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拆墻”記：一道校門隔開的是什么？

5月13日，武漢大學做了一件本該稀松平常但引發輿論高度關注的事：取消社會公眾進校預約。人們只需刷身份證，就可以從珞珈門、弘毅門步行入校，工作日和節假日都不例外。

一所大學讓人進去了，這居然成了新聞。點贊之余，我心里一直在想一個問題：為什么“開門”竟成了需要勇氣的事？

從2023年7月“全面預約”，到2024年9月“周末免預約”，再到如今“全面免預約”，武大花了將近三年，走完了一條從關閉到敞開的回歸之路。這條路本來不需要走，走了總比不走強。但更值得追問的是：當一所百年學府僅僅是恢復常態就贏得一片喝彩，我們離真正的大學精神，到底還有多遠？

校門口那道閘機拆掉了。但那是容易的部分。真正難拆的，是橫在大學與社會之間、管理者與公眾之間，甚至大學自己心里的那道“墻”。

拆門容易拆“墻”難

武大這次開放，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它是在爭議中做出的決定。

近兩年這所百年名校過得不太平，負面輿情此起彼伏，一些應對方式也飽受關注。在這樣的壓力下，校方沒有選擇“惹不起就躲”——沒有陷入“一有爭議就收緊、一遇壓力就封閉”的條件反射。這份定力，值得尊敬。

澎湃新聞評論說得好：“真正的名校氣度，不需用‘高墻大門’設防，而在于頂住干擾、守護初心、斯文不墜，敢于堅持做正確、有益的事。”武大用行動證明，開放不是對輿論的妥協，而是對大學本分的堅守。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這么想。

那些仍在觀望和抗拒的高校，表面上的理由很一致：安全壓力、秩序維護、管理成本。這些擔憂并非沒有道理。武大開放后確實出現了周末食堂爆滿、游客爬樹拍照、自媒體蹭流量等現象。但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會不會亂”，而在于“愿不愿管”。同濟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早已開放，并未出現類似問題。區別不在于流量大小，而在于管理能力的高低。

更深層的問題藏在另一則新聞里。

就在武大宣布取消預約的同一天，內蒙古一家媒體進入內蒙古農業大學采訪。隨機詢問的5名學生，全部反對校門常開，理由包括“校外人員搶占校內資源”“擾亂秩序”“治安隱患”。這些學生很可能是在疫情期間入學的，從未經歷過真正開放的校園。他們天然地認為，封閉才是常態，開放反而是風險。

這才是最讓人憂心的地方。當一代大學生把圍墻當作理所當然，大學就已經在失去它的靈魂。物理的圍墻可以一夜拆除，心理的圍墻卻需要一代人才能消解。而那些選擇繼續觀望的高校管理者們，當他們用“保護學生”的名義緊閉校門時，其實是在固化這道心理圍墻，讓更多的年輕人習慣封閉、恐懼開放、拒絕與社會的真實互動。

新華每日電訊的一篇評論曾直言不諱地指出，部分高校緊鎖校門背后，是一種“懶政”慣性的現實表現。封閉式管理最省事，一關了之、一堵了之，不需要精細化管理，不需要承擔任何風險。管理者既缺乏主動探索的動力，也畏懼創新可能帶來的責任，索性選擇最簡單的“一刀切”。

但這不是我們期待大學該有的樣子。如果一個社會最應該培養獨立思考、開放包容精神的地方，自己卻選擇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解決問題，你讓走出校門的學生如何去面對一個遠比校園復雜得多的真實世界？

公立大學，誰之“公器”？

這個問題，本不該有爭議。

我國絕大多數高校是公立大學，由國家和地方財政提供辦學經費。大學里的山水草木、圖書典籍、學術氛圍、人文氣息，本質上都是公共資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第三十二條寫得明明白白：“國家鼓勵和支持機關、學校、企業事業單位的文化體育設施向公眾開放。”

