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你無關的繁華不是榮耀，可能是你一生苦難的遮羞！

hi，我是胖胖。

沒什么可寫的，昨天刷到歷史學者王笛的一則訪談：

我把他的觀點大致梳理一遍：

宏大敘事的歷史觀，深深植入在每一個普通人的心里，個人若沒做成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他就覺得自己卑微，而且覺得這卑微是理所應當的，他沒有人格的要求，沒有尊嚴的要求。

這個話題迄今為止我談了三遍，無一被刪。

若換一個史學的角度看，這背后是一個史觀的問題，再往深里追，便是史觀的本體論：

歷史究竟被什么推動？是冥冥中的天命注定，是少數英雄豪杰的意志，還是蕓蕓眾生共同的合力？近世以來，我們被反復教導的一種答案是——歷史是由每一個個體創造的，可這其實是一個極宏大、也極空泛的概念，誰算？誰又不算？從來不是你我自己說了算，而是由某些握著筆、劃著線的人，在不同的時候圈出不同的范圍，今天你在圈內，是被歌頌的那一個，明天一道線重新劃過，你或許就被劃到了另一邊去。

當然，坦率地說，我是一個個體史觀主張者。我認為，翻開二十四史，二十四史里，只是偶爾會出現他們，但往往只是四個字。

“流民百萬”“餓殍遍野”“民不聊生”。

好像只有騎在眾生頭上的人，才配被記住，蕓蕓眾生的一生，是寥寥數語，不值得記錄的。

我覺得這種史觀最陰毒的地方，在于它最終住進了每個普通人的心里，變成了我們衡量自己一生的那把尺子，有沒有出人頭地？有沒有成為人上人？有沒有被人記住？

夠不著便認了，認自己卑微，認這卑微合情合理。

即迅翁所言，最深的奴役，是奴隸自己覺得做奴隸天經地義。

當歷史長久地告訴個體，只有成為大人物才有價值，只有高過別人才能證明自己，那么人就會漸漸喪失欣賞事物，本身的能力。

以下皆為衍生：

明明房子本是用來住的，車子本是用來代步的，學歷本是學習的證明，后來變成了等級、身份地位的象征，職位本是社會的分工，后來變成了尊卑。

人們買的不再商品，而是別人投來的那一縷艷羨的眼神，可這種身份是比較出來的東西，房子永遠有人比你大，車子永遠有人比你貴，學歷永遠有人比你高，財富永遠有人比你多。

當你快樂的源頭不再是擁有本身，而是比別人擁有得更多時，這快樂就注定短暫，畢竟優越感是一種必須不斷續費的情緒，它沒有終點。許多人之所在痛苦，從來不是因為自己過得不好，而是因為看見了別人過得比自己好。

月入一萬，在月入三千的人群里，他志得意滿，可一旦置身月入十萬的圈子，他又覺得自己一敗涂地。

客觀的境遇分毫未變，變的只是身邊那一群用來比較的人。

為什么是衍生？

這種等級邏輯，在我們的歷史里盤踞得格外頑固。從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到學而優則仕，到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再到后來五花八門的功名觀，骨子里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

你在這個秩序里，到底排第幾？從來不問你活得快不快樂？自不自由？有沒有權利尊嚴？

做人上人被供成了唯一值得過的人生。

可天下熙攘，真正能登頂的能有幾人？

這套邏輯便向下滲透、碎裂，滲進每一件日常器物里——人們用房子、車子、學歷、職位，給自己搭起一座座微縮的龍椅，每樣東西都不再是它自身，而成了一個可以俯視他人的小小高臺。

這種史觀最隱蔽的遺產，就是讓每一個普通人心里，都住進了一個想要踩著別人往上爬的惡魔。

且人上人的野心，背面緊貼著人下人的恐懼。今天許許多多的卷，與其說只是想騎到誰的頭上，不如說是怕被誰看不起、怕一腳踏空跌下去。

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一個人若把自己全部的價值都押在了外在的標簽上，那他就不僅要沒完沒了地往上爬，還要時時刻刻提防著下滑——這是一種永無盡頭的緊張，因為位置是相對的，你頭頂上永遠還有人。

泛泛眾生如果被這樣的認知塑造，卻妄想解脫，能否解脫，這個我是嚴重懷疑的。

我經常收到一些讀者發來歌頌明、歌頌秦各種老祖宗的文章。

包括那些穿著各式服裝侃侃而談的，我不知道他們，在歷史上的位置，把自己代入了誰？

這樣的史觀在互聯網上傳播，我也真不知道是幸或不幸。

先說說津津樂道的“老祖宗”——那些迷醉于橫掃六合、并吞八荒的赫赫武功。

那萬里長城的每一塊磚底下，壓著的是多少民夫的白骨？孟姜女哭倒的那一段城墻，哭的難道是秦始皇的偉業，她哭的是那個被活活累死、連尸首都找不回來的丈夫。

阿房宮三百里的樓臺，燒的是天下黔首的脂膏，焚書坑儒的那一把火、那一個坑，活埋的是一個民族的記憶和文明。

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揭竿，喊出的是天下苦誰久矣？

賈誼在《過秦論》里早把話說盡了：“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一個不施仁義、只靠暴力把天下變成一座大監獄的王朝，二世而亡，本是它的報應，可兩千年后，竟還有人隔著血海遙遙膜拜。

