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發動武裝起義，汪精衛成為最大輸家？

1927年12月16日，上海的天空陰郁沉悶。在一處戒備森嚴的寓所內，蔣介石剛剛放下電話，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揚，感覺又回到了人生巔峰。

南京衛戍司令部已奉他之命秘密監視汪派分子，昔日不可一世的“黨國領袖”汪精衛，蔣介石政治上最大的對手，此刻正被逼入墻角，不得不簽署下野出國的聲明。對蔣介石的寶座覬覦已久、并成功逼蔣下野的新桂系，又不得不蟄伏于他的座下。

這一局，蔣介石雖未親臨會場，卻已贏了全場。

他斜倚在沙發上，看著窗外飛逝的冬景，幾個月前心中那股“凄風苦雨”下野時的憋屈，終于化作此刻的志得意滿。

他不僅把總司令的印信拿回來，更要把那些“背叛”過他的人，一個個收拾干凈！

一個巨大的歷史謎題也隨之浮現：

為什么共產黨人發動的武裝起義，最終卻成了蔣介石重返權力巔峰的墊腳石？汪精衛卻成為最大輸家？

在這盤寧、漢、粵、桂四方勢力錯綜復雜的棋局中，汪精衛、新桂系、李濟深，為何都成了蔣介石手中隨意擺布的棋子？

甚至連一心打倒蔣介石的中國共產黨，也成為蔣介石權力游戲中的一環？

這一切，還要從幾個月前南昌城頭的第一聲槍響說起……

一、葉劍英的“神操作”

1927年8月1日爆發的南昌起義，打響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反抗的第一槍。然而由于勢單力孤，8月5日，南昌起義軍主力按計劃撤離南昌，南下廣州。8月7日，張發奎即率第四軍剩余部隊開進南昌城。

張發奎奉汪精衛急令“清黨”“清共”，并發表宣言稱，“共產分子為三民主義蹂躪者，須徹底討伐”。

張發奎感覺自己被共產黨耍的團團轉，心里怒不可遏，而且也需要向汪精衛表明自己絕不通共，因此下手特別狠辣。僅8月11日當天，被捕的“共黨”即達200余名以上，南昌工會副會長在洗馬池大街被當眾“斬決”。由于監獄人滿為患，國民黨當局下令“將關不下的殺，無論已決未決的統統處決，決不手軟”。這一命令導致大量被捕群眾未經審判即被集體殺害，具體數字未見完整統計，但規模可觀。

就在張發奎帶隊在南昌城大殺特殺，制造白色恐怖氛圍之際，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改編的教導團2000多人，并不知道起義主力已經轉移，他們從武漢乘船東下，準備趕往南昌，加入起義隊伍。

船一到達九江，就被張發奎的部隊繳械扣留，并被隔離審問，如果他們參加起義的意圖一旦暴露，等待他們的將是“清共屠殺”。

幸好，時任第四軍參謀長的葉劍英正在九江，他大筆一揮，將這支隊伍收編為國民革命軍第４軍的軍官教導團，并由自己親任團長。

其他軍官一看，這是張發奎面前的紅人啊，也不好說什么，就由他去了。于是，就在張發奎大肆清共之際，在張發奎的眼皮底下，葉劍英手里，掌握了一支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的兩千人的精英力量！

幾個月后，這支力量會給張發奎帶來莫大的“驚喜”！

張發奎怒火發泄差不多了，接下來召開軍事會議，研究如何對付南下的起義軍。

他最初的想法是全力“討伐”。如果計劃實施，起義軍將面臨腹背受敵的危險局面，能不能堅持到上井岡山都是未知之數。

關鍵時刻，又是葉劍英力挽狂瀾。

葉劍英以參謀長身份向張發奎進言，分析了國民黨內寧、漢、粵各派系矛盾，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既然張發奎已經投靠了汪精衛，那么真正的敵人并非中共，而是廣東的李濟深等軍閥。

