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玉良先生的“真理恒在論”是對的

文｜王今朝

2025年7月31日，孫玉良先生于公眾號“良評”發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孫玉良：真理就是真理，它一直都在》一文，引起較大社會反響與學術爭議。它基于其所命名的“真理恒在論”明白無誤地判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廣被人們所接受的名言是“有理論裂痕的”。

孫玉良先生的“真理恒在論”是對的，是及時的。

第一，當我們去檢驗一個理論是否是真理的時候，這個理論（或真理）確實需要先在那里。否則，就沒有檢驗對象了。

第二，馬克思主義承認真理的客觀存在性，即不管人們是否認識它，認識到何種程度，它都存在。客觀存在先于意識、超越意識而存在。這是唯物主義的最基本的觀點，也是中國古代哲學的觀點。《易經》、《道德經》難道不是都承認真理存在嗎？對于想要認識真理的人，處于認識真理的過程中的人，或討論真理的人來說，真理當然是客觀存在的。也就是說，不管這些人是當權者、科學家還是普通老百姓，真理確實就在那里。不管他們是否認識到，是否承認，真理就在那里。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所承認的。至于真理的條件性、相對性，與真理的客觀存在無關。這是因為，只有真理先存在，才有認識它的可能，才有檢驗它的可能。

客觀存在的真理總是在一定條件下才成為真理，且在一定范圍內成為真理。只不過，有的真理所要求的條件很少，作為真理所適用的范圍很大。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物質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關于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原理和一切都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觀點），作為真理，幾乎是無條件的，適用于人類所有社會。當然，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論述是有一定適用條件和適用范圍的。如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當然是只適用于帝國主義時代，而不會適用于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毛主席的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適用于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現在在一些國家也可能適用，但由于交通、通信和武器的發展，采用這一戰略取得革命成功的難度是比較大了。

第三，就馬克思極為強調的改造世界的目的而言，并不是真理檢驗重要，而是基于真理行動重要。馬克思傳入中國，被陳獨秀、李大釗、毛主席視為真理。這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還沒有得到什么實踐。難道非要實踐檢驗之后認定為真理，才能采信馬克思主義嗎？當然不是。中國革命之推動，是由于中國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相信了馬克思主義是真理，就準備拿它來改造中國。

由此，我們看到，實踐檢驗真理在有的情況下可能成為一種遁詞，與胡適的“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的形而上學思維曲徑通幽。此外，毛主席總結到，造反有理。要造反，要革命，就必然有犧牲。如果用有犧牲去檢驗造反、革命的真理性，就很有可能得出造反、革命是非真理的結論。然而，這種檢驗的動機和客觀的結果實際上就是否定造反、否定革命，就可能是讓廣大人民群眾永遠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了。反過來，廣大人民群眾是不歡迎這種真理的檢驗方式、檢驗標準的。

實踐是多維的。不同人從不同角度、不同立場上看待同一實踐完全可能得出正好相反的結論。地主階級說農民運動糟得很，毛主席則說，農民運動好得很。當毛主席說農民運動好得很的時候，農民運動還遠未得到充分發展。中國共產黨的諸多領導人還沒有關注農民運動。在這種情況下，農民運動好不好還主要是一個理論問題，是一個有待發展的實踐問題。如果不承認農民運動好得很，農民運動就不可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發展，就不可能得到實踐的充分驗證。我們看到，在中國用中醫對抗非典成功后，中醫的科學性在很長的時間內依然沒有得到社會的廣大認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主流媒體很少大張旗鼓地宣傳中醫。

第四，即使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它也不是一個獨立的理論，只是《實踐論》所論及的問題之一，而且絕非最重要的問題，因此，不能得出“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結論。

（1）一次實踐往往得不出對一種認識的真理性的檢驗結果。比如，革命可能失敗，如果用一次革命的失敗來否定革命這個真理，就是謬誤性檢驗。再如，用某些方法實現了經濟發展，也不能由此認定這種方法就是真理。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提出了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的反反復復的認識論，根本否定了基于某個實踐或某個時期的實踐必然得出真理的觀點。那種認為一次實踐就構成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觀點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請注意，毛主席寫《實踐論》時，距離他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已經有12年了。

