開發協議。

內賈德的畫風是最復雜的。

一方面，革命衛隊少壯派出身的內賈德，在守舊方面比很多老教士有過之無不及。

他在擔任德黑蘭市長時，下令市政府辦公大樓的電梯必須男女分乘, 要求所有男性政府工作人員必須蓄須、穿長袖，把文化中心改為禱告室。

臭名昭著的道德警察就是內賈德時期創立的。

另一方面，內賈德推進私有化的力度也是最狠的。

從2005年到2010年，伊朗實現私有化的國有企業達到604個。當然這還不夠，根據內賈德時期的法律，伊朗的目標是將80％的國有機構進行私有化。

內賈德的補貼和分配力度也是最猛的。

私有化后收益的40％股份以極大的折扣分配給窮人，被稱為“公正股份”，優先發給窮人。大量補貼嚴重拖累了經濟發展。2005-2006年間，伊朗的石油收益增長了2/3，但經濟增長率僅為5%。

內賈德既跟頑固分子搶賽道，也跟激進改革分子和左派搶賽道。

他的目的，是以改革的形式讓革命衛隊獲益，搶奪對革命衛隊的控制權。以至于在他執政的后期，哈梅內伊隱約覺得革命衛隊有失控的勢頭，轉而支持自由派魯哈尼上臺。

內賈德（右下）

最近十幾年，再沒有硬核的改革人物。

魯哈尼屬于既有框架內的改革，繼續對內搞私有化，適度提高弱勢群體權利，對外修復西方關系，加大吸引外資的力度。

萊希是哈梅內伊的同鄉，同樣是做到中級教士霍賈特伊斯蘭，被最高領袖任命為司法總監，從此一路高升，幾乎被視為哈梅內伊的翻版，然后死于非命。

最近這任佩澤希齊揚，表面上得到哈塔米、魯哈尼這些曾經的自由派背書，實際上是相對最聽話的。

所以，真正的硬核人物只有拉夫桑賈尼-哈塔米-內賈德這3位。

盡管他們對外界和對文化的畫風各不相同，但在經濟改革上，尤其是私有化改革上，是一脈相承的。

他們都支持大企業的私有化，都積極引進外資，都直接間接打壓跟基層教士結盟的傳統的巴扎商人，都打擊頑固分子提倡的“伊斯蘭私有產權”，也可以說，都在或多或少地“巴列維化”。

被雙重干預擾亂的概念

為什么伊斯蘭革命以后，搞經濟改革的都或多或少走上類似巴列維王朝的模式，又觸發不同程度的對抗呢？

問題的源頭，在于“伊斯蘭教主張平等”和“伊斯蘭教保護私有產權”兩個經濟理念都要兼顧，結果，一根筋兩頭堵。

巴列維王朝為什么滅亡呢？

其實，這個王朝的理念并不落后，經濟干預一點也不少。

王朝曾經把森林、礦產、銀行和石油幾個重要經濟命脈都納入國有，但最賺錢，也最需要技術的石油開采，離不開外國支持，所以支持石油國有化的摩薩臺被罷免，轉而與英國-波斯石油公司簽訂利益對半分的合同，將51%的股權轉讓給英波公司。

以石油收益帶來的大量稅收為支撐，國家親自下場進行融資，引導民營企業發展，于是有了60-70年代私有汽車公司等一系列制造業的發展。

但在這波私有化浪潮中，國有經濟的干預變得更強大了。巴列維王朝吸引的外資，大量注入到國有企業。國家對工業進行投資的比例，從60年代的40%上升到70%，這是很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

一片景氣之中又伴隨著伊朗國家的盲目投資，舉債擴張經濟，最后碰上了1973年石油危機，國際油價猛漲，王朝崩盤。

在農村，巴列維王朝針對大地主和不在村的地主進行土地贖買，再分給有租佃權的農民，通過重構這部分地主和佃農的關系，讓他們合作搞農村企業。

但伊朗有1/3農民連租佃權都沒有，他們要么被排除在改革之外，要么國家直接接管土地再進行分配，無佃農民根本分享不到農村產業的收益。

此外，現代貿易強大的流動性和政府的干預，威脅到巴扎商人的利益。

在中亞和伊朗，巴扎指代進行商品交易的集市。在上千年的時間里，清真寺、學校、主干街道、廣場等公共場所，往往是圍繞在巴扎周圍形成的。

每個巴扎都包含大量工種不同的行會，他們各自聚集起來，共同定價、制定做工標準和貿易規則，以行會為單元共同繳稅，共同參加禮拜，共同籌款修建宗教學校，讓子女接受宗教學校的教育，甚至與基層的教士進行家庭聯姻。

