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通城志載山谷文

作者：周斌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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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陽管不落（管不下，管不了），留下通城一只角。”

這句在江西省修水縣白嶺鎮(zhèn)民間口耳相傳的俗語，如一根纖細卻堅韌的絲線，牽引著通城與修水兩地交融的過往，也暗藏著通城立縣之初的歷史伏筆。它直白地道出了宋熙寧五年（1072年）之前，通城隸屬于崇陽縣時的尷尬處境——崇陽幅員遼闊，治理難以周全，地處西南一隅的通城，便成了那塊“管不著”的邊角之地。而這份“管不著”的背后，是通城百姓長期以來的不便與訴求，宋代文豪黃庭堅在文中將這份民情精準概括為“民病于隸崇陽”，寥寥數(shù)字，道盡了當時通城百姓的迫切期盼——另立新縣，直隸武昌府。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朝廷體察民情，于熙寧五年下旨，割崇陽西南三鄉(xiāng)，正式設(shè)立通城縣，歸鄂州直接管轄。自此，通城告別了依附崇陽的歷史，開啟了獨立建制的千年征程。截至今日，通城建縣已歷953載，相較于我們修水晚了272年——修水古為艾侯國、艾縣，文脈綿長，而通城雖起步稍晚，卻在一代代賢吏的耕耘下，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文教興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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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贛交界，山水相依。湖北省通城縣與江西省修水縣白嶺鎮(zhèn)、全豐鎮(zhèn)僅一山之隔，幕阜山脈的余脈蜿蜒相連，滋養(yǎng)著兩地同源的民俗與人文。兩地方言相通、習俗相近，百姓往來頻繁，通婚聯(lián)姻甚多。然而，當我們翻閱兩縣史志，卻發(fā)現(xiàn)一個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通城縣人氏在修水史志中留下的筆墨寥寥無幾，而通城縣志中，僅記載了一位修水人氏的文章，便是宋代“江西詩派”鼻祖、修水先賢黃庭堅所寫的《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這篇跨越千年的記文，不僅是兩縣文脈交融的見證，更承載著通城初建時期的教化初心，今日，我們便循著這段歷史，探尋這篇文章背后的故事，回望通城千年文脈的源頭。

通城建縣之初，百廢待興，亟需一位賢明能干的縣令奠定根基，而安徽六安人曹登，便成了這份歷史使命的承擔者——他是通城建縣后的第一任縣令，字子漸，以嚴謹勤政之名，被載入通城史冊。新縣初立，人心未穩(wěn)，基層治理混亂，曹登深知“民安則政興”，上任伊始，便將“安定民心、理順吏治”作為首要之事。他輕徭薄賦，安撫流民，厘清基層權(quán)責，短短數(shù)月，便讓動蕩的通城趨于安寧，流亡外地的百姓紛紛歸來，為新縣的發(fā)展筑牢了根基。

在政務步入正軌后，曹登并未止步于“安民生”，更著眼于“興文脈”。他深知，一個地方的長久興盛，離不開教化的滋養(yǎng)，而儒學便是滋養(yǎng)民心、凝聚民魂的根基。于是，他選址于山水向陽、風光清幽之地，親自督辦，修建孔廟、筑造學舍，正式創(chuàng)辦通城縣學——這是通城歷史上第一所官辦學校，曹登也因此成為通城文教的“開山第一人”。遺憾的是，學宮剛剛建成，各項教化舉措尚未全面推行，曹登便奉命離任，未能親眼見證通城文風昌盛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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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任后的曹登，仕途一路順遂，憑借其卓越的治政能力，于元祐九年（1094年）升任江南西路南安軍（今江西大余）知軍，元符三年至崇寧二年（1100—1103年），又出任廣南東路潮州知州（今廣東潮州）。在潮州任上，他勤政愛民，興利除弊，深受百姓愛戴，最終入祀潮州賢守祠，成為北宋時期聞名的地方良吏。雖未能在通城久留，但曹登播下的教化種子，卻在這片土地上悄悄生根發(fā)芽，為后世通城的文教興盛埋下了伏筆。

