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罷工突然剎車，分錢戰爭尚未結束

作者：關珺冉

編輯：漆菲

一場或造成“100萬億韓元損失”的史上最大規模罷工，被踩下剎車。

當地時間5月20日深夜11點，距離三星電子工會啟動總罷工僅剩不到一小時，韓國雇傭勞動部長金榮訓對外宣布：“勞資雙方達成暫定協議，總罷工暫緩。”

5月20日，京畿道水原市的京畿雇傭勞動廳，三星電子勞資雙方就2026年薪資與獎金達成暫定協議。（圖源：韓聯社）

就在幾小時前，談判還一度宣告破裂。工會要求，將半導體部門營業利潤的15%直接作為績效獎金來源，并取消獎金上限。資方則堅持要維持現有制度框架，拒絕將高額獎金“制度化”。直到最后時刻，工會與三星管理層仍在拉鋸。

最終，雙方停在了“10.5%”。根據暫定協議，三星電子半導體部門未來將以經營成果的10.5%作為特別績效獎金財源，績效獎金以公司股票形式發放，并取消發放比例上限。不過，三星電子工會成員仍需對暫定協議進行投票，這場危機因此尚未完全解除。

韓國總統府對此發聲明稱，“感謝雙方為了國家和國民作出的大局性決定”。總統李在明表示：“工會為了爭取利益而努力是好事，但也應適度”，“投資者冒風險投資企業，有權分享營業利潤的主體是投資者和股東”。

然而，真正震動韓國社會的，并非這場罷工。從績效獎金到營業利潤分配，三星內部、韓國政府、股東與工會之間，一場圍繞AI時代利潤分配的沖突，被徹底攤開。

AI紅利讓三星開始內斗

今年3月初，三星電子的勞資雙方在韓國中央勞動委員會發起的第二次調解會議上已經談崩。中央勞動委員會是韓國負責協調勞資關系的官方機構。很多大型企業勞資談判破裂后，都會由其出面調解。對韓國工會來說，這也是罷工前必須經過的一道程序。只有當調解失敗，工會才會正式進入合法罷工階段。

此次談判的最大爭議在于，績效獎金應按何種標準發放，以及這一分配機制是否應被“制度化”。三星電子工會主張，廢除現行相當于年薪50%的績效獎金（OPI）上限，將“發放相當于營業利潤15%的績效獎金”及“廢除績效獎金上限”制度化。

5月15日，三星電子DS部門社長團訪問平澤工廠，與工會領導層面談。（圖源：韓聯社）

按照市場估算，三星電子今年的營業利潤約300萬億韓元，15%意味著約45萬億韓元（1韓元約等于0.045元人民幣），折合到半導體部門，獎金規模高達人均約5.8億韓元。

資方的立場則是，保留現有OPI制度框架，當半導體部門營業利潤超過200萬億韓元時，在OPI之外額外追加相當于營業利潤9%至10%的獎金。資方也反對工會提出的制度化訴求，認為這可能引發包括削弱未來投資余力的多種副作用。

中央勞動委員會則提出折中方案：在現有OPI之外，如果三星電子實現銷售額與營業利潤“雙第一”，則額外發放相當于營業利潤12%的特別獎勵。按今年預測計算，人均約5.1億韓元。

從法律上看，工會爭取更高報酬并無問題。但隨著三星員工以罷工爭取高額績效獎金，越來越多人質疑：這究竟是在爭取勞動權，還是在爭奪“大企業利潤”？韓國民調機構Real Meter發布的調查顯示，近七成受訪者認為此次罷工屬于“過度要求”。

即便在勞動界內部，質疑聲也不少。一位工會代表坦言，工會本質上是代表勞動者經濟利益的組織，但韓國勞動運動并不只停留在企業內部利益訴求，而是在與“企業圍墻之外的勞動者”的團結中發展起來的。而三星電子工會最受批評的一點，恰恰是只顧“自己人”。

韓國勞動市民研究所所長金鐘振（音）直言，三星電子的超額利潤不只是正式員工創造的，“外包、非正式員工以及合作企業勞動者，也共同參與創造利潤”。他直言：“現在看不到對這些人的考慮，這也是其受到批評的原因。”