這種空間距離的接近，使巴扎商人和清真寺的關系非常緊密。

伊朗國家資本的介入和現代民企帶來的市場競爭，加大了傳統社區的流動性。無形中，破壞著巴扎-清真寺綁定的空間結構和生活方式。

那些已經有能力走出這個結構賺錢的上層巴扎，或者不太需要社區巴扎上貢的上層烏萊瑪，自然會比較開明，同意跟國王合作，獲得政府下發的特許權。

于是，巴列維王朝同時得罪了底層農民，傳統社區的小商人和基層教士，階級壓迫就成為了這個王朝滅亡的常見敘事原因。

哪怕它的經濟政策已經非常進步了，但只要它是以王室為名義進行國家干預，只要它與外國資本合作，而國家資本和外國資本又在沖擊傳統共同體，那么，王室肯定被視為所有社會不平等的源頭，招致越來越多人的仇恨。

這就是為什么對于伊斯蘭共和國來說，伊斯蘭平等原則是必須的，因為事關伊斯蘭革命的合法性所在。

然而，從實際利益來說，“伊斯蘭教保護私有財產”對基層的巴扎-清真寺共同體來說更為重要。

因為無論國家還是外資都會沖擊他們的共同體，所以，他們訴求獨立于國家的發展。

基層的小商人和教士在一些行為上，與西方右翼是很近似的。

在伊斯蘭共和國初期，伊朗農村曾經建立過大概1.5萬個伊斯蘭團體，以加大土地分配的力度，追求徹底的平等化。地主們宣稱改革違背了伊斯蘭的神圣律法，得到宗教團體支持，最后土地分配不了了之。

教士們反對工人成立獨立的勞工團體，取消了工人罷工的權利。

庫姆神學院的阿亞圖拉們不僅反對國家向他們的私有財產征稅，而且反過來質問政府，為什么不加大對國有企業的稅收？

然而，這些人本質上又不是西方右翼。

他們忠于的是他們的共同體本身，而不是自由市場，而且，他們的共同體一直在阻攔市場規則的運作。

拉夫桑賈尼1991年成立了巴扎休整會，專門打擊巴扎商人投機倒把。政府曾經試圖統一匯率，使市場交易更加透明化。然而，不管政府什么時候或是以什么匯率把外匯注入市場，巴扎商人都可以在上層基金會的支持下，以更高的價格收購再出口。拉夫桑賈尼的顧問，中央銀行主席努巴克沙博士說，政府曾投放了大量金幣穩定黃金價格，仍不能控制黃金價格的飆升，巴扎商人買下了所有金幣，并以高出銀行定價的80％重新在市場上出售。

這些巴扎-清真寺共同體對于個體的干預是極為徹底的。

他們一邊對抗國家對他們的干預，一邊轉頭就對普通人收天課，讓信徒將年收入的1/5作為伍一稅上交給清真寺，作為當年收入的“凈化”。在干預市場這方面，下層的巴扎行會繞開市場制定價格，上層的原教旨的伊斯蘭基金會，直接搶到民營企業。

我們也可以更骨感地認為，巴扎商人和教士們所謂保護私有財產的口號，只是把產權保護的概念落到共同體層面，而并沒有真正下沉到個體。

不能惠及到個體的共同體本質上是耍流氓的。他們與其說是在捍衛某種神圣的概念，不如說是利益所得者為了單純的抱團制造的話術。

伊斯蘭共和國的頑固分子為什么一邊強調私有權，一邊反對西化改革，就在于他們不希望真正的私有產權概念引入競爭規則，挑戰他們的既得利益。

那些立足于個人或者自由組合而形成，遵守市場交易原則的現代企業，既受制于國家的物價干預，又被抱團的巴扎共同體敵視，處于雙重干預之下，于是，在經過這么多輪私有化改革以后，今天我們看到的伊朗，民營經濟依然十分薄弱。

