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中歐關系“冰與火并存”，合作是唯一出路

題記： 本文為北大國發院院長黃益平教授2026年5月31日在CF40雙周閉門研討會第488期“中歐經貿與產業合作：挑戰與對策”上所做的主題演講。

“中國沖擊2.0”論調背后歐洲在焦慮什么

我的發言主要分享歐洲交流后的一些觀感和判斷，并不都是直接與歐洲相關。需要提前說明的是，我并不贊同所謂“中國沖擊1.0”、“中國沖擊2.0”這樣的說法，但為了方便討論起見，我會借用這樣的名詞。在全球化時代，沖擊一直在發生，比如德日制造業的崛起和美英金融業的主導，關鍵的問題是各國所做的相應的調整。

首先，當前國際上炒作最多的一個話題就是“中國沖擊2.0”。這一討論已經變得非常普遍。我們在歐洲期間，幾乎每一次雙邊會談、智庫研討、政企座談里，幾乎每一次討論都會提到“中國沖擊2.0”所帶來的結構性挑戰。

所謂“中國沖擊1.0”，是指中國加入WTO之后，大量低端輕工、紡織、玩具等傳統制造業產品出口，對國際市場產生了一定影響。但客觀來說，那一輪沖擊對許多發達國家的結構性影響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很多勞動密集型產業本來就處于產業外遷周期，即便沒有中國產能承接，也會向其他低成本經濟體轉移。正如一些美國經濟學家分析的那樣，發達國家制造業就業機會的流失，與其說是由中國造成的，不如說是由技術進步帶來的自動化迭代、全球產業分工變遷共同作用的結果。總之，這是一個動態演變的過程。

而這一次所謂的“中國沖擊2.0”，主要是指過去幾年我國外部失衡有所加劇，尤其是在電動車、鋰電池、光伏、高端機械、工業機器人、半導體等前沿高端制造領域開始形成規模化競爭。它與過去的主要區別在于，這些領域原本是發達國家深耕數十年、自恃擁有穩固競爭優勢的領域。然而，中國依托完整全產業鏈配套、規模化產能與持續迭代的工藝，一進入就做得相當出色——不能說全部細分品類都達到頂尖水準，但從實地調研和行業數據來看，許多高端產品的品質已經接近歐洲水平，大約達到90%甚至95%以上，而依托本土產業鏈優勢，綜合生產成本卻能低30%到50%，這就形成了相當大的性價比競爭優勢，也直接催生了一些國家口中“中國貿易海嘯”的評價。

事實上，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經濟一直在循序漸進推進再平衡，已經取得很大進步。最近，因為今年法國要主辦七國集團峰會，法國總統府委托CEPR（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做了一份關于《新的全球失衡》的專題報告，我受邀撰寫其中的中國經濟分報告。在系統梳理歷年數據時我發現，從二十多年前到現在，無論是投資占GDP比重、居民最終消費占比，還是經常項目差額占GDP之比，中長期維度都在朝著更加均衡的方向演變，再平衡確實在發展過程中。我們也注意到，2018年以來我國經常賬戶順差占比有所回升，2025年一度達到3.7%，較前幾年有所反彈，但仍未觸及4%警戒線，只是這一邊際變化的成因值得關注。

但現階段針對外部失衡的外部輿論與經貿挑戰確實較大。

第一個方面，是因為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變得相當大。雖然我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已從歷史最高時的10%下降到去年的3.7%，收縮幅度十分明顯，但也有專家指出，伴隨著全球GDP格局變遷，這一順差的絕對體量對應的相對規模，相對于世界其他地區的GDP占比反而上升了。這反映出，中國成為大國經濟體之后，即便自身在持續推進再平衡，存量順差規模依舊會對其他國家產業結構形成不可忽視的影響。

第二個方面，是關于“中國沖擊2.0”的討論。這一輪歐洲之所以在更大程度上產生了恐慌心理，原因在于這些領域原本是發達國家維系高收入、高福利體系的支柱產業，他們擔心，一旦中國產品大批量進入全球市場，很可能替代掉其本土存量產業。如果這些支柱產業被替代或受到持續擠壓，這些國家能否培育新產業填補經濟缺口、維系原有福利開支？那些高新產業培育順利、經濟多元的發達地區，擔憂相對較小；但歐洲大部分經濟體產業結構高度綁定傳統高端制造，面臨的轉型壓力就凸顯了出來。

