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與中國：那些未盡的答案

壹

1994年10月，格林斯潘第一次來到北京。那一年，中國正被通脹困擾。坐在他對面的，是一位中國官員。

這場會見后來被收錄進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的檔案。[1] 格林斯潘對這位官員說，中國的成功，對美國和整個世界都很重要。他說，美聯儲愿意在自己積累了幾十年經驗的技術領域，盡力協助中國央行。[2]

這不是一句外交辭令。格林斯潘接著向他解釋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金融體系只是用來核算物資的名義價值。而一個真正成熟的金融體系，只有在市場經濟中才有意義。[1]

理論與現實總是隔著一層厚厚的霧。1994年的中國正在經歷一輪陣痛，價格闖關與匯率并軌帶來的沖擊還未消化。有關部門需要面對的，不只是如何降溫經濟，還有如何理解一整套陌生的金融語言體系。

這位官員對格林斯潘說，你比我大兩歲半，所以你也比我聰明百分之二點五。你是經濟學家，我只是個電氣工程師。[1] 這句話后來被反復引用，但它的價值不在于幽默，而在于顯示出當時中國對外部金融管理經驗的真實渴求。

這種渴求是務實的，具體的，不是姿態。這位官員在會見中向格林斯潘提出了一連串技術問題：外匯儲備應該維持在什么規模才合理，加息這種工具在中國的實際效果是否會和美國一樣，國有企業的債務結構應該如何調整。[1] 這些問題，后來都成為中國金融改革路徑上繞不開的節點。

格林斯潘的回答，沒有回避中國體制的特殊性。他承認，美國行之有效的方法，未必能直接搬到中國。利率工具在美國能起作用，是因為企業對資金成本足夠敏感。但在當時的中國，許多國有企業并不在乎利率高低，[1] 這個判斷，后來被證明相當準確。

后來，中國成功平息了通脹。這樣一個處于激烈轉型、傳統體制深厚的經濟體，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是了不起的成績。背后是一系列財政與金融改革措施的疊加，當然不能簡單歸功于一場對話。

格林斯潘與中國的交往，就是從這樣一個對談者角色開始的。他沒有也不可能居高臨下地評判一個陌生的經濟體，而是用美聯儲幾十年積累的實務經驗，去解釋一套對方還在學習的語言。

格林斯潘相信，一個運轉良好的現代金融體系，本身就是一種公共品。它不屬于某一個國家，而是幾十年市場實踐沉淀下來的共同知識。把這套知識分享給正在轉型的中國，在他看來是順理成章的事。

這種判斷，在往后三十年里，反復出現，又反復被現實修正。1994年的格林斯潘，還只是一個愿意傾囊相授的訪客。他不會預見到，十年之后，自己將不得不站在國會山，為中美之間的匯率爭端，親自做出擔保。

貳

2000年5月18日，格林斯潘走進白宮。當天在場的，還有時任總統克林頓。他要談的，不是貨幣政策，而是一項關系到中國能否獲得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的投票。

這次發言的起因，是眾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吉姆·里奇的請求。里奇希望格林斯潘能就這項議案，向國會表達自己的判斷。格林斯潘選擇在白宮公開宣讀這份意見，這本身就說明了他對這件事的重視程度。

他的論述，跳出了平日那種含糊其辭的聯儲式語言。他說，把中國經濟納入全球市場，會讓全世界的資源配置變得更有效率，也會提高中國和它貿易伙伴的生活水平。如果中國接受世界貿易組織帶來的國際競爭，勢必會推動其內部的經濟發展。

格林斯潘極少在公開場合表達與政治相關的判斷。他平日的角色，是一個專注于利率和通脹數據的技術官員。但在這場白宮的發言里，他把市場化和中國，直接聯系在了一起。

他還具體描述了這種聯系會如何發生。他說，隨著中美貿易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國內的法治環境會被強化，經濟改革的方向也會因此更加堅定。中國的公民將在生活方式和就業選擇上擁有更多自主權。

這段判斷，要放在2000年的語境里看。當時中國剛剛結束長達十幾年的復關與入世談判，改革開放的方向感很強。格林斯潘看到的，是一個正在快速融入全球體系的經濟體，而不是一個靜止的國度。