在伊朗的GDP結構里，國有企業占30%，革命衛隊占了差不多50%，剩下的才是私有企業。真正的民企是很難接觸到賺錢行業的。

革命衛隊為何這么強大

首先在于民企沒有發展起來。

比起巴列維王朝，口口聲聲主張保護共同體產權的伊斯蘭政權對于貨幣和宏觀經濟的干預，顯得更為徹底。

伊朗長期執行貨幣匯率高估的經濟政策。

里亞爾是20世紀80年代被高估最嚴重的貨幣之一，1989年伊朗貨幣的匯率高估達到153%。

對于沒有政策或盤外手段扶持的民企，匯率高估帶來的傷害不言而喻。無論是地毯、皮革、蜜棗這類伊朗傳統特產，還是沒完全被伊斯蘭革命摧毀的制造業，都因為匯率過高導致虛高的價格，影響了出口。

伊朗為什么要堅持這種虛高的匯率呢？

因為，匯率高估意味著本國貨幣與國際貨幣的差距減少。

這樣一來，進口商品的價格就會相對降低。

而且，匯率高估增加國內市場對美元的需求。

這時候，那些持有官方許可證的人可以通過明面上的匯率，以相對較少的本國貨幣，兌換較多的美元，再從事國際進口。

這些許可證只發放給那些與實權者有密切聯系的利益群體。

那些利益群體，就是革命衛隊的產業。

所以，匯率高估實際上就是人為制造不同的交易規則，專門給革命衛隊開后門獲利的。

根據伊朗議會私有化委員會的報告，2006-2010年間，伊朗國有企業轉移了價值700億美元的資產，但其中僅有13.5% 的股份流向了私有領域，其余皆流入了半官方領域和機構。

據估計，其中46%落入革命衛隊控制的社會保障投資公司和伊朗投資公司。

革命衛隊旗下最大的戈爾博公司，涉足領域涵蓋工業、民用建筑、礦產、金融、電信和農業，放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早該被反壟斷組織盯上了。

合法的干得，不合法的更干得。

根據多年以前的報道，革命衛隊控制了伊朗南部60個邊界通道，接管了除石油以外起碼57%的進口貿易和30%的出口貿易，根據改革派毛拉卡魯比的指責，能查到的違禁品貿易，起碼有60%與革命衛隊相關。與配備大中型船只為主的國防軍相比，革命衛隊掌握了大量快艇，就差把“合法走私”寫在臉上了。

除此以外，革命衛隊還在國內大搞非競標合同，與民企奪食，在境外用空殼公司從事非法貿易等等，諸如此類盤外招，不勝枚舉。

現在，我們應該知道，為什么伊朗進行私有化改革30多年，民營企業仍然如此弱勢。

但是，正因為這樣玩，這個政權才活得下去。

按照霍梅尼時期的玩法，這個國家的經濟早就崩潰了。

霍梅尼以伊斯蘭教條為依據，要求反對浪費，限制消費，反對高利貸，主張無息貸款。

政府對農作物進行高額度補貼，棉花和甜菜方面，80%的保險費由政府承擔，通過補貼來壓低農作物價格。

過度補貼極大阻礙了經濟改革，生活成本實際上隱藏在補貼導致的通脹里面，而補貼，更像是一種躲避責任的行為藝術。

1977-1996年，伊朗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1/3，按人均計算下降50％，即使根據官方的保守統計，也下降了20％。