簡單來說，這一輪很多發達國家的體感與過去低端產業外遷時代是完全不同的。

全球科技格局演變：東北亞崛起與歐洲的尷尬

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新興科技和產業全球布局最近出現的一些變化。以AI領域為例，變化非常明顯。第一梯隊是中國和美國，在算法研發、算力基礎設施落地和商業化應用場景落地方面都做得相對較好。第二梯隊，大家普遍認為英國也做得不錯。我們去英國交流時，總體感覺英國向上的勢頭是很明顯的，他們的態度和立場相較于歐盟大陸經濟體相對緩和一些。由于英國本土傳統制造業底盤沒有西歐德法等國厚重，因此受到中國高端制造替代的直接沖擊有限，未來產業向上拓展的空間相對要好一些。

我們過去并沒有特別注意到的，是最近在與各國產業界、智庫交流時發現的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除了中國之外，東北亞在AI發展過程中的硬件崛起非常值得關注。從日本的前沿新材料、精密零部件，到韓國的存儲芯片，再到中國臺灣的先進制程與封測產業，總體來看，東北亞為全球AI產業鏈——主要是為西方科技企業——提供了一個穩固完善的硬件基礎。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無論是從全球資本市場投融資數據還是從新興產業產能動態來看，東北亞似乎正在迎來第二波制造業崛起的高峰。

在這個全球科創分層格局中，歐洲就顯得相對尷尬一些。他們表示，自身高校與科研院所儲備大量前沿創新專利和初創創新企業，但從產業化落地來看似乎沒有出現特別明顯的突破。從過去的數字經濟、GDPR數據保護規則落地，到穩定幣監管，再到AI立法落地，歐洲的監管規則出臺走得相對較快，但前沿產業創新商業化落地似乎沒有跟上制度建設的步伐。背后的原因非常復雜。我想用這個例子說明的是，在這個新興產業快速迭代的發展過程中，由于各國的資源稟賦、政策布局不同、發展程度不同，面對全球產業變遷的切身感受也會有所不同。

歐洲內部面臨多重困境

從歐洲內部來看，雖然歐盟27國訴求不一、內部分裂特征顯著，但當前全歐各界共識性的核心擔憂是：如果本土優勢產業被外來產品替代，而新興產業又無法及時形成體量補位原有經濟缺口，那么歐洲中長期經濟發展將面臨嚴峻挑戰。說得嚴重一點，歐洲認為，這已經不是一般性市場競爭焦慮的問題，而是關乎高福利制度存續的系統性挑戰。

這也是為什么中美之間與中歐之間在許多經貿、科技問題上存在明顯差異。美國的焦慮，最初源于中西部小鎮藍領青年崗位流失帶來的分配矛盾，后來隨著我們新能源、5G、高端裝備等產業的崛起，又延伸出全球科技制高點競爭和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權博弈的問題。但總體來看，美國向上的產業創新勢頭依然強勁，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科技、航空航天等前沿領域的科技創新、產業創新、高端制造和金融服務等方面的競爭優勢仍然十分突出。美國擔心的，是有朝一日是否會被中國在部分賽道趕超，而它自身整體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仍然非常活躍。

最近見到從美國來訪的業界朋友，談到歐洲時，他們表示歐洲現在擔心的是中國的產業擴張會不會導致歐洲將來喪失支柱產業、就業崗位與居民收入。美國人原來也擔心過這些制造業外流問題，我記得耶倫到訪我們學院訪問時也曾提到過相關議題。但那位朋友說，現在美國人不太擔心中國的產業對它們造成的就業問題，現階段產業就業頭號變量是AI自動化替代。我不知道這一判斷是否經過嚴謹數據確認，但他的總體感覺是，美國對中國問題的敏感性已經發生了階段性變化，這與歐洲當下的處境有著本質區別。

歐洲的問題在于，其運行數十年的高福利社會體系，高度依托汽車、精密機械、化工等高端制造的技術溢價和品牌壁壘獲取超額收益。而如今這些支柱產業正受到中國高性價比產品的較大沖擊。從內部短板來看，歐洲自身確實也面臨多重發展瓶頸。我們在德國實地調研期間聽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點：他們認為，由于德國本土資本市場發育不足、風險投資生態薄弱，雖然坐擁海量優質專利和專精特新初創企業，卻缺乏順暢的資本孵化路徑，無法將實驗室技術順利轉化為規模化新興產業。