他給出的數據支撐也很具體。他說，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日本，可能接近美國經濟的一半。（當時）中國的貿易額占全球貿易總量的3%，而這個比例，會隨著加入世貿組織而進一步擴大。

格林斯潘的結論很簡明。他認為，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符合美國的利益。這場發言之后不久，美國國會通過了相關法案，中國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二十六年后回看這段證詞，留給后人的不只是一個歷史決定的注腳。市場化是否必然帶來個人權利的擴散，這個判斷在多大程度上被驗證，本身是一個開放的問題。格林斯潘當年沒有給出時間表，也沒有附加條件。他只是基于自己對市場機制的信念，做出了一個長期判斷。

這種信念，在隨后的歲月里，不斷接受現實的檢驗。理論說得漂亮，但現實中的貿易摩擦，很快就會找上門來。

叁

格林斯潘在白宮為中美貿易關系背書五年之后，自己卻站到了另一個位置上。這一次，他不再是理論的闡述者，而是危機的斡旋者。

事情的起因，是參議院里兩位議員的提案。舒默和格雷厄姆聯合推動一項動議，要求對所有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征收27.5%的關稅。理由是人民幣被嚴重低估，這給了中國出口商不公平的價格優勢。[4]

這項動議在參議院獲得了67票支持，只有33票反對。[4] 這意味著，如果議案真的走到最后，中美之間的貿易關系將面臨一次實質性的沖擊。國會內部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不滿，已經積累到了臨界點。

2005年6月30日，格林斯潘和時任財政部長斯諾，親自出面會見了舒默、格雷厄姆等參議員。他們向這些議員做出了一個承諾：中國正在調整自己的匯率政策，改革已經在路上。[4]

這個承諾，帶著明顯的政治分量。格林斯潘用的不是經濟學家的身份，而是美聯儲主席的信譽。他相信，與其用關稅去強迫中國讓步，不如給中國一點時間，讓匯率改革按照自己的節奏推進。

參議員們接受了這個說法。他們同意把表決日期推遲到9月份，先觀察中國是否真的有所行動。[4] 這是一場用信任換取時間的交易，而格林斯潘是這場交易里最重要的擔保人。

三周之后，結果出來了。2005年7月21日，中國宣布人民幣升值2%，同時改革了匯率形成機制，不再單一盯住美元，而是參考一籃子貨幣。[4]這個變化幅度不算大，但方向是明確的。

舒默后來在公開場合評價這次調整，他說這個幅度比預期要小，但借用中國的一句古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4]這句話，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國會對格林斯潘擔保的認可。

這次斡旋，展示了格林斯潘身上那種外人難得一見的實務能力。他不只是一個坐在辦公室里推演模型的經濟學家，也愿意走到國會山，用自己的聲譽去為一個外國政府的政策方向做背書。這種角色，與他平日給人留下的形象，有著微妙的差異。

這次斡旋，沒有也不可能徹底解決問題。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失衡的爭議，在隨后的十幾年里反復出現，從未真正平息。2019年，美國財政部正式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這是自1994年克林頓政府以來，美國第一次做出這樣的認定。[5]

格林斯潘在2005年爭取來的那幾個月時間，只是延緩了沖突的爆發，而沒有改變沖突的軌跡。這一點，他后來在多次國會作證時也有所體現。他始終反對用關稅去解決匯率問題，并提醒議員們記住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教訓——那次貿易保護主義的嘗試，加劇了大蕭條的程度，也侵蝕了國際社會之間本就脆弱的信任。[6]

這種態度，貫穿了他對中美經貿關系的整個判斷框架。他相信市場機制最終會起作用，也相信對抗性的政策工具，往往會帶來比預期更大的代價。這種判斷，在2005年那次擔保里得到了驗證，但也在隨后的歷史里，反復遭遇現實的挑戰。

肆

一個畢生反對監管干預的人，晚年卻在國會公開承認自己的局限。2008年10月，金融危機已經全面爆發，格林斯潘坐在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的聽證席上，說出了一句后來被反復引用的話。他說，這場危機發展的范圍，遠遠超出了他的想象。[7]