匯率高估導致伊朗工業一直萎縮。雖然號稱有著中東世界體系最為齊全的制造業，其實能自主生產進行出口的，多數是軍工產品，而且是很廉價的無人機。

如果你問最近伊朗在抵抗美國以色列打擊時，為什么如此無力，與其替那些吃得盆滿缽滿的革命衛隊甩鍋給國防軍，倒不如想想，伊朗工業有多久沒干正事了。

這么久以來，一直支撐這個國家經濟的，除了革命衛隊從事的大宗走私，就是石油和天然氣。

為了最大可能利用石油的價值，伊斯蘭政權一樣與外資共享石油利益。

伊朗西南部胡齊斯坦省的亞達瓦蘭油田，外資控股超過70%。到了魯哈尼時期，石油行業取消外國資本的招募上限，而且開采的許可期限大為延長。

不知道禮薩.巴列維先帝看到當代伊朗這遍地的基金會和外資賺得如此滋潤的油田，會不會被氣活過來？

巴列維國王

神棍政權能活到現在的原因

既然巴列維王朝干過的事，伊斯蘭政權也干了，為什么能一直活到現在呢？

因為革命衛隊本身就是伊斯蘭政權存活的關鍵。

當然，并不是因為他們保衛了最高宗教領袖。

根據伊朗憲法規定，最高領袖直接控制著革命衛隊高層軍官的任免權。所以很多人認為，革命衛隊本來就是最高領袖的所有物。

其實，革命衛隊更接近于一個用來瓜分派系利益的大帳篷。

革命衛隊在組建初期，本來就是反巴列維各派武裝改編而成，這里面包括巴扎爾甘領導的自由運動，也包括左翼的費達伊運動。

這支軍隊的起步資金，是沒收外國和王室財產建立起的基金會。伊斯蘭政權以一些比較正當的名義，授權給革命衛隊掌握這些基金會。

例如摩斯塔贊凡基金會，就以幫助兩伊戰爭退伍老兵的名義成立。

另外，還有“軍事化的伊斯蘭基金會”、“被壓迫者基金會”和“殉道者基金會”，都掛著各種看起來為國盡忠的名義。

此外，還有一些制度上的傾斜。

與國防軍相比，伊朗革命衛隊除了號稱2000萬人的民兵組織“巴斯基”，海陸空三軍的編制大約只有國防軍的1/3-2/3，所占的國防預算卻是國防軍的2倍有多。很難說，這里面有多少預算真的投入在軍事方面。

如果你問一旦發生內部沖突，革命衛隊應不應該聽宗教領袖發號施令？

按條文上來說，應該是的。

然而實際上來說，更可能分裂成一個個不那么聽從命令的小派系。

拉夫桑賈尼就出身革命衛隊，正是在他任內開了綠燈，革命衛隊才得以涉足經濟領域。又因為他的改革重新開始“巴列維”，既有國家干預又招商引資，觸及了傳統商人和教士，所以才有所謂的革命衛隊與拉夫桑賈尼家族的對立。

內賈德更是與革命衛隊直接綁定利益的總統。在他的第一個任期，有6名內閣成員就出身于革命衛隊。他為什么私有化力度這么狠，因為給到革命衛隊的利益也最多。

于是，革命衛隊第一次出現了跟宗教領袖對抗的可能，而內賈德比神棍更神棍的做法，又堵住了指責的聲音。

以至于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哈梅內伊開始跟自由派合作，勒令革命衛隊關閉銀行。

無論拉夫桑賈尼還是內賈德，當他們離開革命衛隊后，都會帶去一些同僚進入政府，然后或多或少變得“開明”起來，與他們的宗教產生對抗。然后，革命衛隊的后輩們，又以效忠最高領袖的名義，反對那些已經在政府出仕的前輩們。