但現實是，這道法律條文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束之高閣。

2020年疫情發生后，入校預約登記制從應急措施擴展為全國標配。跟進者不僅有清華、北大等重點院校，也包括大量地方院校。這些措施在疫情期間無可厚非，問題在于疫情結束后沒有及時取消，反而異化為常態化制度。

一場公共衛生危機，被一些管理者當作了收緊校門的契機。等風浪過去，他們卻不愿意把權力交還給公眾了。

不過，變化正在發生。2024年以來，一批高校先后取消了預約入校制度。北京林業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上海的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紛紛放松限制。武大宣布取消預約后，武漢多所高校迅速跟進：華中師范大學拆除了校門的灰藍色閘機，市民自由出入；華中科技大學、武漢理工大學等高校也允許公眾登記后直接入校。

清華原博導鄭毓煌做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花了一個多月，跑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35所高校，回來發了一份“校門開放程度排行榜”。A檔——不用預約、刷身份證就能進的有22所，里面有武大、上海交大等7所985和10所211。他走了三十多所學校下來，“差不多一半已經允許公眾不預約就能進”。高校的校門，確實在松動。

但另一組數字就沒那么樂觀了。北大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馬亮的調查說，到2023年底，只有46.26%的“雙一流”高校發布了面向社會的開放政策，真正落實的也只有52.38%。也就是說，將近一半的“雙一流”還在對公眾關門。鄭毓煌還發現，有些普通二本院校封得比名校還嚴實，“名校在開放，普通院校反而更封閉”，這個反差挺諷刺。

那些仍在關門的高校，真正的顧慮無外乎三個：安全責任誰擔？教學秩序如何保障？管理成本誰出？

一位高校保衛處負責人曾對媒體表示：“校園不是公共場所，學校對校內人員的安全負有責任。一旦發生安全事故，這個責任誰來承擔？”這種擔憂背后，是把“安全”等同于“封閉”的思維慣性。仿佛只要把人關在外面，就不會出事。但實際上，安全的核心不在于“擋”，而在于“管”。北京外國語大學的例子就很有說服力：東校區刷身份證進入，西校區連身份證都不需要，教學秩序井然，至今未發生任何安全事件。這證明開放與安全并非天然對立。

說到底，安全責任的問題，是一個“有限責任”還是“無限責任”的問題。大學生基本都是成年人，具備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如果擔心“校外人員入校違法犯罪”，那么大學生在校外的馬路上、餐廳里、廣場上活動，安全是否也要由校方兜底？校園開放之后，校方完全可以將安全責任與屬地警方共擔，出現重大案件交由警方處理，小的糾紛沖突由保衛部協調解決，這才是權責對等的治理思路。

一道門，隔開的是什么？

比起安全與管理的技術性問題，校門長期緊閉帶來的最大損失，或許是我們看不見的那一種。

鄭毓煌在清華大學擔任博士生導師時，課堂上曾經有一個來自北京林業大學的旁聽生。這個學生表現優秀，被鄭毓煌邀請加入研究生組會，后來保送至清華讀研，畢業后又由他推薦到香港中文大學讀博深造。如今，這個當年蹭課的旁聽生，已經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區的教授了。

鄭毓煌感慨地說：“反過來想，如果當時大學的校門關閉或申請非常困難，這樣的故事就很難發生。”

這樣的故事，原本是中國高等教育傳統的一部分。蔡元培執掌北大時，校門四季常開，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著名作家沈從文報考北大落榜后，留在北大旁聽數年，由此開啟文學之路。哲學家馮友蘭晚年回憶當年的北大，語氣里滿是懷念：“學校四門大開，上課鈴一響，誰愿意來聽課都可以到教室門口要一份講義，進去坐下就聽。發講義的人，也不管你是誰，只要向他要，他就發，發完為止。”

那是一個沒有門禁的時代。沒有森嚴的校門將求知者拒之門外，知識像空氣一樣流動在城市的街巷里。五四運動的火種，正是從這樣一所真正向民眾敞開的大學中點燃的。鄭毓煌尖銳地發問：“換成今天，沈從文大概連校門都邁不進去，更別說找一張課桌坐下來聽課了。”