葉劍英最后給出建議：不如佯裝追擊，實則保存實力，讓南下的起義軍去與廣東的李濟深部廝殺，待其兩敗俱傷時，再以“討逆”為名進軍廣東，一舉奪取李濟深等人的地盤。

二、四方博弈的棋盤

這里需要補充一下當時錯綜復雜的國內形勢。

原本國民革命軍以兩廣（粵系，新桂系）為基地，發動北伐討伐國內各個軍閥，實現國家統一。共產黨在各地發動工農暴動配合北伐，北伐軍所到之處望風披靡，這就是蔣介石所說的“勃勃生機萬物競發的境界”。

結果北伐剛到一半，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變”，屠殺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隨后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以“清黨反共”為旗號，自稱“正統”；聯合江浙財閥與英美勢力，主張武力“北伐”統一。

汪精衛在武漢原為“左派”中心，但他接下來發動“七一五事變”，對共產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分共后仍以“黨統”自居，主張“討蔣”與“繼續北伐”。

武漢指責蔣介石“背叛革命”“軍事獨裁”，南京則攻擊汪精衛“容共”“危害黨國”。雙方均自稱代表國民黨中央，互相稱對方為偽政府，互發通緝令（南京通緝汪精衛，武漢通緝蔣介石）。

留在廣東的新桂系軍閥李濟深，表面服從南京，暗中與武漢聯絡，試圖利用寧漢矛盾，保持桂粵地區的自主。

當時武漢政府的軍事布局如下：

東線：以唐生智第一方面軍為主力，沿長江向東推進，威脅南京。

南線：張發奎第二方面軍駐九江、南昌一帶，既可東進配合唐部，也可南下廣東。

北線：與馮玉祥聯合，防范奉系軍閥南下。

南昌起義的消息傳到廬山，汪精衛“又氣又怒，臉色鐵青，許久講不出一句話來”。他之所以如此失態，是因為南昌起義精準地擊中了他最脆弱的命門——財政與軍權。

當時，武漢國民政府已因經濟崩潰而瀕臨破產，近二十萬軍隊發不出軍餉。汪精衛的救命稻草，是策劃一場“東征討蔣”，命令唐生智與張發奎兩部順長江東下，奪取蔣介石控制的富庶的江浙地區，以解燃眉之急。

然而，南昌起義的主力正是來自張發奎第二方面軍的賀龍、葉挺部。這支精銳的“出走”，等于瞬間抽走了汪精衛東征計劃中最關鍵的一股軍事力量，使其討蔣的拳頭還沒揮出，就先自斷一臂。

8月5日，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上做專題報告，痛斥共產黨，并公開承認自己此前對共產黨“疏于防范”。他隨即下令：撤去賀龍、葉挺職務，按“謀叛律”治罪，并嚴令張發奎、唐生智等部全力追剿起義軍，“捉一個殺一個”。

這標志著武漢國民政府徹底放棄了和平分共的幻想，轉而與南京蔣介石政府在“武力清共”上達成一致。國共合作的最后一塊遮羞布被徹底撕下，第一次國共合作以最慘烈的方式宣告終結。

三、寧漢相爭，新桂系得利！

對于張發奎來說，南昌起義固然讓他實力受損，但是卻讓他有了“正當的借口”，不聽汪精衛的命令去東征，而是南下討粵。

葉劍英的“驅虎吞狼”之計，正中張發奎的下懷，因此他高聲稱“妙”，采納了葉劍英的“貼心建議”。于是，他僅派小股部隊象征性尾隨起義軍，親率主力第四軍與起義軍平行南下，基本“互不侵犯”。

葉劍英的巧計，為起義軍南下初期減輕了軍事壓力，保留了革命火種。

張發奎高舉“剿共”大旗，率部轉向廣東，實際上則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真實目的是謀取李濟深的地盤。