這些人卻從不肯設想，若真把自己扔回那個時代，自己十有八九，正是長城磚縫里那一根無名的枯骨。

還有，那些迷戀于“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的。

《明史·刑法志》開宗明義地寫道:“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于法。”

這幾樣東西是明之獨創，殺起人來慘絕人寰！

這還不是偶爾的盛怒，《明史》：

正德十四年，群臣諫阻武宗南巡，一次廷杖一百四十六人，當場打死十一人。

嘉靖三年，群臣爭“大禮議”，一次廷杖一百三十四人，打死十六人。

讀書人十年寒窗，一朝立于朝堂，卻隨時可能因一句逆耳之言，被剝下褲子杖斃于階前——這就是被明吹艷羨的那個“有風骨”的時代里，士大夫真實的體面。

侍講劉球只因上疏忤了權閹王振，被下錦衣衛詔獄，明人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里記下了那一幕：錦衣指揮受命入獄殺他，劉球大呼太祖太宗而受刃，臨死還在呼喊著開國的皇帝，可那尸身竟僵立不仆，行刑者把他踹倒，再解其支體，肢解之后草草埋在衛所的后墻根下。這就是詔獄，一個不見天日、隔著墻嗥呼而外人悄不聞聲的所在。

包括明初竟把早已廢絕的人殉重新拾了回來：

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幾代皇帝一咽氣，就要拉上一批青春妃嬪去給棺槨陪葬，活活送死，直到明英宗臨終前才算良心發現，下詔永遠廢止。

便是那位以剛直著稱的清官海瑞，上疏規諫天子時所舉的祖宗成法，竟是太祖當年剝皮囊草的酷刑——把貪官的整張人皮剝下，填進稻草，公座旁示眾。一個王朝最被人稱道的清官，他心里供著的好榜樣尚且是這般血淋淋的東西，這底色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對任何一個封建王朝都生不出半點好感，相較之下，宋或許還稍稍溫厚一點，但所有這些王朝都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它們的偉大，從來都是用平民的血肉去喂養的。

明朝黃宗羲，他是抗清義士，國亡之后隱居著書，按說該是最“忠”于大明的那一種人，可正是他，在《明夷待訪錄·原君》里寫下了那句幾百年后讀來仍叫人心驚的話：

“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上古“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后世卻“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帝王為了一己的家業，“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把萬民的血肉當成自己產業的利息，還視為天經地義。

所以他說，今天的百姓“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x夫”，本就是這些人應得的下場。

一個為故國流過血、幾乎把命都搭進去的人，尚且看得這樣清醒、罵得這樣痛快，而今那些既不曾披一寸甲、也不曾流一滴血的愚氓，卻隔著史書，一往情深地替那些封建招魂，這正是第一史觀最成功也最殘忍的馴化，它讓早晚要被碾碎的人，反過來去歌頌那臺碾碎了他們祖先的機器。

好像愚氓們自認自己是君臨天下的那一個，而絕不會是城墻下的民夫、殿陛前血肉模糊的廷臣、棺木里被殉葬的女子。

前段時間分享了錢穆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里說的觀點，歷史本是人群生活的記錄，離不開具體的文化脈絡。

即它是無數普通人，在無數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尋常日子里，一鋤一犁、一針一線，慢慢織就的。

種糧的、織布的、鋪路的——是他們，而不是金鑾殿上某一個人，建筑了我們這個文明。

如果所有人都想做人上人，那誰來做人？

如果一個社會人人都想踩著別人證明自己。

人與人之間還會有真正的尊重嗎？

一個人的價值如果完全系于外在標簽，那他這一生都只能活在恐懼里，因為位置永遠是相對的，永遠有人在你之上，也永遠有人在追趕你。

很多人終其一生都在爬梯子，卻忘了為什么爬，拼命地卷，拼命地爭，拼命地證明自己。

一旦“做人上人”被設定成唯一值得過的人生時，絕大多數人注定會失敗。

因為高位本來就只能容納少數人，于是這套邏輯開始向下滲透、碎片化。

人們用房子、車子、財富……搭建龍椅，每個人都在尋找一個能夠俯視別人的小小高度。

然后把自己困在上面。

這何嘗不是文明停滯不前的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