這句話讓人聽了如當頭棒喝。

我們現在總是鼓勵不要“高考一次定終身”，提倡終身學習的理念。但如果連大學的門都進不去，這扇機會之門從何談起？開放大學校園，正是給那些渴望知識卻被某種門檻擋住的人，一個接觸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一個中學生走進大學圖書館，可能就此埋下求學的種子；一個創業者溜進一場學術講座，可能碰撞出創新的火花；一個外校學生推開一間教室的門，可能就此改變人生的軌跡。

這些年，名校的課堂越來越精致，生源越來越整齊，培養方案越來越標準化。但那個曾經允許旁聽生、蹭課者、流浪學者存在的大學，那種野蠻生長的、充滿可能性的知識生態，卻在標準化管理中漸行漸遠。我們失去的不只是開放的校門，更是一種“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

大學擁有最好的師資、最好的圖書館、最好的學術氛圍。這些資源如果只服務內部人，就是一潭死水；流向社會，才會變成活泉。正如鄭毓煌所說：“如果一所大學連參觀的人都吸引不來，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在少子化浪潮將至的時代，這句話值得所有高校管理者深思。

沒有圍墻的大學長什么樣？

如果跳出國內的爭議，去看看世界一流大學是怎么做的，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那些最頂尖的學府，往往也是最開放的。

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校園大部分區域在工作日對公眾開放，無需任何身份證件即可自由進入。它甚至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校門，每棟教學樓直接面向街道。

｜麻省理工學院

MIT的核心價值觀里有一條叫“Belonging+Community”——大學屬于社區。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制度安排，MIT的圖書館、餐廳均向社會開放，部分體育設施向社區居民開放，博物館和藝術中心定期舉辦免費或低收費展覽。

2001年，MIT更是啟動了開放課件運動（OpenCourseWare），將幾乎全部課程資料免費在線發布，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學習。

哈佛大學同樣如此。校園沒有圍墻，沒有門衛把守的大門，公眾可以自由進出。哈佛和城市沒有明顯界限，街道穿校而過，校舍與民宅相鄰。這不是因為沒錢建墻，而是因為校方認為，圍墻只會給擴建添麻煩，更會割裂大學與社區的血肉聯系。

｜哈佛大學

牛津和劍橋則是“城市即大學”的典型。沒有大門、沒有圍欄、沒有門禁，學院散布在城市各處，街道就是校園，草坪就是課堂。公眾可以自由進入學院庭院和公共空間，無需身份核查。兩校的哲學是：知識不在封閉樓宇，而在流動的空氣里。

斯坦福大學占地33平方公里，比很多小城市還大，因為面積太大，建墻花費巨大且無必要，所以從一開始就沒有圍墻。學校甚至提供免費的校園步行游覽，由學生擔任導游，每天定時開放，8人以下團隊無需預約。對了，斯坦福大學的校訓是“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愿自由之風勁吹）。

｜斯坦福大學

這些國際頂尖學府的共同做法可以概括為八個字：物理開放，內核守護。

它們的公共空間，包括草坪、廣場、庭院、部分餐廳和博物館，都對社會敞開，來者不拒。但核心功能區域，圖書館（特別是善本室、自習區）、實驗室、學生宿舍，設有二道門禁，校外訪客不能隨意進入。這種“分級管控”模式，既保持了校園的開放氣質，又保障了教學科研的核心需求。

國內開放較早的高校已在實踐類似模式。同濟大學允許校外訪客刷身份證入校，同時將宿舍、圖書館等重要區域設置二道門禁。開放和管理，從來不矛盾。矛盾的，是有些管理者不愿費心設計精細化方案的心態。

有人可能會說，國外大學開放是因為社會秩序好、人口素質高。但這個邏輯經不起推敲。2019年之前，大多數中國大學的校門也是敞開的，周邊居民進校園散步、遛彎、鍛煉，從來不是什么問題。問題的核心不在于“能不能開”，而在于“想不想開”。