在張發奎離開南昌大本營的時間，局勢又發生了重大變化：

蔣介石、汪精衛先后下野了！

蔣介石的下野，是因為在徐州遭遇人生重大滑鐵盧。

徐州這地方，多少有點跟老蔣八字不合。

蔣介石：以后見到徐州要繞著走

四一二事變之后，蔣介石繼續率部北伐，這是南京政府合法性的基礎。然而在徐州，蔣介石親率的部隊被軍閥孫傳芳擊敗，損兵折將。

這場敗仗，不僅讓南京門戶洞開，更讓蔣介石的軍事威信一落千丈。

一直對蔣獨攬大權不滿的新桂系，看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看到蔣介石吃了敗仗，汪精衛立刻精神振奮，表示要抓緊東征，打倒蔣介石這個獨裁分子。在南京的高層會議上，當蔣介石要求白崇禧調兵與武漢方面作戰時，一向以“小諸葛”著稱的白崇禧竟公然抗命，冷冷地表示“總司令太辛苦了，是應當休息休息”。

李宗仁當然跟白崇禧站在一頭，這點蔣介石毫不意外，但被老蔣視作嫡系的何應欽，老蔣拼命對他使眼色，意思是老何趕緊跳出來挽留啊，老何楞是裝做沒看見，低頭玩手指一言不發，蔣介石終于感受到什么叫透心涼云飛揚了。

白崇禧：江山輪流做，今天到我家！

蔣介石很快從錯愕中清醒過來，并想明白其中的關節：

自己的嫡系部隊多在北方前線，南京城防已掌握在新桂系手中，周圍都是新桂系的人，怎么斗？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識時務者為俊杰”，老何已經識時務了，老蔣要是再不懂得體面，非要新桂系的人幫他體面，那場面就太不好看了。

這件事也給老蔣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課：

只有嫡系，才是跟自己一條心，所謂“友軍”，可能隨時背后捅刀。

這就是為什么后來老蔣把遠近親疏看得那么重，中央軍，地方軍，雜牌軍涇渭分明，中央軍又分嫡系非嫡系，國軍形成“友軍有難，不動如山”的傳統的由來。

1927年8月13日，蔣介石發表“辭職下野”通電，黯然返回浙江奉化老家，不久后，東渡日本謀求日本人的支持。

蔣介石以退為進，等待卷土重來的時機。

蔣介石一走，武漢方面“討蔣”的口號頓時失去了目標。但權力的真空必須填補。9月11日至13日，一場決定國民黨未來走向的秘密會議，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寧路）的一所洋房內舉行。

與會者是國民黨各派的高層：

寧方（南京）代表：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實際主導者），以及元老譚延闿、孫科等。

漢方（武漢）代表：汪精衛、顧孟余等。

滬方（上海西山會議派）代表：鄒魯、謝持、林森等國民黨老右派。

汪精衛本以為，這是推動“寧漢合流”，自己榮登大統前必須走動的過場，沒想到成了針對自己的“鴻門宴”！

其中的關鍵就是西山會議派的態度。

汪精衛自恃擁有“黨統”，最大的短板是手中沒有嫡系兵權，唐生智、張發奎嚴格來說都是他的盟友，而不是忠于他的嫡系。沒想到在這次會議上，資歷比他更老的西山會議派一致支持新桂系。

這幫國民黨老人早在1925年就因堅決反共，而被廣州國民黨中央開除，長期在上海另立中央。此刻，他們成了新桂系急需的“政治招牌”——擁有“黨統”光環，卻無兵無地，是完美的傀儡盟友。談判桌上，新桂系與西山會議派聯手，主導了議程。

國民黨元老張靜江、蔡元培等人，對3月在武漢召開的三中全會提出質疑，西山會議派更是否認三中全會的合法性。而汪的權力正是在三中全會上得到的，否認三中全會即是否認汪所代表的“黨權”的合法性。

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徹底剝奪汪精衛的“正統”名分，將黨權、政權、軍權全部收歸新成立的“中央特別委員會”。