如果哈梅內伊真的對革命衛隊擁有絕對的掌控力，又何必在各級部隊都派去毛拉和領袖代表？

所以，革命衛隊與其說是一支可以被絕對控制的軍隊，更不如說是一群派系的利益共生體。

哈梅內伊家族控制著Setad基金會和Bonyards基金會，這兩個基金會都是革命衛隊的大金主。

革命衛隊自己的基金會被軍官們分食。

拉夫桑賈尼家族雖然明面上與宗教勢力產生對立，實際上也控制了什葉派最大的伊瑪目禮薩基金會。

反過來說，革命衛隊雖然黑，伊朗人也都知道他們既腐敗又犯罪，但確實沒有像巴列維王朝那樣，招致所有人的仇恨。

作為伊朗私有化的產物，革命衛隊就是用來給國有企業擦屁股，給實力派分蛋糕，給有能力分蛋糕的人越過規則牟利的。

雖然革命衛隊的大方向也推動了伊朗經濟走向對外，最后也會加快傳統的巴扎社區瓦解，但是那些人不可能會像對抗王權和西方人那樣，能找到具體的靶子。

那些淪為派系利益妥協代價的底層，我們不指望能聽到他們的聲音。

為什么容許反抗

我們會隔三差五看到伊朗國內爆發抗議，甚至能認識到，他們的年輕人、知識分子和相當一部分體面人，相當開明而世俗。

這些情況與道德警察動輒抓捕毆打女人和伊朗傳統家庭死氣沉沉的氣氛，似乎大相徑庭。

因為伊朗的權力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的，它無法用一個籠統的說法去總結。

如果你說這個國家整體態度已經比過去開明，所以對于反抗和非主流的聲音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制度只是個幌子，改革只是時間問題，那就大錯特錯了。

如果伊斯蘭政權對這些現象真的聽之任之，至少不會出現一任總統比一任更反西方的情況。

因為凡是走向正常化的社會，經濟都會出現明顯的增量，隨后才是制度的松動。

伊朗經濟并沒有出現真正的增量，石油只是在給伊斯蘭政權續命。

哈梅內伊和頑固的教士們也從來沒有放松的態度，反而愈發加緊。

在霍梅尼的時代，每次議會選舉都有一些參選人未能通過憲監會的資格審查，比例大概在20%以下。到1992年，這個數字上升為34%。

在最開明的哈塔米時期，2000年舉行第六屆議會選舉，憲監會迫于壓力，未能通過審查的比例下降為10%，是伊朗議會選舉歷史上的最低值。

然而，沒過多久，一名憲監會成員對此深感悔恨，希望得到安拉的寬恕。

更不要說近年來議會、憲監會的審查資格越來越嚴厲，開明派越來越少。

問題在于，伊朗是一個朝小野大的國家，任何一個執政派別，都不可能統合所有聲音，也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利益。

在伊朗政壇，主張摘頭巾的是改革派，訴求少數民族利益的俾路支人是改革派，既反對摘頭巾也反對國家干預的庫姆神學家也是改革派。

執政者不可能反對所有改革派，不然他就是下一個巴列維。

體制里永遠有人不滿意，所以永遠有人要求改革，如果改革不能使另一部分人滿意，那就再換人。

這是一個湊合著過的政權，如果它是那個太開明太進步所以不得不太反動的巴列維，它會死得更快。

但是容許這些改革派的聲音，只能說明民間的異議無法消滅，不代表整個體制對異議的態度轉為包容。

既然無法直接動用國家機器滅絕，那些道德警察和暴力分子，就改為以打草谷的形式，繞開法律，直接迫害自由派和婦女。

政府上午在德黑蘭街頭豎起貝克漢姆頭像的廣告牌，內賈德下午就命人把廣告牌用黑頭巾蒙了起來。

也不要對那些態度較為開明的體制政客持太大的溫情敬意。

無論是拉夫桑賈尼還是哈塔米，他們都認為教法治國是原則。

甚至00年代民眾為了學校教育自由化和提高婦女權利，自發抗議的“綠色運動”，其目的也是“為了讓伊斯蘭教更好地治理這個國家”。

也只有近年，伊朗的抗議才深入到本質

你可能會覺得這只是啟蒙還不夠，其實不然，他們很多人對社會開化的重要性心知肚明。

2003年，伊斯蘭議會23個議員和250名知識分子分別向哈梅內伊發表公開信，支持政教分離，使伊朗成為一個“普通的”共和國，總統和議會只向人民負責，而非最高宗教領袖。

內賈德自己對《頭巾法》的吹毛求疵心知肚明，“人們認為回歸革命價值觀僅僅是關于戴不戴頭巾的問題, 這個國家的真正問題是就業和住房,不是怎么穿戴的問題。”

還有一個知名度稍低的人物，前德黑蘭市長，現任的議長卡巴利夫，出身于革命衛隊空軍，在哈塔米時期曾因為改革被逮捕，他還反對限制民眾使用衛星天線接觸外界信息，現在也成了保守派的主要人物。

