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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羅(1713-1784)
1778年4月底,法國啟蒙運動領袖伏爾泰在巴黎皇家科學院與到訪的“美國先生”富蘭克林會面,暢談新生的自由共和國及其政府架構和憲法草案。“假如我年輕四十歲,”這位年過八旬的長者對客人感慨,“我真想去你們那幸福的祖國定居(settle)。”事實上,這也是同為啟蒙哲人(philosophe)的狄德羅的心聲。大約一個月前,伏爾泰和狄德羅晤面時,后者坦言:因為年事已高而不能前往美國這個擁有“寬容、法律、美德和自由的國度”,他為此感到“非常遺憾”——其程度絲毫不亞于此前身處流放地費爾奈(Ferney)的伏爾泰在致狄德羅書信中所表達的“遺憾”:“不見你一面就死去,這讓我心碎……我很樂意回到巴黎,并且用我生命的最后十五分鐘聆聽你的聲音,以此撫慰我的心靈。”平心而論,由于缺乏深入了解,伏爾泰所謂“定居”美國云云,大抵可視為應景的客套話;而狄德羅的“遺憾”則可謂貨真價實且誠意滿滿——自獨立革命以來,美利堅這個以自由、平等為旗號的共和國乃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國”。
的確,狄德羅對自由美國有多憧憬,他對專制法國就有多痛恨。和伏爾泰一樣,狄德羅不僅是鐵桿“崇英派”(disciple)——以翻譯英國哲學家沙夫茨伯里的《論美德與德性》而著稱,而且也是當局眼中不折不扣的“刺頭”:1746年6月,狄德羅的首部作品《哲學思想錄》(Philosophical Thoughts)出版僅一個月后,便被巴黎高等法院勒令下架,并被判處在巴黎格列夫廣場(Place de Grève)公開焚毀,罪名是“宣傳無神論”。作為斯賓諾莎的信徒,狄德羅將《神學政治論》“序言”部分的名言(“君主統治的最高秘密與最終本質就在于欺騙民眾,用宗教的華麗名義來掩飾恐懼并統治他們,這樣的話,他們就會努力爭取被奴役,仿佛那樣就能得到拯救”)巧妙化用到他本人的“思想錄”里,自以為瞞天過海,結果遭人舉報。次年,狄德羅匿名出版《懷疑論者的漫步》(The Skeptic’s Walk),公然叫板新聞審查機構——“如果你禁止我談論宗教或是政府,那我就無話可談了”。結果遭遇警方“突擊檢查”,包括色情小說《泄密的珠寶》(The Indiscreet Jewels)在內的若干手稿被沒收。
盡管屢遭警告,狄德羅并無悔改之意,反而變本加厲。1749年,他發表《論盲人書簡》(Letters on the Blind),一面痛斥宗教當局利用迷信手段恫嚇底層民眾,一面哀慟民眾身處黑暗荒漠,對于自身的愚蠢無知和麻木不仁卻習焉不察,正如他后來在寫給好友大衛·休謨的信中所言:“我親愛的哲學家,讓我們為哲學的命運哭泣吧。我們在對聾子宣講智慧,我們確實距離理性的時代還很遙遠。”雖然狄德羅百般抵賴他是本書作者,但這一次他卻難逃法網,因為他在書中公然“散布危險思想”并詆毀基督教(“它的教義是粗鄙迷信的變體,它的圣經是原始傳說的拼湊,它的教會聚集著一群狂熱者,他們若沒有權力便奴顏婢膝,若獲得權力則專橫霸道”)觸犯當局忌諱。不出意料,這位口無遮攔且自命不凡的文人(man of letters)旋即被投入巴黎東郊萬塞訥監獄(Fort de Vincennes)。三個月后,狄德羅出獄之際,警察總監專門來到牢房“探視”,并當面警告,倘若他執迷不悟,繼續散布反政府和反宗教的言論,他面臨的牢獄之期將“以數十年計”。
狄德羅被迫轉行。在達朗貝爾等“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成員幫助下,狄德羅開始主編《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工藝詳解詞典》(通稱《百科全書》),該書體系完備、氣魄恢宏,歷時二十余年方大功告成。從表面上看,它是致力于人文藝術和科技進步的大型工具書,人畜無害,但細究一番,人們不難發現,編者及詞條撰寫者(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及所謂“百科全書派”)矛頭所指,仍不脫啟蒙時代兩大主題:宗教與政治。以“思想自由”詞條為例:“我知道,在這里,一個正派人二十四小時內就可能失去所有的財富,因為他們會一擁而上;失去榮譽,因為這里沒有法律;失去自由,因為獨裁者最會捕風捉影;失去生命,因為對他們而言,公民的生命不值一提。”很顯然,在詞條編撰者看來,“在這里”,人民只有繳稅養活貴族和教士階層的權利,而不享有任何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所以在法國這樣的國度,根本不存在英國思想家洛克(沙夫茨伯里的導師)所謂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契約關系”,而只存在奴隸與奴隸主的關系。唯其如此,統治者才會不遺余力管控言論,并千方百計加強思想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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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書》