汪精衛雖百般掙扎，但手中無兵，唐生智又態度曖昧，最終在各方壓力下，被迫同意“自動下野”。

1927年9月16日，“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在南京正式成立。這個機構被賦予至高無上的權力，代行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并改組了國民政府與軍事委員會。

從表面人事安排看，這是一個“大團結”的班子：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等都被列為委員或常委，但這些人都為到場，不過是幌子罷了。

真正的權力核心，牢牢掌握在新桂系手中。軍事委員會主席團由白崇禧、何應欽等人組成，李宗仁、白崇禧更是特委會和軍委會的雙料委員。西山會議派則獲得了大量黨政職位，作為政治交換。

汪精衛、蔣介石心心念念的“寧漢合流”確實實現了，但是他倆也雙雙下野了，真是好一對苦命鴛鴦。

新桂系通過聯合在野的西山會議派，并拉攏武漢部分政客，成功地將蔣介石、汪精衛這兩位最大的政治對手一并趕下臺，實現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李宗仁：老蔣有事，就是我老李的機會！

但是新桂系也沒有笑太久，因為廣州又出大事了。

三、廣州張黃事變

被排擠出權力中心的汪精衛，憤而離開上海，前往武漢策動唐生智起兵“護黨”，反對特委會，引發了寧漢戰爭。

同時，他秘密聯絡張發奎，指示其率部南下廣東，另立中央，以圖東山再起。他的算盤是：利用張發奎趕走親南京的李濟深，控制廣東，以此為資本，再與蔣介石或其他勢力談判，重返權力巔峰。

蔣介石遠在日本，卻密切關注國內動向。他樂見汪精衛與桂系廝殺，并暗中與汪派保持聯系，等汪、張與桂系斗得兩敗俱傷，自己便能以“調解者”的身份，成為各方不得不接受的共同領袖，順勢復出。

廣東省主席李濟深是廣西人，與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三巨頭”關系密切，向有“半個桂系”之稱。張發奎則是李濟深老部下，雖然“四一二”時宣布脫離，但該部能征善戰，李也有意重新收入麾下，對其入粵表示歡迎，并派人攜款前往迎接。

為了配合汪“鳩占鵲巢”的行動，蔣介石自日本返回上海，宣布將于11月間在上海召開國民黨四中全會的預備會，以“籌備二屆四中全會”為名，電邀李濟深與汪精衛一起北上“共商黨事”，實為調虎離山，便于張發奎部下手。汪精衛接到電報心領神會，熱情邀李濟深同赴上海。李濟深雖疑，但礙于“中央會議”的名頭，只得在11月16日乘船離粵。

李濟深：你們幾個合起來算計我一個是吧，不講武德！

李濟深前腳剛走，張發奎后腳就搞偷襲！

李濟深離開廣州當晚，應李濟深之召，從廣西趕來負責廣州防務的桂系將領黃紹竑的住所即被張部所屬黃琪翔、薛岳的軍隊包圍，黃紹竑雖繞幸逃脫，但在粵桂軍均被繳械。

次日晨，廣州街頭貼滿了“歡送李濟深”“擁護汪精衛”“打倒桂系”的標語，張發奎也從香港趕至廣州，并以廣州政治分會名義發號施令，控制了整個廣州城，這就是“廣州張黃事變”（張發奎、黃琪翔）。

李濟深到了上海，才知道老家被偷，急電新桂系巨頭黃紹竑，以及部將陳濟棠、徐景唐等人，組織東、西兩路大軍，從廣西和粵東向廣州夾擊，意圖武力奪回地盤。同時向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呈請，要求下令討伐張發奎、黃琪翔。因當時寧漢戰爭正在繼續，白、李無暇顧及對廣東用兵，于是只得行政治和輿論攻勢。