教法治國的本質是什么

教法不同于一般的國家法律。

它不具備世俗法律對應的權責，更多時候，是躲在世俗法律后面作惡。

道德警察作惡之后，政府可以說，這機構不歸司法部門管，甚至可以說不歸搞教法的人管。他們可以在需要作惡的時候就出來，在需要消失的時候就消失。

教法往往是作為伊朗國家的指導意識存在的。

伊朗的教法也不同于阿富汗的塔利班。

伊朗不會把沙利亞法的每條細則，用條條框框把吃飯睡覺上廁所的細節都管起來。

《頭巾法》確實更像某種政治符號。

2025年伊朗自行取締的這個法律時候，社會也沒有變得更松動。

教法怎么干預，往往取決于具體的人和事。

伊朗主流的十二伊瑪目什葉派認為，自從伊瑪目（領袖）“隱遁”以后，穆智臺希德（什葉派教士中最高級的阿亞圖拉、大阿亞圖拉、最高效法源泉）就是伊瑪目的代理人，有資格就教法問題進行解釋，甚至“創制”。

穆智臺希德以下的“烏萊瑪”（伊斯蘭教長）對穆斯林社會的日常生活也具有廣泛的指導作用。如果說最高效仿源泉代理的是伊瑪目，那么烏萊瑪在基層同樣起著讓世俗社會效仿的作用。

這是一個理性詮釋占據重要作用的宗教模式。

理論上，烏萊瑪可以思想封閉，也可以很開明。

拉夫桑賈尼的政府將教法治國解釋為一種很建制的理念，禁止極端分子妄意揣測人民是否虔誠，禁止他們以保護民族傳統和宗教理念為理由傳播迷信。

這是伊朗社會至今能有那么多自由派存在的原因。

但是，這種理性，也是教法治國如此根深蒂固的原因。

他們不是真的反理性，而是對理性過于自信。

伊朗的教士們認為對宗教的理性解釋，可以干預到社會的具體矛盾，可以協調三權之間的沖突。更可怕的是，當初那些支持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反巴列維同盟，也沒有十分反對這種宗教理性，很多人認為，教法治國也可以做到政教分離。

