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是做過企業的人，從國企到自己創辦企業，所有的酸甜苦辣，一樣都沒落下，一一次經歷。
如果我要問：現如今在這個社會上，干得最難、最焦慮的是哪一個群體？很多人會想當然地站在自己的立場，說自己所處的這個群體最難。但讓我公平客觀地說，是民營企業家這個群體最難、最焦慮。
為什么這么說呢？不應該是那些背著房貸車貸、收入入不敷出的“牛馬”最難嗎？是的，這個群體確實也難。但和企業家相比，他們起碼還有幾項優勢：大不了躺平，房屋折價處理，消費降級，混日子即可。
可企業家不行。他不是一個人，而是身后有一群人，一個行業都得靠他支撐。如果有貸款——很少有做企業不貸款的——那就是全家和親戚朋友的信譽都壓在他身上。你倒了，那就是一群人倒了。你企業偌大的資產，你不能說不干就不干，再難你也得扛著。就如同驢拉車上山，到半山腰上，你拉不動了，也不可能松勁——你一松勁就是車毀人亡。所以你得拼死硬扛，跪著也得爬上去。一個企業，若干相關供應商，許多跟你打拼的兄弟，以及擔保貸款的親朋好友，所以你就是被捆綁住了。在挨打，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
再說營商環境。當下，雖然三令五申不得歧視民營企業，可社會上這一種思潮已悄然形成，對民營企業就是不能公平對待。他們的處境之難，騰挪的空間之窄，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
不但如此，隨著整個經濟環境的下行，大多數企業的生存邏輯已變。之前在蓬勃向上的發展期，只要你膽子夠大，拼命加杠桿、擴大產能，就能越干越大，只要東西生產出來就不怕沒人買。可現在已經變成產能過剩、消費不足。企業家們的思維還停留在大擴張，還沒有醒過來，還在用過去的猛沖猛打、大縱深、大穿插、大殲滅的思路來搞企業。遇到稍微硬一點的骨頭，自己的軟肋便暴露無遺。由于常年來只追求速度和產能，忽視質量和服務，很多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其實非常弱。企業規模看似擴大了幾十倍上百倍，但負債率也高得嚇人，一旦遇到風險便無力抵擋，于是資金鏈斷裂便勢所難免，偌大的商業帝國也隨之轟然倒塌。
不要說廣大的中小企業了，這幾年倒掉的那些巨無霸，哪個不是富可敵國？遠的不說，就說近期爆雷的萬科、蘇寧，你說他們沒有錢嗎？太有錢了。可所有的錢都放在了擴張上，遇到困難便左支右絀，如同一個泥足巨人，經不得震動。我可以說，目前國內絕大多數企業遇到的問題，其實都是同一個問題。
而那些內功練得不錯的企業就很好嗎？其實也不是。大家可以去看看企業家這個群體，他們的工作強度之大，是任何一個群體都難以比擬的。996真的成了他們的“福報”。他們常年無休，甚至春節也是如此。員工放假，他們放不了。以廠為家，是所有企業家的標準動作。因為企業是和他們的身家綁定在一起的——有廠則有他，無廠他也從此墜入深淵。有限責任公司？好像是承擔有限責任，可如果真的遇到債務危機，他們哪一個是承擔的有限責任？都是和身家無限綁定。所以你也輸不起，于是只好沒日沒夜地拼命，希望有朝一日把企業做大做強，用強大來對沖風險。
在這樣的生存狀態下，勞累變成了常態。張雪峰的猝死，其實也代表了企業家們的過勞和無奈。
這里面又引出了企業家們的治理難題。我們的企業大都是一代、二代，都還處于初創企業的階段，因此在治理上仍然是“打天下”的模式——就是靠創業者自己的能力和人格魅力來管理企業，企業的一切都圍著一個人展開。如果一旦離開這個強人，企業管理即刻陷入一種崩塌式的分崩離析模式。也就是說，絕大多數企業的治理模式還非常原始，并不具有現代企業的治理方式，脫離某一個特定的人就不存在，內部運作的機制遠遠沒有形成一種可復制、可傳承的良好模式。換將如換刀。在中國的知名企業中，能做到良好治理的，掰起手來都能數過來的幾個：華為、阿里、聯想等等，別的仍然是靠創業者個人。所以，如何把企業傳下去，也成了廣大企業家亟待解決的難題。
你看，說了這么多，不過就是三個問題：企業如何活下去？如何活得好、不拼命？以及如何傳下去？ 這三步，都是企業家要經歷的、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取經路上的妖魔鬼怪。有一個問題解決不好，那就萬劫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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