在武力征討的同時，張黃與新桂系爆發了大規模的輿論戰。

張黃二人攻擊黃紹竑入粵，是企圖將張黃二人之部隊繳械，張黃政變實為自衛。李濟深則聲稱黃紹竑所部乃合法入粵，張黃二人兵變實乃軍閥行徑。

各地報紙頭版，天天都是連篇累牘地報道雙方的口水仗，其戲劇性程度堪比美國和伊朗圍繞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的輿論戰，吃瓜群眾天天圍觀政治連續劇。

在輿論場鬧得沸沸揚揚的同時， 1927年12月3日至10日，在上海舉行之國民黨四中全會預備會上，新桂系、李濟琛與汪精衛又展開了一場線下真人PK。

李濟深控訴，張發奎一介武夫沒有那個腦子，張黃事件背后肯定都是滿肚子壞水的汪精衛搞得鬼，他們咬住“張黃事變”不放，要求必須先追究汪精衛唆使張發奎發動政變、破壞團結的責任，然后才能討論開全會的事。這等

于要將汪精衛的政治生命“審判”出局。

汪精衛陷入困境。他的武力支柱張發奎正與李濟深血戰，勝負未卜；在政治會議上他成為眾矢之的，孤立無援。

蔣介石則以中立調停的身份出場，聲稱事變責任問題可以“容后解決”，當務之急是黨內保持團結 。這看似為汪解圍，實則是為了阻止會議被李濟深和 桂系主導，為自己登場鋪路。

在軍事和政治的雙重絕境下，汪精衛為了轉移焦點、打破圍攻，突然拋出了一枚“政治毒丸”——他提議請蔣介石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這一招極為高明：對李濟深和桂系而言，他們最恨的是汪精衛和張發奎，蔣介石與汪也不對付，秉持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原則，蔣復職至少能壓制汪派，符合他們當前的利益。

對黨內各派而言，在吵得不可開交、無人能服眾的情況下，請回一個“強勢領袖”成了唯一能打破僵局的選項。

于是，在各派心照不宣的妥協下，蔣介石的復職之路就此鋪平。1928年1月，他正式宣告復職。

老蔣成為廣州張黃事變的最大贏家，驚不驚喜，意不意外？

憋不住笑的蔣介石

在蔣介石上臺這件事上，汪精衛可謂為老蔣“兩肋插刀”，

但蔣介石翻臉比翻書還快，回過頭來就插汪精衛兩刀！

四、廣州起義把汪精衛逼到墻角

張發奎因葉劍英的“驅虎吞狼”之計成功，對后者更加信任，給予他更大的軍權。除了葉手里已經有的以共產黨骨干為主的軍官教導團，又把廣州衛戍部隊交給他指揮。張發奎本人則抽調主力出城迎戰黃紹竑等部，廣州城內只剩不到7000兵力。

趁著廣州兵力空虛之際，以葉劍英手里掌握的這些軍隊為骨干，他與張太雷、葉挺共同策劃了廣州起義，并于12月11日正式發動。

也許有人要問，葉挺不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嗎，怎么又跑到廣州發動起義了？

葉挺：要說搞起義，我是專業的！

南昌起義之后，葉挺率部一路血戰，經瑞金、會昌，于9月抵達潮汕地區。然后陷入了以李濟深為首，融合了蔣介石嫡系（錢大鈞）、新桂系勢力（黃紹竑）和地方粵軍（陳濟棠）的混合兵團的圍剿。起義軍主力在湯坑、流沙等地接連受挫，部隊潰散，起義最終失敗。

周恩來因為連日來身心嚴重透支，免疫力下降，染上了嚴重痢疾，命懸一線。在危急關頭，葉挺等人護送病中的周恩來轉移至香港治病。他自己則暫時避居澳門，每日潛心閱讀報刊，時刻關注著時局的風云變幻。