他們搞了一大堆委員會進行仲裁。

有些進步派媒體將伊朗形容為民主程度僅次于土耳其的中東國家。

事實是，這種基于宗教學者建立起來的議事制度，與世俗的議會制度存在極大的差異。

宗教議事制度，往往取決于參加者的理念共識，教士們在履行所謂的“伊斯蘭民主”時，具有一定的隨意性。

他們在內部議事時，存在過度的意見表達，停留在不斷的爭論和抬杠。而在對外時，又經常以少數人的理性代表多數人。

這時候表決出來的結果，往往像是為了得出一個能負起集體責任，甚至是便于推卸責任的結論，而去進行議論。

真正在世俗社會建立起來的議會，無不是在民主制度到來以前，就綁定了社會利益的博弈和妥協，體現社會演化的痕跡。所以，為什么代議制往往比直接民主牢固。

此前互聯網曾經盛行過一種觀點，將伊朗今天的苦難都歸咎于“阿塞拜疆教士集團”這個互聯網發明的概念，然后將阿塞拜疆這個伊朗的少數民族視為伊朗的“滿清”。

確實，哈梅內伊就是阿塞拜疆人，你能發現革命衛隊很多高層和高級教士也是阿塞拜疆人。

率先在伊朗確立什葉派優勢，把阿拉伯世界的烏萊瑪體系引入伊朗的，也是阿塞拜疆人創立的薩法維王朝。

但是，薩法維王朝是非常波斯化的，這個王朝推行的薩德爾烏萊瑪制度也是非常體制化的。

帝國時代2的薩法維王朝開國戰役

近代的阿塞拜疆世俗分子就更多了。

20世紀初，伊朗的阿塞拜疆民主黨是當時左翼運動的骨干。

哪怕到了伊斯蘭革命以后，許多阿塞拜疆人出身的阿亞圖拉也反對政教合一。

乃至于今天，阿塞拜疆地區的大不里士依然不乏改革派。

如果非要以革命衛隊里阿塞拜疆人的比例多為理由的話，倒不如說，因為阿塞拜疆人足夠聰明，足夠勇武。

在一個罪惡的體系里足夠優秀，本身就是助紂為虐。

路在哪里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伊朗制度，其實是推卸責任和隨意分配權力的集合。

它并不十分集權，但極其地專制。

它松散而頑強。

但我仍然認為，伊朗這個國家是會變好的。

不在于它的體制看起來有多少漏洞，在于不合時宜的事物終究會被這個世界淘汰。

在革命衛隊瘋狂走私的同時，伊朗人同樣可以在黑市里以較低的價格購買衛星天線。

于是，伊朗民間的衛星天線持有量非常大。

所以，為什么同樣是教法治國，伊朗民眾的思想和視野要比隔壁的阿富汗開放得多。

2022年，庫爾德女大學生阿米尼因為“佩戴頭巾不規范”，被道德警察逮捕，最后毆打致死。此事激起全伊朗的抗議，當年世界杯上，伊朗足球隊拒唱國歌。

伊斯蘭革命至今，還沒有哪段時間，像最近3年那樣，爆發了那么多抗議，其矛頭直接指向他們之前很少提及的伊斯蘭教本身。

在這樣的抗議下，神棍們才不得不取消強制佩戴頭巾的惡法。

現在，哈梅內伊已經死了。

雖然說，沒有哈梅內伊，還會有其他人坐上他的位置作惡，但既然是他坐在“效法源泉”這個位置，他就應該承擔起罵名。

更何況，很多具體的惡行就體現著他的意志。

哈梅內伊先以教士身份出任世俗官僚，再以世俗身份“倒插門”回去統領宗教，把世俗權力的玩法用在宗教場合，用來碾壓那群經院里當書呆子的老神棍，又以宗教領袖的超然身份去干預世俗權力。

政教權力在他這里，被攪成了分不開的漿糊。

上行下效，也難怪基層烏萊瑪和巴扎商人的觀念如此頑固。

很多國家都經歷過政教不分的階段。

像伊朗這樣，不同權力反復穿插、反復干預的情況，是很少的。

早在中世紀，基督教世界就出現了以習慣判例和條文邏輯為依據的普通法，普通法是法律去意識形態的開端，也可以是世俗和宗教權力互相分離的重要分水嶺。

可怕的不是曾經封閉，可怕的是一直在封閉的路上往復。

一些人認為，哈梅內伊至少是神棍集團里面的守序人，甚至不惜將簡中世界已經用爛的“溫和派”也加在他頭上。

像哈梅內伊那樣，僅僅靠對外表現出那么一點點看上去穩健的姿態，僅僅是惡人偶爾不那么兇惡，也能稱為溫和嗎？

伊朗已經處在失序狀態幾十年了，這個國家之所以還有那么多有開明的人，是因為這個國家的社會足夠強韌。如果不是，伊朗早就跟阿富汗一樣了。

真正還在維持這個國家最后秩序的，是它的最大公約數，而不是神棍集團里那個代言人。

真正的政治家，應該對社會的最大公約數負責，真正的溫和派，也應該對社會的最大公約數溫和。

我們不是食尸鬼，沒必要去認同必須要有一個巫妖王去統領天災軍團。

如果你覺得惡人需要惡人的救世主，那你是不是潛意識默認了自己就是惡人？

我們不去評價美國以色列的做法。

最起碼，哈梅內伊這個人，是死不足惜的。

如果你要拿伊拉克作為反例的話，至少戰后的伊拉克也沒有比伊朗或阿富汗更混亂。

甚至于，為什么內賈德這種強硬派會在伊朗崛起，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伊拉克出現了西斯塔尼，導致伊朗應激產生了抵制改革和外部影響的“新霍梅尼主義”。

根據這位伊拉克大阿亞圖拉的觀點，伊斯蘭教應該支持擴大公民的參政權利和政治的多元化，應該以民主選舉和立法程序確立公民權利。

也可以說，就算伊朗不能現在就取消教法治國，至少應該保留一種西斯塔尼那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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