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當中國和美國在 AI 賽道上拉開與其他國家的代際差距，全球 AI 治理也不可避免地滑向了 G2 主導的格局。那些拼命追趕的中等強國，正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他們既無法在技術上與中美抗衡，也在治理規則的制定中逐漸失去話語權。
規則由兩個國家說了算？
AI 治理的核心，不是技術本身，而是誰來定義技術的邊界。如今，這個定義權幾乎完全掌握在中美手中。美國憑借 OpenAI、谷歌等科技巨頭的先發優勢，主導著全球大模型的技術標準和商業規則；中國則憑借完整的產業鏈和龐大的應用市場，在 AI 落地和基礎設施領域建立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反觀那些雄心勃勃的中等強國，處境卻格外艱難。歐盟推出了號稱 “全球最嚴” 的 AI 法案，卻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歐洲沒有能與 GPT、文心一言抗衡的本土大模型，法案最終約束的，還是中美企業。日本投入萬億日元發展 AI，核心算力卻依然依賴美國芯片。印度喊著要成為 “AI 超級大國”，但本土 90% 以上的 AI 應用都建立在中美技術框架之上。
他們可以出臺無數個國家戰略，可以投入巨額資金，但在核心規則的談判桌上，他們的聲音總是微弱的。全球 AI 治理正在變成一場 “二人轉”，其他國家只能坐在觀眾席上，被動接受中美博弈的結果。
中等強國的焦慮與無奈
這種失衡的治理格局，正在催生越來越多的矛盾。
最突出的是數據安全問題。數據是 AI 的燃料，也是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如今，全球絕大多數數據都掌握在中美科技巨頭手中。歐盟擔心本國公民的數據被美國監控，印度害怕本土企業的商業數據流向中國，沙特等中東國家則對數據的跨境流動有著嚴格的宗教和文化限制。然而，中美主導的治理體系，更多考慮的是自身的技術優勢和商業利益，很難兼顧這些國家的特殊需求。
倫理規范的分歧同樣尖銳。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對 AI 倫理的理解也千差萬別。美國強調 AI 的自由創新，中國重視 AI 的安全可控，而歐盟則更關注個人隱私保護。對于那些有著獨特宗教和文化傳統的國家來說，照搬中美制定的倫理標準，無異于放棄自己的文化主權。
中等強國不是不想參與治理，而是沒有能力參與。他們的技術實力決定了，他們只能在中美制定的框架內做有限的調整，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規則。
這種無力感已經轉化為明確的公開表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 6 月 3 日發布 “技術主權一攬子計劃” 時直言：“我們不能依賴他人提供維持醫院運轉、穩定電網運行和服務安全的必要技術，這關乎我們自主選擇的權利”。印度總理莫迪在 2 月的人工智能影響峰會上則呼吁：“AI 領域的決策權不應只被中美兩國壟斷，全球南方國家的聲音必須被聽見”。沙特數據與人工智能管理局也表示，希望構建 “符合伊斯蘭價值觀的 AI 倫理框架”，而非直接照搬西方標準。
中國選擇構建包容性的 AI 治理
面對這樣的局面，中國該如何作為？黃平教授的觀點給出了很好的啟示：我們的目標不是讓中等強國選邊站，而是讓他們在中美之間找到平衡。
在 AI 治理領域，這意味著我們要推動構建一個更加包容的體系。
首先，要建立多邊協商機制。AI 是全人類的技術，治理權不應該被少數國家壟斷。中國可以主動發起多邊對話平臺，邀請歐盟、印度、巴西等中等強國參與規則制定，傾聽他們的訴求，在數據安全、倫理規范等領域尋求最大公約數。
其次，要推動技術標準的互認。我們不應該強制推行單一的技術標準，而是要鼓勵不同技術體系之間的兼容和互認。讓中等強國可以根據自己的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技術方案，而不是被迫在中美之間二選一。
最后，要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援助。AI 發展的鴻溝，正在拉大全球的貧富差距。中國可以通過技術轉讓、人才培養等方式，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自身的 AI 能力，讓他們也能分享 AI 發展的紅利。
AI 的未來，不應該是兩個國家的未來。一個真正健康的全球 AI 治理體系，應該讓所有國家都能參與其中，都能從中受益。這不僅是中國的責任，也是全人類的共同期待。
圖源：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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