令人惋惜的是，曹登之后的幾任縣令，皆無他的遠見卓識，反而急功近利、貪墨懈怠。他們不顧百姓疾苦，一味向百姓放貸收息、攤派繁重徭役，甚至將克扣用工結(jié)余的錢財當作自己的政績，全然忘卻了為官初心。每年春秋丁日，朝廷規(guī)定需祭祀先圣孔子，這些官吏卻只是草草走個過場，禮畢即散，毫無敬畏之心。久而久之，通城陷入了政弛事廢、文教荒墮的困境，剛剛起步的縣學日漸蕭條，曹登的興學之志，險些被歲月淹沒。直到鄒余、吳履中相繼出任縣令，才重拾曹登的初心，接續(xù)他未竟的文教事業(yè)。黃庭堅在《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中特意感慨：即便曹公早去，其興學之功未墮，是通城文教之始——這既是對曹登的贊譽，也是對后續(xù)賢吏的期許。

在接續(xù)曹登事業(yè)的賢吏中，江西宜黃人鄒余，便是其中的關(guān)鍵一人。

鄒余，字損道，元豐年間進士，學識淵博，心懷蒼生，上任之時，見通城文教凋敝，心中甚為憂慮，立志重振縣學、教化民心。他深知，興學必先得賢師，于是四處尋訪，得知“艾城”有一位名喚戴輿的老者，年高德劭，精通經(jīng)學，學識淵博且品行端正，便備足書信與厚禮，親自派人前往聘請。關(guān)于戴輿的家鄉(xiāng)“艾城”，歷來頗有爭議，有說為修水縣渣津鎮(zhèn)龍崗坪——此地曾是古艾侯國、艾縣的治所，兩千年來皆為贛西北重鎮(zhèn)，文脈深厚；也有說為永修縣的艾城鎮(zhèn)，甚至另有其他說法，需進一步挖掘史料，方能考證其確切所在。

戴輿受邀而來后，以其深厚的學識和高尚的品行，很快贏得了通城士大夫與百姓的敬重，成為當?shù)厥咳说陌駱印｀u余見縣學講堂僅能供眾人聚集講學，卻無一處可供賢師安居休憩之地，便感慨道：“講堂適合眾人聚集講學，卻不適合日常安居休息。讓賢明的師長退居此處，和普通學子混住在一起，我擔心師長無法安心治學。”于是，他借助百姓的余力，在縣學旁修建了一座雅致的堂屋，取名“資深堂”——“資深”二字，既寓意著學識的深厚、教化的深遠，也寄托著鄒余對通城文教“深耕不輟、源遠流長”的期許。據(jù)史料記載，資深堂始建于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是通城最早的講學休憩之所，后經(jīng)重修，更名為“青陽書院”，延續(xù)著通城的教化文脈。

資深堂建成后，通城的文風悄然轉(zhuǎn)變。曾經(jīng)忙于耕作、目不識丁的百姓，紛紛放下農(nóng)具、拿起書本；曾經(jīng)游蕩無業(yè)、無所事事的青年，也告別閑散，前來縣學求學，求學之風日漸興盛。沒過多久，通城的民風也隨之改善，家中親人朝夕相處，皆懂得敬重長輩；鄉(xiāng)里鄰里往來，皆懂得尊老敬長；即便在喧囂的集市、廣闊的田野之間，人們見到身著儒衣的讀書人，都會恭敬肅立，不敢有絲毫怠慢。老人們看著這一切，無不感慨萬千，相互說道：“耗費我們的錢財成就子弟，辛勞我們的氣力安頓賢老，這都是教化的功勞啊！”這樸素的話語，道出了教化對人心的滋養(yǎng)，也印證了鄒余興學之舉的深遠意義。