照狄德羅在致荷蘭出版商雷伊(Marc-Michel Rey)書信中的看法:“這里越來越難容異議。很快,審查機構允許出版的作品將只有年歷、食譜和經過修正的《主禱文》”,盡管這樣的審查奇蠢無比且收效甚微——“查禁某本壞書或者銷毀一座誨淫塑像的人好比一個傻瓜,他不敢向河里撒尿,是生怕有人會在河里淹死”。很顯然,在狄德羅眼里,這也是專制暴君最可惡之處:“不論在何種情況下,只要君主禁止人民就經濟和政治問題自由發表意見,君主就表現出想要施行暴政的最讓人確信無疑的證據。”而《百科全書》的宗旨,即倡導社會各階層(教士、貴族及第三等級)一體奉行自由、開明的原則,其中不僅包括思想自由,更包括對于政治權力更為理性的運用。
再以狄德羅親自撰寫的詞條“政治權力”(或譯政治權威,Autorité politique)為例:他首先肯定“為了公共福利,為了維持社會秩序”,必須允許人們建立一種制度,允許他們服從一個人及其政治權力,但前提是“這種服從是憑理性、有節制的,而不是盲目的、毫無保留的”。換言之,任何權力都是一種有節制的權力:“沒有人能從自然中得到支配別人的權力。自由是天賜的東西,每一個同類的個體只要享有理性,就有享受自然的權利。”在此處,狄德羅將自由和權力深度捆綁在一起,無疑是他的一大創見,正如他后來在小說《拉摩的侄兒》(Rameau’s Nephew)中所說,“全國只有一個人能夠散步,那就是國王。其余的人全是裝模作樣”。
由此,狄德羅在駁斥“君權神授”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主權在民”論,即政治權力真正起源于人民——用他本人的話說,“唯一真正的主權者(true sovereign)是國家;唯一真正的立法者(true legislator)是人民”。照此不難推斷:既然人民授予國王政治權力,人民也有權將其收回。根據狄德羅的闡釋,正是這“一紙契約”給予了人民反抗、罷免以及(在極端情況下)判處暴君死刑的權利(如因蔑視法律而被砍頭的英王查理一世)。數年后,狄德羅的好友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表達了類似思想。而這類言論無疑為即將到來的法國大革命做好了充分的輿論準備。大革命期間,“政治權力”一文成為其中最具煽動性的元素,并直接影響到《人權宣言》(1793)的文字表述:該宣言第三十五條不僅主張人民主權,而且主張人民擁有反抗壓迫的權利和義務——在舊制度(Ancien Régime)時代,堪稱石破天驚之論。
時至1760年代,狄德羅對時局日益感到憤懣絕望。曠日持久并最終令國家蒙羞的七年戰爭(1756-1763)之后,法國成了最大的輸家——不僅喪失了在北美的大部分殖民地(從路易斯安那延伸至新斯科舍海岸線),而且面臨嚴峻的債務危機。處于破產邊緣的王室出于自保,不敢向貴族和教士增稅,只能將沉重的賦稅轉嫁給第三等級及勞苦大眾,社會矛盾變得越發尖銳。六十年代末極端天氣的出現更是雪上加霜,農業產量低下導致的糧食短缺使得面包價格一路飆升,并引發了城市貧民大面積心理恐慌。到了1770年,騷亂在法國各地時有發生,成千上萬的商業機構走向破產,稅收嚴重下降,國庫瀕于枯竭。狄德羅在書信中記錄了這些危機四伏的日子:“……半個法國每晚都躺在經濟的廢墟上睡去,另一半則擔心他們醒來時會聽到自己已經破產的消息在大街上廣播。”
與此同時,狄德羅也密切關注著美洲殖民地的局勢:新英格蘭的宗教偏執、弗吉尼亞的審查制度、卡羅來納的刑罰制度、佐治亞定居者的艱難處境以及各地的稅收濫用,無不令他惴惴不安——這一切,與歐洲大陸的舊制度何其相似,而他本人最擔心的便是專制暴政所導致的悲劇在美洲重演。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狄德羅對1770年前后包括歐美在內的整個啟蒙世界的現狀進行了反思:“啟蒙與政府行為之間這種永恒的矛盾從何而來?”他問道,“此時處于奴役狀態的美洲,難道不是歐洲和歐洲人的最后希望嗎?難道它不正是因為其獨特的地形、遼闊的面積和稀少的人口,才成為‘自由的圣地’?”