我說，我們確實在產業轉化環節存在部分共性難題。我們原本以為德國是我們產業轉型升級階段重要的學習榜樣，但現在看來，步入產業升級新階段后，我們和德國同樣面臨直接融資不足約束科創落地的問題。我不確定這是否意味著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后，全球銀行業主導的傳統金融體系，難以適配創新產業發展，從而對各國金融體系改革提出了更大挑戰。

在英國我看到一組數據：歐洲原來很大一部分資本市場業務集中在倫敦市場，英國脫歐之后，現在留存相關業務占比只剩下4%，其余業務分流去了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歐洲大陸城市，但這些城市的市場承載力、配套法治環境短時間內很難完全替代當年倫敦所擁有的市場地位。歐洲整體資本市場發育不足，并沒有承擔起推動新興產業規模化發展的重要責任。

同時，歐洲人在創新問題上對監管和規范有著很高的重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通過嚴苛的合規門檻影響了初創企業創新的活躍度。在我看來，所有的產業監管規則最終都需要在創新發展與風險穩定、產業活力與合規管控之間尋求動態平衡。以GDPR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為例，歐洲在個人隱私保護層面做得非常完善，但落地多年的客觀結果是本土并沒有誕生出大型全球化科技公司或規模化大數據產業集群。

再看AI監管，歐洲很早就出臺了分層分類的AI監管法規，我們國內政策研究領域也多次組織學習借鑒——按不同風險層級進行差異化監管，沒有系統重要性的可以適度放寬監管、有系統重要性的才納入強監管范疇，結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歐洲本土標桿型AI龍頭企業稀缺。

這次我們在布魯塞爾會談時還談到穩定幣的問題，他們很自豪地說，他們的MiCA加密資產市場法規落地進度遠早于美國各類法案。我隨后問他們：既然監管規則落地那么早，為什么本土加密產業、區塊鏈相關產業沒有取得明顯規模化發展？當然，他們的立法邏輯可能是更重視風險管控、守住金融安全底線，這一政策取向無可厚非，但從產業發展的客觀結果來看，本土新興科創產業起色有限。

現在歐洲各國政策制定思路普遍在討論，要從過去偏重經濟穩定轉向重點提升經濟韌性。至于這個“韌性”如何量化落地、依靠什么產業實現，歐洲各國暫時沒有統一可行方案。

同時也要看到，歐洲內部并非鐵板一塊，南北歐、法德之間利益分化也是比較明顯的：法國、南歐經濟體受中國高端制造進口的影響更為直接，政策端更傾向出臺各類保護性貿易法案；德國、北歐多國在華實體投資體量龐大，跨國企業利益深度綁定中國市場，整體立場更為務實克制。歐盟27個成員國訴求分化、政策博弈常態化，也導致各類統一產業政策落地執行效率大打折扣。當下歐盟接連落地CSA2《網絡安全法案》修訂案、《工業加速器法案》等新規，不少規則披著安全、產業扶持外衣，實質上抬高外資準入門檻，將經貿議題泛安全化、政治化。

堅定不移地推進國內經濟再平衡

盡管歐盟保護主義政策持續加碼、貿易壁壘不斷增加，但中歐之間深層次的利益共同點應該還是很多的。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未來我們可能面臨歐洲經濟受到產業沖擊、增速承壓的局面，那么我們應該怎么辦？在歐洲開會時，我曾對一家頭部智庫研究所的所長說：在全球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大國博弈加劇的大環境下，中歐也許是多邊開放國際經濟體系最后的希望。這一體系能否長期持續下去至關重要。如果中歐之間真的爆發大范圍嚴重的貿易戰或經濟對抗，對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沖擊將會非常大——美國的經貿政策取向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