鄒余離任后，接替他出任縣令的，是江西臨川人吳履中。吳履中與鄒余志同道合，同樣心懷百姓、重視教化，他施政以愛民為本，處理政務條理清晰，尤其注重培養(yǎng)讀書人。他上任后，迅速整頓刑獄訴訟，做到公正平和、賞罰分明，讓百姓得以安居樂業(yè)，但他卻謙遜地說：“這些事普通官吏也能做到，不足為道。”在他看來，真正的善政，是讓百姓明事理、有學識，是讓通城的文脈得以延續(xù)。

于是，吳履中效仿鄒余，再次備禮尋訪賢師，最終聘請了海昏人李亮采前來執(zhí)教。海昏是西漢古縣，隸屬于豫章郡，其管轄地域大致相當于北宋時期的建昌縣一帶，也就是今天的永修縣及周邊地區(qū)，這片土地自古以來便是文風昌盛之地，賢才輩出。李亮采便是這片土地上的賢才，他刻苦治學，品行高潔，一心等待朝廷舉薦，同時也致力于修身立德、感化他人。接到聘請后，李亮采欣然應允，吳履中便與他明確分工：“您主管教學教化，悉心培育學子；我負責地方政務，全力保障民生。”

此后，李亮采在縣學與資深堂中潛心執(zhí)教，以淵博的學識澆灌學子，以高尚的品行感染眾人，學子們無不敬愛他、追隨他。吳履中則在處理完公務后，常常來到資深堂中，與李亮采、學子們從容講學論道，或探討經(jīng)義，或暢談時政，或交流治學心得，終日勤勉不輟。他還親自督辦，修補縣學與資深堂的破損之處，完善教學器具，讓學子們能夠安心求學，讓賢師們能夠潛心講學治學。在吳履中的推動下，通城的文教事業(yè)愈發(fā)興盛，縣學之中人才濟濟，文風郁然，曹登的興學之志，終于在鄒余、吳履中的接續(xù)努力下，得以發(fā)揚光大。

鄒余在任時，便十分喜愛資深堂這片地方。每至晨昏夜晚，他常常與戴輿先生對坐堂中，煮茶論學，觀天上明月高懸、星漢燦爛，聽熏風穿過庭院，送來花香，心境澄澈而安寧。但他心中始終有一個遺憾——如此雅致的資深堂，如此有意義的教化之地，卻沒有一篇名人撰寫的記文來記述其始末、彰顯其價值，總顯得不夠完美。于是，鄒余提筆給遠在他鄉(xiāng)的黃庭堅寫信，言辭懇切地請求他為資深堂作記。彼時，黃庭堅身居要職，事務繁忙，接到書信后，雖有心應允，卻始終未能抽出時間動筆，此事一擱，便是數(shù)年。

鄒余離任后，吳履中接任縣令，他深知鄒余的遺憾，也深知資深堂對于通城文教的意義，于是再次提筆給黃庭堅寫信，重申了為資深堂作記的請求。這一次，黃庭堅終于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仔細閱讀了鄒余、吳履中兩位縣令的來信，以及他們附寄的關(guān)于通城縣、縣學及資深堂的詳細資料。他被兩位縣令接續(xù)興學、教化民心的赤誠所打動，也被通城百姓求學向善的熱忱所感染，于是在千里之外的任所，揮毫潑墨，寫下了《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這篇文章。

此處需稍作贅述，通城縣當時隸屬于鄂州，但此鄂州并非今日的鄂州市，而是北宋時期的一個大州，州署設(shè)在今武漢武昌地區(qū)，管轄范圍極為廣闊，包括江夏縣（今武漢市武昌區(qū)、洪山區(qū)、江夏區(qū)）、武昌縣（今湖北省鄂州市的鄂城區(qū)、華容區(qū)、梁子湖區(qū)）、嘉魚縣、蒲圻縣、咸寧縣（今咸寧市咸安區(qū)）、崇陽縣、通城縣等地，而長江對岸的漢口、漢陽，則歸漢陽軍管轄。黃庭堅在記文中冠以“鄂州”二字，正是遵循了當時的行政區(qū)劃，也為后世留下了珍貴的歷史佐證。