1776年6月,美國《獨立宣言》發表前夕,狄德羅致信英國議會反對黨領袖約翰·威爾克斯(John Wilkes):“您就美洲問題發表的幾篇講話我都讀了,我很喜歡。文中充滿了雄辯、尊嚴和力量……這里流傳著一篇文章,據說是你們國家一位重要人物寫的;根據這篇文章,母國的秘密計劃是殺掉殖民地一半的人,再把剩下的一半變成和黑人一樣的奴隸。”和埃德蒙·伯克一樣,威爾克斯是支持美洲獨立、反對英王派兵鎮壓的議會少數派。為捍衛英國傳統的新聞自由,威爾克斯在議會向國王喬治三世及擁護王權的“國王之友”發起猛攻,贏得“自由衛士”的稱號。狄德羅佩服這位友人的勇氣,更贊賞英國人對于王權擴張的警惕性;與此同時,他也告誡這位老友提防英國國內的激進勢力(即日后所謂“雅各賓派”)挑起內戰。照狄德羅的看法,英國人應該效仿“光榮革命”的傳統,以理性協商限制王權擴張,維護英國“古老的自由權”,并且,“萬一失敗,他們也不應該發動叛亂,而應該移民到新大陸”。
正是出于對新大陸的好奇和期待,在結束《百科全書》編纂這一重大項目后,晚年的狄德羅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兩印度史》(Histoire des deux Indes)的編寫工作之中。這是他和友人雷納爾神父(Abbé Raynal)合作的史書,該書一方面對歐洲殖民主義的殘暴和貪婪做出嚴厲批判,另一方面也預言美洲的自由共和國代表了人類社會“美好的未來”。該書第一版主要由雷納爾執筆,書中關于美洲氣候、土地及人口(包括黑人奴隸)分布等一手資料大多來源于作者和富蘭克林、杰斐遜等人的往來書信。該書第二版(1778)、第三版(1780)增補的內容大多出自狄德羅之手(約占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一)。作為美國獨立的堅定支持者,狄德羅熱情洋溢地記錄了一個獨立“國家聯盟”(united states)的誕生,并將這個聯盟視為“民主的自由”與“君主制的政治力量”的完美結合。他堅信,如果這個新生的共和國能夠擺脫奴役,它必定會成為世人心目中的“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
在引人注目的第三版中,狄德羅不僅親自動手翻譯了托馬斯·潘恩于1776年出版的《常識》部分內容,總結了《獨立宣言》的主要思想,還分析了作為臨時憲法的《邦聯條例》的利弊得失,并且斷言“美洲殖民地有絕對的道德和政治權利擺脫壓迫它們的宗主國的枷鎖”——從這個意義上說,狄德羅“是發生在大西洋另一邊的了不起的政治實驗最重要的法國翻譯者”,同時也是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實驗最熱忱的法國闡釋者。對于《兩印度史》這部巨著的歷史意義,狄德羅自然心知肚明,誠如他在本書結尾處所言:“我不會自命不凡地認為,當偉大的革命到來時,我的名字還會被提起……這個乏善可陳的作品(《兩印度史》)無疑會被遺忘,其全部優點在于拋磚引玉。但我至少能夠告訴自己,我為自己的同類貢獻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并且已經準備好遠遠地看著他們的命運得到改善……這將讓我的晚年充滿期待,讓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感到寬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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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格勒市的狄德羅雕像