開放不只是“讓人進來”

開放不是一放了之，更不等于把校園變成景區。

武大全面開放后遇到的挑戰，恰恰說明精細化管理的重要性。當然，武大是極少數網紅名校，屬于個例，大多數的高校并不會成為旅游景點。針對武大開放后的瞬時流量高峰，鄭毓煌也給出了應對方案：食堂不開放或單獨開設社會窗口，高峰期限流，加強安保巡邏。“這些都可以通過管理手段解決，不能成為不開放的理由。”

從已開放學校的經驗看，至少有四條路徑可以走通：

一是分區管控，將校園劃分為開放區、半開放區、嚴控區，讓“開放不越界、共享不擾民”；

二是分時限流，工作日優先保障教學科研，周末節假日適度放寬；

三是多元共治，高校聯合社區、公安、志愿者構建治理體系，把大學開放納入社區治理大框架；

四是文化賦能，開放不止于“讓人進來逛逛”，更可推出校園文化講解、公益講座、科普展覽，好的開放不是把大學變成公園，而是變成一座沒有圍墻的學校。

說到底，大學開放不僅是一個管理問題，更是一個教育理念問題。著名教授陳平原說過：“理想中的大學，應該沒有圍墻。任何一個公民，只要有時間、有精力，聽得懂相關課程，大學就應該向他們開放。”

一味將學生當作需要被保護的溫室花朵，將安全和秩序等同于關門大吉，反而會妨礙人的成長。大學的使命不是制造隔離，而是打破隔離。一所真正有自信的大學，不會害怕與社會的接觸，反而會在這種接觸中，讓知識找到扎根的土壤，讓思想獲得檢驗的場域。

拆墻之后

寫到這里，我想起鄭毓煌那個播放量超過一千萬的對比視頻：哈佛校門敞開，無保安，自由出入；北大門口戒備森嚴，普通人無法進入。評論區吵成一片，有人罵他“漢奸”“賣國賊”，有人說他故意抹黑。但鄭毓煌說，他做這件事的初衷很簡單：“我只是想證明，開放是可以做到的。”

他走了35所大學，給出的結論是：多數大學已經能夠敞開大門。這個結果比他預想的要好，也比我預想的要好。

從武大的三級跳躍，到華中師大的拆除閘機，再到22所A檔高校的刷身份證即入，中國高校的“開門潮”正在由點及面。開放的浪潮也許有快有慢，但方向已不可逆轉。

武大在爭議中毅然選擇全面開放，展現了一所百年學府應有的定力與襟懷。但也必須承認，拆掉有形的閘機容易，拆除無形的“心墻”要難得多。這需要管理者克服“怕擔責、圖省事”的慣性，需要在校師生走出“封閉即安全”的舒適區，更需要全社會重建起大學與社會之間應有的信任紐帶。

大學之“大”，不在圍墻之高，不在門禁之嚴，而在包容之廣，在思想之深。珞珈山高，東湖水碧，梅園春早，櫻頂檐飛——愿武大邁出的這一步，成為更多高校推開校門的序章。

拆墻之后，我們期待的不是一個景區，而是一個真正屬于所有人的精神家園。

No.6912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梁云風

參考資料：《武漢大學打開大門，以開放拆掉“心墻”》，澎湃新聞/沈彬；《校門“松綁”前曾征求意見：武大取消入校預約前后》，南方周末/翟星重；《武漢大學取消入校預約：大學對外開放當成常態》，南方周末/王兢；《刷身份證就能進武大，你身邊的大學呢？》，澎湃新聞；《一位清華原博導的“校門實驗”：開放大門給熱愛學習的人一次機會》，新京報/郭懿萌； 《專訪“校門實驗”發起者、清華原博導鄭毓煌：我走了全國35所大學，發現多數能敞開大門》，紅星新聞；《鄭毓煌：“校門實驗”之后，這是中國15所高校的開放程度排行榜》，鳳凰網，《高校敞開大門，不能“欲開又止”》，新華每日電訊/邱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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