三星電子工會內部也出現裂痕。以半導體業務為主的DS（設備解決方案）部門工會成員，成為此次罷工的核心推動力量。而負責手機、家電等終端硬件業務的DX（設備體驗）部門，則出現反對聲音。

短短一個月內，約4000名DX部門成員申請退出工會。他們質疑工會“只代表半導體員工的利益”，也有人不滿工會會費上漲，表示“干脆把交給工會的會費轉作訴訟費用”。

于是，一場原本針對資方的勞資戰爭，演變為三星不同部門之間的內斗。DS部門的員工在內部通訊軟件的簡介中加入“罷工”字樣，DX部門的員工則針鋒相對地寫上“反對DS罷工”。

三星電子平澤工廠附近，反對工會集會的人士正在讀決議書。（圖源：韓聯社）

韓國明知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禹錫鎮（音）分析，工會的力量是“團結與正當性”，“如果像現在這樣提出不同部門之間差別發放（績效獎金）的要求，內部遲早出現分裂”。像現代汽車、現代重工業等韓國制造業企業的工會，近年來已將外包、非正式員工的利益一并納入談判，而三星電子工會至今未走出“企業圍墻”。

首爾科學技術大學教授鄭興俊（音）指出，三星供應鏈內部存在約3.5萬名間接雇傭勞動者，但幾乎沒有關于他們如何共享利益的討論。“如果工會把職業病、產業災害以及外包勞動者權益等問題一起納入訴求，社會反應會完全不同。”鄭興俊說，三星電子資方的責任同樣不應被忽視。“該企業長期享受稅收減免、研發支持等制度優惠。如果獲得額外收益，也應討論與之相稱的社會責任。”

李在镕罕見公開道歉

按照三星電子工會的說法，原定于5月21日至6月7日舉行的總罷工計劃暫時擱置，并將就2026年薪資與獎金達成的暫定協議進行投票。

投票將于5月22日下午2時至27日上午10時進行，為期六天。若參加投票的工會成員中超過半數投下贊成票，暫定協議將正式通過，總罷工危機有望徹底解除。若贊成票未能過半，暫定協議將被否決，勞資雙方不得不重回談判桌。

真正刺痛工會的，不只是數字本身，還有“比較”的結果。

近兩年，SK海力士成為韓國半導體行業最強勢的“逆襲者”，如今市值逼近萬億美元大關。其在AI核心產品HBM（高帶寬存儲器）領域已是市場龍頭，也是英偉達AI加速器主要供應商。可以說，SK海力士在業績、股價與市場評價上實現了對三星電子的全面反超。

而在2025年，SK海力士取消了績效獎金上限，并將營業利潤的10%直接作為獎金來源，這刺痛了不少三星員工。

4月23日，三星電子平澤工廠附近舉行的集會上，工會成員高喊斗爭口號。（圖源：韓聯社）

4月23日，約4萬名工會成員在三星電子平澤工廠前舉行集會。大家高喊“廢除上限、落實執行”“實現透明化”等口號。工會委員長崔承浩（音）在發言中主張：“連續4個月誠實地參與談判，最終什么都沒得到”，“我們站在這里，是為了改變三星電子錯誤的制度，也是為了改變大韓民國理工科的未來”。

一直以來，三星最核心的競爭力之一是能夠穩定掌控韓國最頂尖的理工科人才。但如今，當工會、部門、員工之間都開始重新計算利益，那個高度統一的“三星共同體”，正出現肉眼可見的裂縫。

最近幾個月，已有約200名三星員工跳槽至SK海力士等競爭企業。一名離職員工坦言，“原本想等待獎金談判結果，但雙方只是不斷消耗，最終決定離開。”

三星管理層則反復強調，如果取消上限，無法實現超額利潤目標的部門會產生“相對剝奪感”。而“制度化”三個字，對三星管理層來說也格外敏感。一旦形成長期固定規則，不僅未來的投資空間會受限，也可能改變三星高度彈性的經營模式。