那么，如何化解當前雙邊摩擦矛盾？我的看法是，我們的對外經貿思路，應該從過去單純強調自身產業“競爭力”轉向追求雙邊經貿“共贏”。

當中國成為一個大國經濟體——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產值占全球比重超過30%——本國任何一輪出口擴張、進口結構變動，都會對國際市場供需均衡、伙伴國產業就業形成實質性影響。如果現實民生問題不能得到合理疏導化解，單純談論自由貿易的宏觀好處很難獲得對方民意與政策層面認同。因此，我們開展對外經貿布局時，需要充分考慮貿易伙伴的產業承受力和政策反應邏輯，在頂層戰略思路上與時俱進作出轉變。

具體而言，我認為有兩個層面的落地方向。從內部來說，我們需要堅定不移推進國內經濟再平衡。事實上，我們應該已經意識到或者正在意識到的是：如果不能穩步扭轉外部失衡格局，我們自身內需不足、過度依賴外需拉動增長的模式，中長期也會出現增長可持續性隱患，因此依托擴內需實現經濟再平衡，既是化解國際輿論壓力的需要，更是我國自身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未來我們需要在國際多邊場合、雙邊經貿會談中作更好、更清晰的政策溝通——這不僅是為了實現雙邊經貿共贏，也是為了穩固我國自身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底盤。再平衡是未來很長一段時期里至關重要的宏觀政策方向。

而穩住國內房地產市場，正是落地內需擴容、推進宏觀再平衡的關鍵抓手，在當前宏觀環境下具備全局性戰略價值。房地產業鏈條貫通上下游建材、家裝、家電、物業服務等數十個實體產業，是國內居民大宗消費與地方財力的重要依托和我國居民家庭資產最主要的配置標的，同時關聯銀行信貸、非標融資等金融體系。立足“房住不炒” 基本定位，短期以穩預期、去庫存、保剛需為導向，中長期落腳構建租購并舉的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多措并舉精準施策十分必要。

中歐關系“冰與火并存”合作是唯一出路

關于中歐經濟合作的具體領域，我梳理出五個可落地的細分方向，可以與歐洲各國共同研討推進，同時發揮雙方各自的比較優勢，實現分工協作、合作共贏。

第一是綠色轉型領域，也是雙方合作體量最大、落地確定性最高的賽道：中國擁有光伏、風電、儲能、新能源整車全鏈條規模化產能，成本與產業化落地優勢突出；歐洲在綠氫、碳捕捉、碳足跡核算標準、新型電網技術、綠色項目認證體系方面積淀深厚，二者產業鏈互補，是歐洲落實綠色新政、實現碳中和目標繞不開的合作路徑。

第二是高端制造分工協作：探索形成差異化分工模式，歐洲聚焦高附加值上游環節，主攻核心零部件、特種材料、工業軟件、整車底盤設計；中國立足規模化智能制造、終端產品組裝落地與廣闊本土消費市場，以汽車產業鏈合作作為典型范本，實現上下游利益綁定。

第三是工業AI與智能制造領域謹慎深耕：歐洲在數據合規、隱私立法、AI全球治理規則構建方面具備先發優勢；中國坐擁海量工業應用場景、龐大算力底座與智能制造落地經驗，雙方可以避開通用大模型、人臉識別等敏感領域，聚焦工廠智能化改造、工業數字化等務實項目開展合作。

第四是高端服務業雙向開放，該領域政治敏感性偏低，是歐洲對華服務貿易順差的核心來源：2024年歐盟對華服務貿易順差突破500億美元，知識產權許可費用規模超百億美元，金融、保險、商事法律服務、醫療、高端教育等行業，既是歐洲優勢產業，也契合國內產業升級的現實剛需，雙向開放能夠穩步做大雙方利益蛋糕。

第五是第三方市場聯合開發：優先避開高度政治化的歐盟整體談判框架，選擇德國、法國等行動力更強的單一主權國家結伴出海，在非洲、中亞等全球南方市場共同落地新能源、基建、制造業園區項目，依托各自優勢聯合開拓增量市場。

簡單做一個結論：當前中歐之間關系呈現典型的冰與火并存格局，關稅壁壘、各類保護性法案不斷加碼代表“冰層加厚”，但跨國企業持續加碼對華實投、綠色轉型剛需、多邊體系共同訴求構成底層“暖流”，盡管確實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但雙邊深度綁定的利益基礎仍然客觀存在。真正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在哪個領域、遵循什么規則合作。話雖這么說，具體落地推進并不容易。總之，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長期高度跟蹤關注的問題。

文章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