在這十二年中，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創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五次反圍剿、湘江血戰、遵義會議、與張國燾的斗爭等等非常復雜的實踐。與諸多人相比，毛主席確實表現為具有一種天才（離不開天生聰慧、勤勞工作、努力學習、待人平等，等等）。正是有了這種天才，他才領導中國革命在短短的12年時間里走過這么艱難卓絕的道路。這時，他很自然地就得到革命的實踐檢驗了他的理論的真理性的結論，并且令全黨信服。這也就表明，當其他人講實踐檢驗真理的時候，他或他們所講的與毛主席所講的可能根本不能同日而語。黑格爾說，“對于同一句格言，出自飽經風霜的老年人之口與出自缺乏閱歷的青少年之口，其內涵是不同的。”

（2）檢驗真理不僅需要標準，還需要主體，即真理的檢驗具有主體依賴性。如前所述，讓地主階級去檢驗農民運動的真理性，恐怕只能得出否定性的結論。除了階級立場影響真理檢驗的結果，認識水平也會影響真理檢驗的結果。讓西醫去檢驗中醫的真理性，讓一些不懂中醫的干部去管理中醫，就可能會對中醫產生毀滅性的結論。

（3）某個主體用實踐去檢驗某個理論的真理性的時候，離不開指標。這就涉及到指標選擇的科學性問題。如果指標選擇是非科學的，某個主體用這些指標替代實踐去檢驗某個理論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今天中國許多單位開始用所謂的KPI進行管理。可是，今天中國乃至世界所用的諸多指標體系都是有問題的，甚至是阻礙真正進步的。這是因為真正的創新總是由少數人做出，而KPI指標必然是面向大眾的某種設計。中國封建社會也采用了某種KPI來管理官員，結果使得官場投機日盛。中國則在近期暴露出許多學者嚴重指標造假。

第五，馬克思主義是高度強調理論的，而某些理論的真理性已經無需檢驗了，因為歷史就已經給了我們很大智慧了。然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形成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思維，使得它支配了許多人的思想，支配了很多人的生活。比如，中國一度形成了以GDP 論英雄的官場哲學。在中國某些地方，有錢即真理的貨幣拜物教極其盛行。考慮到這些問題，就可以明白，孫玉良先生提出的真理恒在論對于克服這種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是非常有益的。既然真理恒在，我們就要敬畏真理，就不能肆意妄為（對資本來說，就是不能無序擴張；對于官員來說，就是不能搞貪污腐敗，要有好的政績觀；對于學者和教育學術管理者來說，要按教育規律、科研規律辦事），也就是要按規律辦事。

中國古人說，舉頭三尺有神明。這個神明就是真理。在改革開放后，中國人很少講真理了，連馬克思主義也一度被邊緣化了。改革開放三四十年的實踐已經證明，由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由列寧、斯大林、毛主席所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是真理。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性。習總書記鮮明地指出，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不再是待檢驗的真理，而是經歷了極長時間檢驗極多次數檢驗的真理。中國人現在需要的做的已經主要不再是去檢驗它，而是去擁抱它，去應用它，并在應用的過程中發展它。只有這樣，才是中華民族之福！

第六，當前中國經濟學研究中的一種實踐檢驗真理的范式是，自己提出一種理論，然后拿數據去計量它，檢驗它。可是，一方面，許多學者、學子提出的理論根本談不上是一種理論，最多是一種統計規律。另一方面，即使他們提出的理論算是一種理論，他們得出的計量結論也是常常自己都不信的。因為他們迫于實證主義的壓迫，不這樣寫文章，就不能發表，就不能通過論文答辯。有學術界的干部提出，現在，中國經濟學頂流雜志刊登了那么多文章，有多少能夠進入到教科書呢？

第七，我們要看到，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一度被邊緣化了。如果真正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既然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已經得到充分的檢驗，那么，馬克思主義就不應該被邊緣化。那么，馬克思主義一度在社會主義中國被邊緣化，又意味著我們過去是怎樣對待實踐和真理呢？這豈不是值得我們深思嗎？

第八，改革開放后，一些學者將西方經濟學大肆傳入中國。西方經濟學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嗎？至少，它們沒有經過中國的實踐檢驗。現在，中國提出了構建自主經濟學知識體系，并且取得很大進展。這樣一來，我們就看到，中國本來是不應該那樣大規模輸入西方經濟學的，而大規模輸入西方經濟學是否成為了一種學術上的大折騰呢？中國學者的主流一度是用西方經濟學理論來指導中國，后來又一度沉迷計量經濟學，現在，中國經濟學界則開始意識到理論、真理的重要了，這就回到正確的軌道了。

（王今朝：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中國人視野中的經濟發展》《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政治經濟學占優設計》《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政治經濟學解讀》《經濟學原理》《政治經濟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