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立案，全靠“認罪換緩刑”：誰在炮制這場漏洞百出的宣判狂歡？

如果公訴機關拿不出被害人的尸體，或合法有效的鑒定來補強證據，如果法庭不能堅守“疑罪從無”的司法底線，那么這場跨越十七年的審判，就不會是一場沉冤昭雪的頌歌，而將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一座令人啼笑皆非的恥辱碑。

撰文 | 楊雄

出品 | 有戲Review

2008年5月，云南勐臘縣某采石場因勞資糾紛引發暴力沖突，老板王福利等人將工人王福春毆打后，王福利與王進平二人涉嫌將受害人帶至密林深處用石頭砸死并拋尸。

案發后，當地警方竟未立案。

直至17年后的2025年，警方才“重啟攻堅”將8名嫌疑人抓獲，并在開庭次日高調接受受害者家屬贈送的“感恩錦旗”。

然而，在隨后的庭審中，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浮出水面：本案的關鍵物證——被害人的尸體，至今下落不明。隨之暴露的，還有檢材離奇突變、法醫無資質、追訴時效過期，以及被告人遭“認罪換緩刑”誘導等一系列觸目驚心的程序黑洞。

（關聯報道詳見網易號“法治邊角料”）

1、一場用“泥土”糊弄出來的命案指控

在現代法治社會的語境下，審理一起可能判處無期徒刑甚至死刑的故意殺人案，最核心、最不可或缺的物證是什么？連沒學過法律的懸疑劇愛好者都知道：是尸體。

尸體是證明“死亡結果”存在的，唯一無可辯駁的客觀載體。沒有尸體，就沒有死因鑒定；沒有尸體，就無法確認死者身份；沒有尸體，所有的“殺人指控”都像是建立在沙灘上的海市蜃樓。

但在西雙版納州中級法院開庭審理的這起17年陳年命案中，公訴方卻給我們展示了一種全新的辦案流派——“意念定罪”。

案發17年，兇案最重要的物證“尸體”找不到了，甚至連骨灰實物都沒有。那么死者到底死沒死？怎么死的？

法庭上拋出了一個極具魔幻現實主義色彩的細節：受害者家屬去案發的小樹林里捧了一把泥土，然后帶回家鄉安葬。

這把泥土，似乎就成了法庭上能夠證明王福春已死的全部“實體”。這已經不是刑事審判，簡直就是當代民間行為藝術。

辯護人提出的質疑一針見血，且符合常識：

既然連尸體都沒有，甚至從頭到尾沒有依法組織犯罪嫌疑人和家屬對被害人照片或尸體進行過法定辨認，公訴機關憑什么認定死者就是王福春？憑什么排除被害人是失血過多、低溫凍死、中毒，或者是根本沒死、只是失聯逃跑的合理懷疑？

在沒有進行法定身份辨認、沒有毒物排查鑒定、且案發當年未對胃容物進行檢驗的情況下，所謂的“顱腦損傷死亡”僅僅是當年現場勘查人員的主觀推測。用主觀推測去敲定一項重罪，這是對《刑事訴訟法》證據裁判規則的公然嘲弄。

那么，我的問題來了：如果法庭僅憑口供和間接證據草率定案，萬一哪天這位“遇害”的王福春像當年的“亡者”趙作海、佘祥林一樣，突然大搖大擺地走回村莊，勐臘縣警方和版納州檢察院，又該去哪里定制一面新的錦旗來遮羞？

2、司法鑒定界的“大變活寶”：紗布如何突變為棉簽

如果說沒有尸體只是“物證缺失”，那么本案在鑒定程序上展現出的“奇跡”，則堪稱司法鑒定界的頂級魔術。

根據辯護人當庭指出的案卷細節，2008年的《現場勘驗檢查提取痕跡、物證登記表》中白紙黑字寫得明明白白：提取“尸體血跡”采用的是“紗布沾取”。

然而，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在2024年出具的一份《DNA檢驗報告》中，這塊紗布竟然在證物房里完成了匪夷所思的物理突變，變成了一截“半截棉簽”。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2008年的物證登記表里根本沒有“死者右手指甲擦拭物”、“死者左手指甲擦拭物”的記載，但在16年后的2024年鑒定報告中，這兩份極其關鍵的檢材竟然“無中生有”，憑空冒了出來。