法美軍事同盟條約(1778)簽署后,狄德羅曾發表演講,為美洲殖民地革命事業歡呼吶喊。1782年春,在大陸軍取得約克鎮大捷六個月后,狄德羅再度發表題為“致美洲叛亂者”(To the American Rebels)的演講。在演講中,這位年邁的哲人首先為自己無力前往革命圣地“感到非常遺憾”,緊接著又語重心長地告誡革命者,要盡量克服數個世紀以來困擾歐洲的那些“痼疾”,以免重蹈覆轍:“北美人民啊,你們要警惕金錢帶來的財富,它會導致道德淪喪和法律淪喪;要警惕財富分配不均,這將導致少數公民富裕,而多數公民貧困,這種情況會滋生一些人的傲慢和另一些人的匱乏。”狄德羅認為,美國民主真正的威脅并非來自外國勢力,而是來自內部,來自肆無忌憚的奢靡享樂、階級矛盾、政治腐敗,以及——“一個背棄共和國立國價值觀的獨裁者的崛起”。
在狄德羅看來,美國革命的意義不僅在于它自身,更在于它為歐洲及世界人民樹立了榜樣——“經過幾個世紀的持續壓迫,愿剛剛在海外發生的革命,通過為所有歐洲居民提供一個免受狂熱主義和暴政的避難所,教會那些統治同胞的人如何合法地使用他們的權力!這些值得尊敬的美國人……寧愿自己流血犧牲,也不愿失去哪怕一絲一毫的自由,愿他們能夠保全自由并維護他們的政府”。此外,在慷慨激昂的演講稿結尾處,狄德羅為他心目中的“理想國”(Utopia)送上了祝福:“愿你們幸福的消息將地球上所有不幸的人帶往你們國家。愿所有政治上或宗教上的暴君和壓迫者都能知曉,世界上有這么一個地方,在那里,人們可以擺脫枷鎖;在那里,受壓迫的人再次抬起了頭;在那里,窮人的收成越來越多。”
在狄德羅臨終前發表的最后一部著作《論克勞德與尼祿的統治》(Essay on the Reigns of Claudius and Nero)中,狄德羅念茲在茲的仍是新生的自由共和國如何維系長治久安這一“古老命題”,而他提供的解藥是防范暴君專制。在狄德羅看來,羅馬帝國與當今世界之間的相似之處顯而易見,但正如尼祿并非唯一的羅馬暴君一樣,腓特烈大帝也并非當世唯一的暴君,事實上,“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最大的不幸之一就是相繼擁有兩三位公正、溫和、開明但專斷的統治者:人民會因為幸福而完全忘記自己的權利,從而陷入絕對的奴役狀態”——以英國為例:如果英國連續擁有兩三位伊麗莎白女王這樣的狠角色,“英格蘭就會被奴役幾個世紀”,而英國人引以為豪的“古老的自由”將蕩然無存。正因為如此,狄德羅高度贊揚美國殖民地人民的勝利,認為這給當權者狠狠上了一課,讓他們明白了合法行使權力的真諦——正如由美國革命元勛喬治·梅森(George Mason)以及杰斐遜、麥迪遜等人共同起草的《弗吉尼亞權利法案》(The 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 1776)第二條(“權力的歸屬”)所言:“一切權力源于人民,并歸屬于人民。”很顯然,這一條款與狄德羅在《百科全書》詞條“政治權力”中的定義(“唯一真正的立法者是人民”)一脈相承。
1784年7月31日,狄德羅因患肺血栓病逝于巴黎。革命導師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頌揚狄德羅為了“對真理和正義的熱誠”而獻出了整個生命;“法國歷史之父”米什萊(Jules Michelet)則贊譽狄德羅為“真正的普羅米修斯”(the true Prometheus,意為“先見之明”)。二者皆堪稱定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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