黃庭堅的這篇記文，并非簡單的景物描寫或事跡記述，而是以資深堂為載體，闡述了“教化為本”的理念，贊揚了曹登、鄒余、吳履中三任縣令興學重教的功績，也勉勵通城學子潛心治學、修身立德，追求“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的治學境界，字字珠璣，意蘊深遠，成為通城文教史上的不朽篇章。

時光流轉(zhuǎn)，歲月滄桑。隨著時代的變遷、歷史的更迭，曾經(jīng)的通城縣學與資深堂，早已在風雨侵蝕中化為塵埃，了無蹤跡。據(jù)通城縣志記載，資深堂在明代便已傾圮，未再復建，僅留下文字記載，供后人憑吊。但那些埋藏在歲月深處的故事，那些賢吏們興學重教的赤誠，那些通城百姓求學向善的熱忱，卻從未被遺忘。

通城建縣近千年，曹登、鄒余、吳履中三任賢吏接續(xù)興學的功績，和黃庭堅的千古墨香，早已一同載入通城縣志，鐫刻在通城的歷史長河之中。它們不僅是通城千年文脈的源頭，更是滋養(yǎng)通城后人的精神養(yǎng)分——激勵著一代又一代通城人，傳承先賢之志，深耕教化之路，努力拼搏、奮勇前行，在這片古老而富饒的土地上，續(xù)寫著地域文化的光輝篇章，讓千年文脈在新時代煥發(fā)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2026年5月18日

附：《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通城縣學宮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余損道之所作也。

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于隸崇陽，求專達于武昌。故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xiāng)為通城縣，以六安曹君登子漸為令。曹君為吏嚴，能知所先后。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足以鳩民，則致力于學宮。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爰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曹君去。

由是閱數(shù)令，方貸民出子錢，并役兼任，而藏其雇庸之奇以為最。歲上丁釋奠，府吏執(zhí)事趣如令則止。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病其邑子之不學，頗理曹君之緒，執(zhí)經(jīng)以待問，而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不遂隳墮，亦王君之力也。

鄒君始下車，聞艾城戴君輿耆艾有德而明經(jīng)術(shù)，以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堂者，利于群居而不利于燕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賢者之不安席也。”乃因民之余力而作斯堂。于是投耒耜而挾書，棄惰游而受業(yè)者日至焉。頃之，夙夜于其家者知貴老，出入于其鄉(xiāng)者知尚齒，于市于田，見儒衣者皆肅然。父老乃相與嘆曰：“毀我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而逸我耆老，蓋學之功耶！”

繼鄒君者，臨川吳君履中與權(quán)。吳君發(fā)政甚愛民，而論政先養(yǎng)士，其獄犴平矣，曰：“此俗吏之所能也。”于是復以書幣聘海昏李君亮采。李君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力學以待舉，修己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吳君公事退，則來燕于此堂，左經(jīng)右律，靡日不勤。凡宮室不能風雨，器用不可薦羞，皆彌縫補苴使無憾。于是通城之學，可以責士之不來，而士得師友，并興于學矣。夫性者，民所自有也，彼其怙富滅德，放貧為濫，強有力者嚚，柔良者不立，豈獨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今自曹君以來，有勸學之心，而猶待四人，然后其政行，善政之難也如此夫。

昔者鄒君甚愛斯堂，嘗以書抵京師，求予記之。會予不暇，及是吳君為之請焉。予謂鄒君者，名斯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

淺聞寡見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于道，故學者皆得一而暖暖姝姝。彼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常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挈楹計工，述其襟帶溪山之觀，則非兩令之屬予者，故不書。

【作者簡介】

周斌，1962年6月出生，江西修水人。江西書院研究會會員、東華理工大學修水創(chuàng)新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顧問。作品散見有關(guān)平臺及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