為了緩和氣氛，三星管理層已經按照工會的要求，將資方首席談判代表由原來的副社長金亨路（音）更換為半導體部門人事部負責人呂明九（音）。工會方面也接受了資方請求，允許金亨路在不發言的情況下參加調解。

5月16日，三星電子會長李在镕更是罕見地公開向“全球客戶”道歉，并向工會喊話：“我們是一體，是一家人。”但這樣的表態恐難被工會接受。

5月16日，三星電子會長李在镕就最近的勞資糾紛表明立場，并鞠躬道歉。（圖源：NEWSIS）

為確保工廠運營，三星電子已向法院申請禁止非法爭議行為臨時處分，要求確保半導體核心設施正常運轉，防止晶圓受損及生產線被占據。與普通制造業不同，半導體工廠無法輕易“暫停再啟動”。在AI芯片競爭最激烈時期，這種風險尤其敏感。

三星電子發文稱：“半導體不同于其他產業，是工序必須24小時不間斷運轉的設備產業，因此絕不能發生罷工。如果無法遵守對客戶的承諾，就會徹底失去信任這一資產……我們將著眼于當前經濟形勢和大韓民國的長遠未來，集思廣益，匯聚智慧。”

目前，半導體出口額占韓國整體出口額的23%。汽車、智能手機、家電等韓國主要出口產品，都依賴半導體。一旦三星開啟罷工，韓國約80%的核心出口品類都將受到影響。

韓國《中央日報》評論稱，半導體企業即使處于虧損狀態，也必須持續投入巨額資本，才能在全球競爭中抓住機會。“三星電子與SK海力士正是‘像宿命一般默默穿越這樣的雷區’，才能成長為全球半導體中的強者。如果因為形勢大好而掉以輕心，就會像英特爾一樣，像日本一樣，一擊之下走向終結。”

李在明一度陷入兩難

這場罷工風波中，韓國政府難以袖手旁觀，一度想動用“緊急調整權”這張底牌。一旦啟動，工會30天內不得罷工，中央勞動委員會還可進入具有法律效力的強制仲裁程序。

在韓國勞資關系史上，“緊急調整”等同于國家直接介入。韓國國務總理金民錫對此發出警告，他表示，“如果出現因罷工可能給國民經濟造成巨大損害的情況，政府為了保護國民經濟，將不得不研究包括緊急調整權在內的一切可行應對手段。”

5月17日，韓國國務總理金民錫就三星電子罷工問題發表對國民談話，暗示啟動緊急調整權的可能性。（圖源：MBC新聞）

在韓國工會看來，“緊急調整權”本身帶有濃厚的“限制罷工”意味。

韓國目前有兩大全國性工會聯盟：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簡稱“民主勞總”）和韓國勞動組合總聯盟（簡稱“韓國勞總”）。它們在韓國勞工權益保護、薪資協商以及國家政策制定中扮演著核心角色。

韓國勞總批評稱，用力量壓制矛盾的方式，短期內看似有效，但最終會把勞資關系推向極端對立，“從而引發更大的社會矛盾”。民主勞總則警告，僅僅因為產業規模大、對國家經濟重要，就限制勞動者團體行動權，“勢必會成為事實上架空憲法勞動三權的危險先例”。

這種擔憂并非空穴來風。此前，緊急調整權共被行使過四次。最近一次是2005年，當時的盧武鉉政府對韓亞航空、大韓航空飛行員工會啟動緊急調整權，最終進入強制仲裁。勞動界將其定性為“勞動鎮壓”，甚至發起要求勞動部長下臺的運動。此后20年，韓國政府再未動用過這項權力。

如今，壓力落到李在明的身上。三星電子被視為韓國半導體產業核心。如果罷工持續，政府擔心的不只是生產線停擺，還有出口、股市以及全球供應鏈連鎖反應。但如果政府出手限制罷工，又可能激化勞政矛盾，甚至沖擊李在明試圖建立的“親勞動政府”形象。

這種猶豫也體現在政府最近的動作上。雇傭勞動部長金榮訓連續會見工會與三星經營層，希望促成妥協。中央勞動委員會委員長樸秀根更是親自主持調解。李在明政府最擔心的不是“誰輸誰贏”，而是罷工一旦走向失控，無論政府是否介入，都會付出代價。