這句話的分量，不在于認錯本身，而在于說出這句話的人是誰。格林斯潘執掌美聯儲將近十九年，是那套相信市場自我修正能力的經濟哲學最堅定的實踐者。他在那一刻承認，自己依賴了幾十年的理論框架，出現了裂縫。

這種自我修正的姿態，延續到了他晚年與中國相關的幾次訪談里。2014年到2015年間，他接受中文媒體專訪，談到了支付寶和余額寶。他說，余額寶實質上是一種金融中介，把較低的存款利率，轉化成了銀行間市場更高的回報。這件事對中國是好事，是金融體系走向正常化的第一步。[8]

他也談到了對中國影子銀行問題的看法。他說，這些年投資者普遍相信，一旦出問題，中國央行會出手相救。這種預期本身，也反映在中國鋼鐵產能過剩等具體問題上。[9]他沒有用危機這樣的字眼，而是把這些現象，放進一個更長的結構調整周期里去看待。

最有分量的一句話，出現在他回憶與朱镕基的交往時。他說，九十年代中期，他和朱镕基有過很多次交流。朱镕基曾經向他描繪過中國金融行業二十年后的樣子。多年以后，他聽到時任央行行長周小川總結中國金融業過去二十年的發展軌跡，幾乎和當年朱镕基描述的一模一樣。[9]

他說，這讓他感到驚喜，規劃有時候真的是行之有效的。[9]這句話，出自一個一生都在論證市場自發秩序優于集中規劃的人。他沒有否定自己過去的判斷，但他承認，眼前的事實，值得被認真對待。

這種態度，貫穿了他晚年觀察中國的方式。他不再像1994年那樣，扮演一個傾囊相授的導師。他更像一個謹慎的旁觀者，愿意在事實面前調整自己的判斷，但不輕易給出結論。

從1994年到2015年，跨度超過二十年。這二十年里，他對中國的判斷，經歷了一次清晰的轉變。最初，他相信自己手中握著一套現代金融的通用語言，可以傳授給一個正在轉型的經濟體。到了晚年，他開始承認，有些路徑，是規劃本身走出來的，而不是市場自發演化出來的。

這種轉變，沒有否定他一生的信念，卻讓這套信念，顯得更有彈性，也更接近真實的世界。

格林斯潘活了一百歲，覆蓋了從大蕭條到數字貨幣的多個時代。這100年，人類的進步超過了此前的2000年。他與中國的交往，跨越了中國從計劃經濟尾聲發展到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大周期。這幾十年的發展，比此前2000多年的總和還要多得多。其中有很多個具體的時刻交疊在一起：1994年北京的一次會見，2000年白宮的一段證詞，2005年國會山的一次擔保，2015年那句遲來的讓步。

格林斯潘走了，留下的不是一套完整的答案，而是一連串沒有終點的判斷。他曾說，市場會帶來自由。他在國會說過，危機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在晚年說過，規劃有時候真的有效。這些話彼此矛盾，卻都出自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年紀，面對同一個國家。或許這正是他留給后人最誠實的遺產：一個人能做到的，不是永遠正確，而是一直在看，一直在做，也一直在改。

[1] Brookings Institution, A Conversation with Alan Greenspan, Chairman of the U.S. Federal Reserve Board (1994年10月對話記錄)。

[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3] 騰訊新聞,《朱镕基會見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時的談話》，摘自《朱镕基講話實錄》第二卷。

[4] EveryCRSReport.com, China's Currency: U.S. Op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ly 29, 2005。

[5] CNBC, US declares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August 5, 2019。

[6] U.S. Congress, Currency Manipulation and Its Effect on U.S. Businesses and Workers (國會聽證記錄)。

[7] Baiduwiki, Alan Greenspan（the 13th Chai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引用2008年10月國會作證內容。

[8] 新浪財經,《格林斯潘眼中的中國互聯網金融》。

[9] 界面新聞,《格林斯潘之憂：未來應警惕高杠桿泡沫》,《陸家嘴》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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