他透過報紙，敏銳地察覺到廣州正醞釀著巨變：工農運動高漲，張發奎與李濟深之間的矛盾日趨白熱化。一個念頭在他心中愈發清晰：重返戰場的機會，或許就在廣州。

1927年11月26日，中共廣東省委正式決定在廣州舉行武裝起義。由于葉挺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和在軍隊中的崇高威望，省委早已內定由他擔任這次起義的軍事總指揮（后稱工農紅軍總司令）。

出于安全考慮（葉挺是蔣介石重金通緝的要犯），組織上決定讓他晚些時候再潛入廣州。直到12月10日晚（起義前夜），葉挺才接到命令，火速從香港秘密趕回廣州。他沒有片刻休息，立即投入戰斗。

當晚，在教導團駐地四標營，葉挺參加了起義誓師大會。當張太雷講話后，軍事總指揮葉挺的現身，以他那北伐名將的赫赫威名和鏗鏘有力的動員，讓全體起義將士士氣大振。三顆信號彈劃破夜空，廣州起義的槍聲于12月11日凌晨打響。

當時，張發奎正做著美夢，夢里他剛把李濟深趕出廣東，正坐在廣州綏靖公署的大椅上接受各方祝賀。突然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吵醒。副官接起電話，通訊兵顫抖的聲音傳來：“總、總指揮，廣州……廣州出事了！城里到處都是紅旗，教導團反了，公安局也丟了！”

張發奎一把奪過話筒，還沒聽兩句，臉上的橫肉便劇烈抽搐起來。他怎么也沒想到，自己把主力都拉出去打李濟深，后院竟會起火。

他猛地掛斷電話，仰天長嘯：

“天亡我也！又被葉挺那小子給偷家了！”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教導團反了？難道……還有葉劍英？！”

回想幾個月來發生的一切，他終于明白了。

那個被他視作心腹、被他贊為“難得人才”的葉劍英，居然是共產黨埋伏在他身邊的暗樁，竟然一直在背后給他挖坑！

什么“驅虎吞狼”，什么“保存實力”，全是騙局！

從南昌開始，自己就像個傻子一樣，被葉劍英耍得團團轉，自己帶兵出來打桂系，還讓葉劍英來鎮守廣州！

一股腥甜猛然涌上喉頭，張發奎急火攻心，一口老血直噴而出，濺紅了面前的軍事地圖，正好覆蓋了那個讓他愛恨交織的“廣州”二字。

“葉劍英……你壞我大事……”

他癱坐在椅子上，臉色慘白。如果奪不回不回廣州，他一切都完了。

以蔣介石的政治嗅覺，他立即意識到，廣州起義正是用來清除異己，鞏固權力的大好時機。

張發奎是汪精衛在軍事上最核心的盟友，盡管汪精衛早已“分共”，但起義證明，其陣營內部仍被共產黨深度滲透，南昌起義可以說是意外，現在的廣州起義又怎么說？

這給了蔣介石反汪最有力的口實：汪精衛“清共不力”、“包藏禍心”，甚至“縱容共黨暴動”。在“反共”已成為國民黨內政治正確的背景下，這個罪名足以摧毀汪的政治生命，汪則百口莫辯，越描越黑。

蔣介石迅速放下與新桂系、李濟深的舊怨，主動與他們結盟。因為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濟深（粵系軍閥）都是“張黃事變”的直接受害者，對汪精衛、張發奎恨之入骨。?蔣介石以“共同反共”為旗號，將他們的仇恨引導到汪精衛身上，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圍攻聯盟。

12月16日，蔣介石下令上海衛戍司令部秘密監視汪派分子，并且電告黃琪翔，要求其辭職。隨后又親自勸告汪精衛下野出國，相當于政治上將汪“賜死”。汪精衛不得已，當天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

汪精衛不僅輸掉了廣東的地盤，更輸掉了全部的政治資本，從此在國民黨核心權力圈中一蹶不振。而蔣介石，則兵不血刃地掃清了復出道路上最大的障礙，志得意滿地重掌權柄。

《通向遵義之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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