請問勐臘縣公安局，你們的物證保管室是自帶了“無性繁殖”功能，還是采用了某種先進的暗物質轉化技術？

證據的同一性和來源的合法性，是刑事定罪不可觸碰的底線。檢材來源不明、載體發生根本性改變，這樣的鑒定報告不僅沒有任何法律效力，甚至有偽造、變造證據的重大嫌疑。

但這還不是最荒唐的。審查全部尸體檢驗文書發現，出具《尸體勘驗筆錄》的勘驗民警馬春，竟然沒有法醫鑒定資格證書！

而案卷中2025年制作《法醫學尸體檢驗照片》的彭文華警官，不僅作為偵查人員參與辦案，還以“專家”身份出具死亡分析意見。

既當負責抓人的“運動員”，又當負責定性的“裁判員”，這種毫無避嫌、視程序正義為無物的草臺班子作風，真的配得上那面“金盾護蒼生”的錦旗嗎？

3、 “簽字就能判緩刑”：拿捏人性的流水線指控

這起案件中共有8人被訴。

公訴機關一方面認定主犯王福利、王進平在其他人不在場、不知情的情況下，單獨將被害人帶至密林深處用石頭砸死，構成故意殺人罪；另一方面，又將同車的另外6人（如段欣欣、郭永威、母鳳云等）打包起訴，指控他們共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

這就是典型的“兩頭下注，邏輯劈叉”。

根據庭審還原的客觀事實，案發當日是石場老板請客，現場甚至還有派出所的楊姓警官同席！

如果真如公訴機關所說，這是一場“預謀教訓”，那這幫嫌疑人豈不是囂張到了極點，竟然當著警察的面攜妻帶子去謀劃打人？這完全違背了基本常理。

更關鍵的是，從第一現場（飯店）到第二現場（公路旁），段欣欣等6名從犯并未參與致命毆打，更沒有跟隨主犯進入第三現場（密林深處）。主犯在黑夜密林中刻意避開他人實施的殺人行為，在刑法理上屬于典型的“實行過限”。

在事前無共謀、事中無犯意聯絡、沒有實施致命傷害，甚至連造成輕傷的證據都沒有的情況下，讓這6人為主犯在密林中的獨立殺人行為買單，不僅違背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更是對“共同犯罪”法理的粗暴踐踏。

那么，公訴機關是如何把這些證據不足的人“捆綁”上審判席的呢？庭審給出了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答案：利用《認罪認罰具結書》進行司法誘導。

被告人母鳳云、郭永威在庭上坦言，自己從未動手毆打被害人。當法官追問為何要簽認罪認罰時，他們老老實實地回答：“不懂法，檢察院說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后才能判緩刑才簽的。”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本是為了節約司法資源、寬嚴相濟，如今卻在某些地方異化成了掩蓋證據不足、強行拼湊罪名的“萬能膠水”。

當底層的被告人面臨羈押恐懼、對法律一竅不通時，一句“簽了就能判緩刑”的空頭支票，足以讓他們承認自己壓根沒犯過的罪。

值班律師形同虛設，控辯失衡到了極點。這種以“誘導簽字”替代“查明事實”的流水線作業，不是在彰顯正義，而是在批量生產冤假錯案的溫床。

4、跨越十七年的“追兇”爽文，掩蓋了多少程序黑洞？

最后，我們不得不直視本案最大的程序黑洞——

追訴時效。

命案發生在2008年5月27日。非常詭異的是，勐臘縣公安局當年竟然沒有立案偵查！直到2025年1月22日才正式立案，中間足足空轉了近十七年。

在法理上，如果沒有證據證明被害人在追訴期內提出過控告，且不存在立案后逃避偵查的情形，那么對于最高刑期為十年有期徒刑的“故意傷害罪”（在無法認定致人死亡加重情節下），其追訴時效只有15年。

也就是說，對于段欣欣等6名被強行拉來“湊數”的從犯而言，追訴時效早已在2023年屆滿，依法根本不應再行追訴。

那么問題來了：公安機關當年為何不立案？是瀆職？是懈怠？還是因為飯桌上曾有“楊姓警官”同席而有所顧忌？

17年后，這起沉寂的案件突然被“重啟攻堅”，警方在案卷千瘡百孔、核心物證丟失的情況下強行結案，并在開庭前一天火急火燎地安排了一場“送錦旗”的感動戲碼。

這究竟是為了洗刷當年不立案的失職，還是為了在某項“清網行動”或年終考核中湊上一個光鮮亮麗的人頭？

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

一篇警方公眾號的通稿，寫得出“十七載追兇不輟”的悲壯；一面定做的錦旗，繡得好“沉冤得雪恥”的光環。

但在法庭的聚光燈下，沒有尸體的現場、憑空變異的棉簽、無資質的法醫、被忽悠簽下的認罪書，以及早已過期的追訴時效，卻把這件標榜為“鐵案”的遮羞布撕得粉碎。

如果公訴機關拿不出被害人的尸體，或合法有效的鑒定來補強證據，如果法庭不能堅守“疑罪從無”的司法底線，那么這場跨越十七年的審判，就不會是一場沉冤昭雪的頌歌，而將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一座令人啼笑皆非的恥辱碑。

法律的威嚴，絕不該是一場建立在捧土和幻術之上的魔術表演。把底線守住，比掛滿墻壁的錦旗，更能保護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