半導體牽動韓國經濟

受到全球人工智能（AI）半導體熱潮及存儲芯片價格大漲的強勁提振，三星電子股價在過去一個月一路狂飆，一度逼近每股30萬韓元。對散戶而言，這不僅是一只股票，更是整個韓國股市的風向標。

一名30多歲的股民直言：“在‘水來了就該劃槳’的時候發生罷工，當然是利空。”他最擔心的是海外資金會撤離，“如果外國投資者把罷工視為風險并賣出，國內股東會受到很大沖擊”。

今年以來，三星電子股價已較年初上漲111%。而在工會宣布罷工計劃后，三星電子單日下跌8.61%，SK海力士也同步大跌。

隨著KOSPI突破7000點，韓國股東也更積極地介入企業經營。部分小股東團體公開將工會的行動定義為“非法罷工”，并警告說，如果三星電子接受“營業利潤15%用于績效獎金”的方案，將啟動法律行動。

5月20日下午，三星電子勞資雙方在雇傭勞動部京畿雇傭勞動廳重啟談判。（圖源：韓聯社）

眼下，員工、股東與企業之間，圍繞利潤分配的爭奪正在升級。對市場而言，真正敏感的不是一次短期波動，而是三星會不會在半導體景氣上行周期中“失速”。

元大證券研究員李在元（音）分析稱，與SK海力士相比，三星電子的當前估值折價接近歷史低點，近期股價差距“部分反映了罷工帶來的相關不確定性”。

部分散戶則把下跌視為新的“加倉機會”。有投資者說，“半導體周期并沒有結束，政府還有緊急調整權這個選項。”

國際評級機構惠譽認為，即便發生罷工，三星電子憑借財務結構和多元化業務，“短期內仍具備足夠的吸收能力”。但惠譽也提醒，市場真正關注的是罷工會不會長期化，以及是否會實際影響生產。“如果客戶交付周期受到沖擊，可能會對市場競爭力產生負面影響。”

對市場而言，真正敏感的不是一次短期波動，而是三星會不會在半導體景氣上行周期中“失速”。（圖源：《華爾街日報》）

今年以來，韓國經濟難得迎來樂觀預期。韓國開發研究院（KDI）將全年經濟增長率預測從1.9%上調至2.5%。韓國企劃財政部在最新發布的《最新經濟動向》（綠皮書）中表示，“第一季度增長勢頭大幅擴大，景氣復蘇趨勢正在持續。”

但問題在于，韓國對半導體的依賴已經到了無法承受“失速”的程度。韓國國家統計廳的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制造業生產比上一季度增長了3.0%，但如果剔除半導體，增長率僅剩0.2%。

韓國銀行的報告預測，如果三星電子工會罷工18天，或造成約30萬億韓元的損失，并使韓國今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下降約0.5個百分點。總理金民錫則警告，三星芯片生產線停工一日，最高或將造成1萬億韓元的經濟損失；若罷工導致晶圓報廢，整體經濟損失規模或飆升至100萬億韓元。

“如果罷工成為現實，對三星電子來說可能會是相當致命的打擊。”現代經濟研究院研究本部長朱元（音）坦言，“三星無法生產的份額，可能會被美國美光等其他存儲半導體企業拿走。”

韓國經濟產業研究院經濟研究室室長金光錫（音）也擔憂，如果客戶認為三星未來會頻繁出現罷工，那就有可能轉換供應商。“一旦生產和出口因此受阻，會給韓國經濟增長帶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

更何況，韓國經濟正面臨外部壓力。韓聯社分析稱，如果中東戰爭長期化導致物價上漲壓力增大，甚至引發加息可能性，內需景氣可能迅速降溫。“主要國家財政負擔導致的利率上升、金融市場不安以及新興市場資金流出等，也被認為是加大外部不確定性的因素。”

產業結構高度單一的背景下，三星的風險某種程度上也是韓國的國家風險。而圍繞AI時代利潤如何分配的爭奪，才剛剛開始。

（實習生朱佳儀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